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以后，我跑到了成都，我好久不再知道江上云巨著进行的情形，一直到天气又冷下来，西风扫着落叶的时节，我接受一个书局的聘约，编一本文艺刊物，我又想到了江上云，我写信给他，请他写点短稿。我的信很短，但结尾处我询及了他的巨著的进行。
一星期后，我接到他的回信，没有寄我稿子，他在信里先感谢我想到他，接着告诉我他现在什么短稿都不写，专心致志在写那部巨大的小说，于是他用很大的篇幅同我谈他的小说。他第一先说，在他工作进行之中，他已经发现我对于年代的意见的可贵，他的故事现已提早十年，于是书名也改为“一九三○级”了。第二他说到人物，主角三十六人现已改为二十八人，配角则由四百四十五人减到二百○九人；于是他说到其中五个社会主义者本定写成终身是同志的，现在计划在一九四○年的时候分为五派，代表五种社会主义不同的观点。……他还说了许多其他计划中碎琐的改动，我也无法一一记起。
我对这封信没有什么感想，我觉得一个长篇小说的构思，计划上的变动是常有的事，所以也没有再同他通信。以后我为那个文艺杂志的编辑与出版的事情忙，所以对江上云的消息也完全不知道了。
许久许久，大概是十几个月以后，有一个朋友请吃饭，他是成都某大学的教授，座中竟碰到了我在重庆教书时的同事张学韬，同一个听过我课的学生余既楠，余既楠是刚从重庆来的，异地遇旧友，我们三个人不免扯到学校与同学的情形，于是我们也谈到江上云，我说：
“江上云怎么样，你同他熟么？”
“我同他很熟。”张学韬说。
“你知道他在写一个巨大的长篇小说么？”
“我知道，”他笑着说：“他一见我就同我讨论，啊，他见谁就谈到他的小说。”
“他一定写得很多了？”
“他写了很多，但不知怎么，忽然又撕了重写。”
“啊，这个我知道，他本来是从一九四○年写起的，现在提前十年，从一九三○年写起；本来主角是三十六人，现在改为二十八人，配角也从四百多个人，减到二百个，所以我想他写好的都没有用了。”我说“他对工作真是认真。”
“你的话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张学韬笑着说：“他的主角早从二十八人改到二十人，又改十四人了，配角也减到九十七人。”但这时余既楠忽然说：
“我动身前几天还碰见他，他也同我谈到他的小说，听他说主角只有五个人，配角是四十个人。”
“那么又减少了。”张学韬说。
“我想这样也许容易成功。”我说。
“听他说这篇小说写成功要五百万字。”余既楠说。
“还是五百万字？”我说。
“他以前也说写五百万字。”张学韬说。
“我想他也许就因此不得不将人物减少，否则如果以人物为比例，那么他原先的计划怕要写成几千万字，一辈子也写不成功了。”我说。
“难道他原先写的又毁去了？”张学韬忽然问余既楠。
“这倒不知道他。”余既楠说。
饭桌上还有许多别人，我们就没有再谈下去。局散回家的路上，我心里很想写一封信给江上云，问问他的小说到底怎么样了。但回到家里，并没有立刻就做，一切不是立刻就做的事情，常常会永远不做的，第二天事情一忙，这个冲动就淡了下去，一直淡到再也不想到了。
此后我又离开成都，东奔西走，后来又到了国外，动石不积苔，一个人对事业固然如此，对朋友亦是一样，一切过去的朋友不但不再见面，连消息也都杳然。
六
这一隔竟是十来年，真想不到会在香港九龙的轮渡上碰见他。而他竟打扮得像一个绅士。
“你到这里多久了？”他忽然问我。
“还不到半年。”我说，“你呢？”
“三年了。”他说。
“日子过得真快。”我说。
“一转眼十来年了。”
这时候我忽然想到今年是一九五○年，想到这正是他的一九三○级的小说脱稿的日子，我就很直率的问他：
“你的那部小说呢？脱稿了么？”
“小说？”他虽然蓄着胡髭，而那骄傲而自信的笑容仍使我想到他过去的神情。
“你的一九三○级。”
“啊，后来我又改为一九四○级。”
“那么人物呢？听说主角减成五个。”
“啊，”他还是露着骄傲而自信的笑容说：“我后来减成了一个。”
“一个？”我说：“从你三十六个一班学生的主角中减成一个。”
“一个。”
“也是五百万字？”
“我写了几十万字，没有写下去。”
“怎么？我想那一定是非常精炼的作品了。”
“但是我毁掉了。”他说。
“为什么？”
“因为我的命相研究进步了。”他说：“我发觉我对那主角的命运有更正确的推断。”
“那么你的主角是……”我说：“我说那只剩一个的你小说里的主角。”
“不瞒你说，”他仍是在唇上挂着骄傲而自信的笑容说：“因为她已经是我的太太，啊，我替你介绍。”他说着拍在前座的一个穿着藏青丝绒披肩的肩膀。
于是，那个肩膀上的烫发的头颅回了过来，原来是一张丰满的，化妆得面白唇红的脸庞，露出一排稍稍长了一点的前齿。江上云说：
“这位是×先生，我的内人，啊，你也许记得的，我内人的名字叫李翠兰。”
“李翠兰……”我似乎听见过，但有点想不起来，忽然我想到了他小说的大纲：“啊，李翠兰；对不起，江太太，你是不是喜欢唱歌的？”
