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时期的玄学开始与佛家学说结合，逐步走向了玄释合流，在理论上已经没有什么大的建树，主要沿袭正始以及西晋时期的玄学思想，同时又吸收佛家的理论思想，以维持其越来越枯燥的理论生命。玄学在思想领域为佛学的中国化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条件，这时期的玄学已逐渐脱离了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而仅仅作为士大夫们精神修养的理论说明。东晋时期的名士们往往都善于谈“玄”，并且是否善于谈“玄”已经成为当时区分士人雅俗的标准，玄学中虚而又虚的思想境界成为他们的一种精神向往。他们主张“心夷体闲”，追求内心的虚空灵动，既享受现实中优裕的物质生活，又追求精神的高远之致，崇尚高雅的生活情趣，无论在朝在野，只求适意而已，以幽雅从容的风度，过着风流潇洒的生活。
东晋时期的玄学代表人物为僧肇，著有《肇论》，主要阐述了万物是既有又无，有无双生而并存的。东晋时期的玄学，主要特点为大量佛学理论的渗透，对于后世禅宗的产生具有重大的作用。此外张湛也是东晋时期玄学思想的代表，不过其在玄学理论上已经没有什么大的建树。
张湛，字处度，高平（今山东巨野南）人。据考证，张湛做过镇军司马，孝武帝时以中书侍郎致仕。他为《列子》做过注，据说也为《庄子》《文子》做过注，但都没有流传下来。此外，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张湛还著有《养生要集》十卷。其在玄学理论上没有什么建树，不过却在“贵虚”理论上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见识，主张“心夷体闲”，寻求内心的虚灵，空寂，既不放弃富裕悠闲的物质生活，又追求精神修养的高远之致，这正好为东晋士人优雅卒岁的生活情趣作了最好的理论说明。
至此，魏晋玄学从何晏发端而归于张湛，终于完成了其整个玄学理论大厦的建构。其中玄学“三大派”有关名教与自然的看法，深深影响了后世中国文人的生活态度与处事原则，玄学理论家们的亲身实践为他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生活样本。总之，魏晋玄学作为一种“玄而又玄”的哲学，是一门思想成分极为丰富的学问，它将儒释道三家紧密结合起来，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并且对中国以后封建社会中士人们的政治人生选择，以及文学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可以说，玄学直接引导了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使文学创作日趋自觉化与个性化，并且促进了士人们积极追求自由、寻得个性解放的觉醒精神。“魏晋风度”成为后世人们所向往的一种精神人格，对自然的追求以及自身生命的展示与体认的自由意识由此肇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