书城医学中医治病的奥秘——辨证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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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辨证尖端”,汤方辨证

方证是古代医家收集临床症状后判断归纳为证,并用相应的有效方药治疗,归结、积累的经验,具有深刻的科学内涵。

方证是《伤寒论》的主要组成内容,是辨证论治的重要核心内容。对于中医治病特点,经方家胡希恕先生有精辟的论述:“中医治病之所以辨证而不辨病,是与它的发展历史分不开的。由于中医的发展远在数千年的古代,当时既没有进步的科学依据,又没有精良的器械利用,故势不可能有如近代西医,面向病变的实质和致病的因素,以求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而只有凭借人们的自然官能,于患病人体的症状反映上,探索治病的方法。

经过千百年的长久时间和亿万计的众多人体,观察再观察,实践复实践,不但促进了四诊的进步、药性的利用和方剂配制的发达,而且对万变的疾病,亦终于总结出来如八纲六经等一般的规律反映,并于此一般规律反映的基础上,总结出种种通治一般疾病的验方(方证),所谓伊尹汤液经即集验方(方证)的最早典籍。”

汤方辨证是以汤方的适应证及其病机为基本模式来辨识疾病的方法,就是在临床诊治过程中,着重辨识各个方剂所主治的证候。有是证用是方,其运用有关方剂治疗的特定证候,通常称为方证。汤方辨证的鼻祖是《伤寒论》,汤方辨证的特点在于其主症体现了病证的病理本质,辨证一旦明确,方药的使用也就随之明确。如第34条说:“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第101条云:“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这里所说的“桂枝”“柴胡”乃非指药物名称,而属病证范畴,桂枝证即太阳中风证之互辞,柴胡证系少阳病的代名词。

条文中方药选择措辞严谨,根据病证与汤方的对应程度而分别选用“汤主之”“宜汤”“可与汤”,汤方与病证丝丝入扣,不容含糊。但是《伤寒杂病论》中汤方的应用富有更多的灵活性,汤方药物因证而变,药量因证而变,药物炮制乃至汤方煎服,都随着病情的变化而变化,这种每一病证与每一汤方的直接对应,互为约束限定的证用方名、方因证立、方证一体的内在联系贯穿于整个《伤寒论》之中,充分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精神。

比如根据六经辨证与八纲辨证分析,太阳病为外感热病的初期阶段,乃系风寒外束,邪客于表,法宜解表透汗,达邪外出。但究竟是用峻汗的麻黄汤,缓汗的桂枝汤,还是小汗的桂枝麻黄各半汤呢?再如阳明病为里热炽盛的峰极阶段,阳明热证宜清,实证宜下,但在热证治疗中,是用清宣的栀子豉汤?还是用清滋的白虎汤?抑或是清滋益气的白虎加人参汤呢?基于六经、八纲辨证过于概括而不够具体,故务必将六经辨证与汤方辨证相结合,始能辨证确切,施治有据。临床上只有认真辨识各个汤方的具体脉症,才能使辨证和论治得到最终的统一,方可使方药切中病机,收到预期效果。否则,尽管六经分证井然有序,若汤证不明,亦不能使疴疾得瘳,奏效卓著。

张仲景把方证归六类而有六经辨证。对比研究《伤寒论》和《汤液经法》,可察觉张仲景撰成《伤寒论》的轨迹。由《汤液经法》可看到,其主要内容是记述前人所用经验方药及其适应证。丰富的方剂和适应证的积累,孕育着经方理论的形成。到了张仲景时代,人们认识到了每个方剂治愈疾病,不但与症状特点有关,而且与疾病的病性(寒、热、虚、实)、病位(表、里、半表半里)有关,这样把方证归类,则大体有六类不同的方证,即:

麻黄汤方证、桂枝汤方证、桂枝加桂汤方证、桂枝加芍药汤方证、桂枝加葛根汤方证、栝蒌桂枝汤方证等,皆有发热、恶寒、身疼、脉浮等症。《伤寒论》认为这些方证病位在表,病性属热、实、阳,便称之谓表阳证,共同特点是:“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亦即太阳病。

白虎汤方证、大承气汤方证、泻心汤方证等方证,皆有发热、汗出、口渴、大便难、脉数等症,其病位在里,病性属热、实、阳,便称之谓里阳证,共同特点是“胃家实”,亦即阳明病。

小柴胡汤方证、黄芩汤方证、四逆散方证、奔豚汤方证等方证,皆有寒热往来、口苦咽干、胸胁苦满、目眩等症,其病位在半表半里,病性属热、实、阳,便称之谓半表半里阳证,共同特点是口苦、咽干、目眩,亦即少阳病。

麻黄附子甘草汤方证、白通汤方证、麻黄附子细辛汤方证等方证,皆有恶寒、无热、脉微细、但欲寐等症,其病位在表,病性属寒、虚、阴,便称之谓表阴证,共同特点是“脉微细,但欲寐”,亦即少阴病。

理中汤方证、附子理中汤方证、吴茱萸汤方证等方证,皆有自利不渴、腹满而吐、食不下等症,其病位在里,病性属寒、虚、阴,便称之谓里阴证,共同特点是“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亦即太阴病。

乌梅丸方证、柴胡桂枝干姜汤方证、半夏泻心汤方证、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方证等方证,皆有口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四肢厥冷上热下寒等症,其病位在半表半里,病性属寒、虚、阴,便称之谓半表半里阴证,共同特点是“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痛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亦即厥阴病。

这就是张仲景总结完成的方证和六经理论体系,也说明《神农本草经》和《汤液经法》时代已积累了许多前人的有效方药,孕育了经方方证和理论。

六经和八纲虽然是辨证的基础,但满足不了临床实际的应用。例如太阳病当发汗,但发汗的方药很多,是否任取一种发汗药即可用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中医辨证不只是辨六经和八纲,还要再辨方药的适应证。太阳病须发汗,但发汗必须选用适应整体情况的方药。太阳病若出现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则宜与桂枝汤;若出现头痛、发热、身痛、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则宜与麻黄汤;若出现无汗、恶风者,则宜与葛根汤;若出现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则宜与大青龙汤等等。以上诸方虽均用太阳病的发汗法,但各有不同的适应证,用之不当反而有害。

辨方证是六经、八纲辨证的延续,治病有无疗效关键在于方证是否正确,后世及日本经方家常称之为“方证相应”

或“方证对应”。是说方证相应,犹如百钧之弩,矢尖应的,一举贯革;如方证不相应,虽弓劲矢疾,去的弥远,因此,方证相应是临床治病取效的前提。经方家胡希恕先生把辨方证称之为“辨证的尖端”。

《伤寒杂病论》中的汤方辨证具有更准确的针对性,其创立的“汤方”辨证论治体系,有利于辨证与治疗的客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