“是，是，你的记忆力真好。”江上云抢着代说：“她唱女高音，非常成功，下星期香港酒店二楼有她一个音乐会，你来好不好？”他忽然对他太太说：“票子。”
“啊，不客气，不客气。”我说：“我也许不见得有空。”
“你一定来，一定来，我们谈谈，谈谈。啊，你一定还没有听过她唱。”
他的太太低头打开了手皮包，拿出一礼套着牛皮筋的票子，回过她丰胖的面庞，这次可失去了笑容，似乎很严肃的问她丈夫：
“几张？”
“一张够了，我只有一个人。”我笑着说。
江太太于是抽出一张鲜红色的票子给江上云，我这时候看见江太太的手指甲比票子还红。江上云接过了票子看了看，他一面交给我一面说：
“她现在改了这个名字？”
我接过票子一看，上面写着；
“……Vocal Recital……Mrs．Chatherine L．Kiang……”
我正要看其他的字时，江上云忽然递给我一张名片，他说：
“你大概不知道我也改了名字。”
我接过一看上面印着三号仿宋：
“江底秋云命相”，我不觉吃了一惊，我说：
“江底秋云原来是你？”
他露出骄傲而自信的微笑，点点头。忽然指着名片上的小字说：
“那是我的地址。”
船突然一震，我看到乘客们都预备走出去，江太太先站起来，反过身等我们，我把他们给我的票子同名片纳入袋里，我说：
“谢谢你的票子。”一面也站了起来。江上云没有理我，他眼睛望着他的太太，江太太忽然又露出她稍稍太长的前齿对我笑着说：
“对不起，×先生，要你破钞，这票子价钱是二十元港币。”
回忆鲁迅
许寿裳
鲁迅先生是我的畏友，他的学问道德，“吾无间然”。自一九○二年在东京开始相识，至一九三六年他逝世为止，我们时常见面，经过了三十五年间的交谊。今年当他逝世八周年纪念，略写一点回忆如下：
一、改造社会思想的伟大一九○二年我和鲁迅同在东京弘文学院预备日语，却是不同班，也不同自修室，他首先来看我，初见时谈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有一天，谈到历史上中国人的生命太不值钱，尤其是做异族奴隶的时候，我们相对凄然。从此以后，我们就更加亲近，见面时每每谈中国民族性的缺点。因为身在异国，刺激多端，……我门又常常谈着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对于（一），因为古今中外哲人所孜孜追求的，其说浩瀚，我们尽可择善而从，并不多说。对于（二）的探索，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宣言只管很好看，书本上只管说得冠冕堂皇，天花乱坠，但按之实际，却完全不是这回事。至于（三）的症结，当然要在历史上去探究，因缘虽多，而两次奴于异族，认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说爱呢？……唯一的救济方法是革命。我们两人聚谈每每忘了时刻。我从此就佩服他的理想之高超，着眼点之远大。他后来所以决心学医以及毅然弃医而学文学，都是由此出发的。我爱读他的那篇小说《免和猫》（《呐喊》），因为两条小生命（兔）失踪了，生物史上不着一点痕迹，推论开去，说到槐树下的鸽子毛呀，路上轧死的小狗呀，夏夜苍蝇的吱吱的叫声呀，于是归结到造物实在将生命造得太滥了，毁得太滥了。这里，我认为很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的伟大。
二、事物价值判断的正确鲁迅学医的动机有好几个，据他自己说，第一，恨得中医耽误了他的父亲的病；第二，确知日本明治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医的事实。但是据我所知，还有第三个：救济中国女子的小脚；又据孙伏国先生说，还有第四个：由于少年时代牙痛的难受。这也是确的，不是他那篇《从胡须说到牙齿》（《坟》）里便提到这件故事吗？鲁迅当初学矿，后来学医，对于说明科学，如地质学，矿物学，化学，物理学，生理学，解剖学，病理学，细菌学，自然是根底很厚。不但此也，他对于规范科学也研究极深。他在医学校里不是伦理学的成绩得了最优等吗？这一点，我觉得大可注意的。他的口里虽然不讲什么道德，而于善恶是非之辨，却是最致力的。惟其如此，他对于一切事物，客观方面既能说明事实之所以然，主观方面又能判断其价值之所在。以之运用于创作，每有双管齐下之妙。举例来说：他利用了医学的知识写《狂人日记》，而归结善恶是非的判断，他道：“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又利用了弗罗伊特学说写（补天），说明女蜗氏创造力的伟大和美妙，而归结到判断其自我牺牲精神的彻底，说道：“伊的以自己用尽了自己一切的躯壳，便在这中间（太阳和月亮）耽搁，而且不再呼吸了。”这不是对于规范科学素有修养，明白了真善美的价值判断，那里能够到这地步呢？我们要知人论世，要驳倒别人而自立于不败之地，都非有这种修养不可。鲁迅有了这种修养，所以无论在谈话上或写作上，他都不肯形容过火，也不肯捏造新奇。处处以事实做根据，而又加以价值的判断，并不仅仅以文艺技巧见长而已。
三、读书趣味的浓厚鲁迅在东京研究文艺的时候，兼从章太炎师习文字学，从俄国革命党习俄文，又在外国语学校习德文，我都和他在一起。他生平极少游览，留东七年，我记得只有两次和他一同观赏上野的樱花，还是为了到南江堂买书之便。其余便是同访神田一带的旧书铺，同登银座丸善书店的书楼。他读书的趣味很浓厚，决不像多数人的专看教科书；购书的方面也很广，每从书店归来，钱袋空空，相对苦笑，说一声“又穷落了！”这种由于爱好而读书，丝毫没有名利之念。我们试读《而已集·读书杂谈》，他劝学生“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又在《小约翰·引言》中，他描写旧书铺的掌柜，仿佛是据网的蜘蛛，专待飞虫，自述“逡巡而入，去看一通，到底是买几本，弄得很觉得怀里有些空虚”。以后在杭州教书之暇，喜欢采集和研究植物标本，北京办公之暇，又喜欢搜集和研究古碑拓片等等，都是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这是鲁迅读书治学的态度。
以上三点，是鲁迅特长的一部分。此外，长处尚多，兹姑从略。
另说一点他的轶事罢。他从仙台回东京，中途下车去瞻仰凭吊朱舜水遗迹的故事，我在序王冶秋先生所著《民元前的鲁迅先生》文中已经说过，此处不拟复述。有一次，他从东京出发往仙台，付了人力车资，买了火车票之后，囊中只剩银币两角和铜板两枚了。因为火车一夜就到，他的学费公使馆已经直寄学校留交了。他便大胆买了两角钱的香烟塞在衣袋里，粮草既足，扬长登车。不料车到某站，许多乘客一拥而上，车中已无坐位，鲁迅看见有一个老妇人上来，便照例起立让坐。这位妇人因此感激，谢了又谢，从此开始攀谈，并且送给他一大包咸煎饼。他大嚼一通，便觉得有点口渴，到了一站，便唤买茶，但是立刻记起囊中的情形了，只好对卖茶人支吾一声而止。可是已经被老妇人听见，以为他是赶不及买，所以一到第二站，她急忙代为唤茶，鲁迅只好推托说现在不要了。于是由她买了一壶送给他，他就毫不客气，一饮而尽。鲁迅做事，不论大小，总带一点不加瞻顾勇往直前的冒险意味。
再来一个罢。一九一八年，我在南昌，不幸有“臼炊之梦”。鲁迅远道寄信来慰唁，大意是说嫂夫人初到南昌，便闻噩耗，世兄们固然不幸，但我以为儿童们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幼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们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人。其言极有理致，但是也只有鲁迅能够写出这样措辞的唁信。
一九四四年十月鲁迅的几封信
许寿裳
我保存着鲁迅给我的书札，为数颇不少。可惜最早的一部分，就是他在仙台学医时所寄给我的，以及后来我在南昌时所收到的信，早已不知去向了。此后的来信大概还都无恙，不过远在北平，装封在书箱里，一时无从整理。除了在《鲁迅书简》上照印过一九二三年十一二月的一通，又在拙著《怀亡友鲁迅》里引用过几句以外，从来未曾发表。现在只就手头所有的四封短信，抄录出来，略加说明如下：
一一九二七年广州来信
季兄：
十九日信已到，现校中只缺豫科教授，大家俱愿以此微职相屈，望兄不弃，束装即来。所教何事，今尚未定，总之都甚容易，又须兼教本科二三小时，月薪为二百四十，合大洋约二百上下，以到校之月起算，甚望于二月（阳历）间到校，可以玩数天，开学则三月二日也。
此间生活费颇贵，然一人月用小洋百元足够，食物虽较贵而质料殊佳；惟房租贵，三小间约月需二十元上下。弟现住校中，来访者太多，殊不便，将来或须赁屋，亦未可知。
信到后乞即示行期。又如坐太古船，则“四川”“新宁”“苏州”等凡以S起头者皆较佳。“唐餐楼”每人约二十五六元。
来信仍寄校中。
迅上一月二十九夜
二同上
季兄：
昨刚发寄信绍沪，今晨得二十三日来信，俱悉。兄之聘书，已在我处，为豫科教授，月薪二百四十元，合大洋不过二百上下。此间生活费，有百元足矣，不至于苦。
至于所教功课，现尚无从说起，因为一切尚无头绪。总之此校的程度是并不高深的，似乎无须怎样大预备。
开学是三月二日，但望兄见信即来，可以较为从容，谈谈。所教功课，也许在本科也有几点钟。
校中要我做文科主任，我尚未答应。
从沪开来的轮船，太古公司者，“苏州”，“新宁”，“四川”等凡以S起首者最好。听说“苏州”尤佳。我坐的是“唐餐楼”（胜于官舱），价二十五元左右。
余面谈。
迅上正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