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前先生，号冀野，南京人，他在南京东南大学读书时我就和他相识。他胖，很胖，能诗能文能曲能唱，而又滑稽突梯，而又健谈，而又广交游，而又喜欢狂吃狂饮。在川时难得吃到活鱼，饮宴遇到烹鲜，辄除其小帽起立鞠躬，对着鱼头轻呼：“久违了！”于是动手取食，如风卷残云，几根山羊胡子都沾上了鱼汁鱼刺。遇到烤鸭则下手扭断鸭颈，连头带颈而大嚼。黄酒三五斤，能立罄，无醉意。谈笑自若，旁若无人。席上有冀野，则无不欢乐。他是吴梅教授的弟子，善度曲，对于词曲一道之爱好无以复加，曾为国立编译馆编刻《全元曲》，雇刻工监督刻版，成若干种，不幸于胜利后停顿未竟全功，但已有《饮虹簃所刻曲》六十一种行世。在华北途中，每至一处，不免登临古迹，晚间回到旅舍就看到冀野摇首吟哦，撰小令一首以记其事。他才思敏捷，能出口成章，而词意稳切。朋友们半开玩笑地送他一个绰号曰“江南才子”。在我的朋友当中，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像莎士比亚剧中的孚斯塔夫（Falstaff）。抗战时他任职于国立编译馆，和我同事，时相过从，兼任国立礼乐馆的礼仪组主任，尝自谓“礼失而求诸野”，因自额其书斋为“求诸室”。
冀野风流自赏，实在他是一个忠厚善良的人，像他这样类型的文人，如今已不可多得。他参加本团工作，为我们的寂寞旅途平添无限情趣。
余家菊先生，字景陶，湖北人，是教育学专家，早年着有《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为青年党领导人之一。余先生勤于治学，着作丰富，特立独行，不肯俯仰随人，外圆内方，君子人也。
患目疾甚剧，常策杖而行，咫尺之外常不能辨识人物。善医，常自处方煎药。我在途中看到他不止一次地开药方。冀野常揶揄他说：“公医，公疾，公自医，公薨。”他也不以为忤，一笑置之。他经常长袍一袭，自奉甚俭，不失书生本色。
于明洲先生，东北人，我不知道他的经历，听人说他是在东北办党务的人员。最奇怪的是，我们长途旅行共同起居几有两月之久，我们没有变得更熟一些。于先生有晚睡晚起的习惯，好几次大家登车待发，于先生尚在盥洗未毕。在这次行旅中他显得最孤独。
最后是我自己。我是在都市中长大的人，虽然也曾奔走四方，但是从未深入民间，没有体验过民间疾苦，在人生经验上可能我是最贫弱的一个。所以我这次踏上征途之后遇有比较吃苦的任务，总是自告奋勇地参加，未敢自逸，无非是想多得一点阅历。对政治我一向有兴趣，可是自从抗战军兴我就不曾继续写过政治批评的文字，理由很简单，现在是一致对外的时候。国民参政会之成立也正是基于这个理由。我这次视察归来，参政会副秘书长雷儆寰先生对我说：“没想到你们清华毕业留学生出身的人也能有如此的表现！”是夸奖的话，但是想到清华毕业留学生出身的人平时给人家以什么样的印象，真是不胜惶悚。
除团长李元鼎先生外，我们五个人于一月三十日自重庆出发，一辆破烂的大汽车停在秘书处门口，照料我们上车的是雷儆寰先生，他高大的身躯和爽朗的声音好像是给我们不少鼓舞的力量。我们除了六个团员之外，还有秘书刘仰山，干事余策源、王有家、张微星，书记于振翮。而最不可以忘记的是工友卢水山，他是从前在军中跟随过邓子航先生的一名马弁，他是途中照料我们的极得力的一个人，别的不提，单说他打铺盖卷儿的本领就令人叹服，我们每夜要摊开铺盖卷儿，早晨要捆绑起来，他的手脚利落，一刹那就整理得井井有条，我至今不能忘记他的姓名和他那修长结实的身躯。我们为什么要带这样多的随从人员，我也不晓得，大概官方组织非如此声势浩大不可。
我们搭乘的这辆汽车，也是不能令人忘怀的，是标准的抗战汽车，烧的是酒精，也许是柴油，走起来扑扑地响，阵阵地喷黑烟，车身唏里哗啦地乱颤。每人一个铺盖卷儿，一只手提皮箱，高高地堆在车中间，人分两旁坐下。司机旁边的座位是唯一的雅座，当然是副团长的宝座。这辆车随时随地可以抛锚，所以预计两天到成都，可是谁也没有把握。
一声令下，我们上了征途。像奇迹一般，整天没有抛锚，当晚到达内江，下榻中国银行。经理是我的老学长孙祖瑞先生，他请我们出去吃饭，盛情可感。所谓下榻，实际上并没有榻，是大家集体睡地板，不过地板确是很平稳的，所以也很舒服，尤其是在车里摇滚了一天之后。一夜无话——不，也还有一点穿插，余景陶先生夜半如厕，归来时找不到房门，绕室三匝，不得其门而入，最后入得门来又钻错了被窝。
由重庆到成都这一条公路很特别，路基特别高，原来是预备修铁路用的路基，因军阀割据之故弃置不用，改成了公路。
国家不统一，一切建设不易成功，此为一例。
车过内江，开始抛锚，到达成都附近已是夜晚。由山陵地带俯瞰成都平原，一片灯火，蔚为壮观。成都有“小北平”之称，不但地势平坦，房屋街市亦略有北平规模。在成都我们休息两天，拜会地方长官，主要的是为接洽车辆。行营主任贺国光将军以盛筵招待，宴后招瞽者唱道情，所谓道情原是散曲之一种，我只看过郑板桥作的道情，却未听人唱过。瞽者敲着竹筒，声调激亢，虽然听不出词句的意义，看他唱得有声有色，亦不觉为之击节动容，而且负鼓盲人的风致，也古朴得可爱。有一晚李幼椿先生设宴招待，用名厨“哥哥传”，是“姑姑筵”的嫡传，当然菜色甚精，主客尽欢，不过细察其烹调方法，精细则有之，特殊则未必，大抵仍是淮扬一派作风，一般川菜莫不皆然。成都小吃夙负盛名，如吴抄手、赖汤圆之类，则皆因时间关系过门而不入。武侯祠我们去瞻仰过，远望胜过近观，“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浓密的一片柏树林确是气象不凡，内部规模平平，和大名垂宇宙的诸葛并不相称。其他如浣花溪的草堂寺以及薛涛井，我都是极想一观的，但因团体活动，时间有限，失之交臂。为同仁所泥，在少城公园倒盘桓了半天之久，不能不说是憾事。
二、闻道长安似弈棋
我们从成都匆匆出发，目的地是西安。我们乘的是一部军用大卡车，当然是上了年纪的，而且是什么世面也都见过的，唏里哗啦地向东北绝尘而去。
颠簸了一天，夜宿绵阳。绵阳古称绵州，在涪江西岸。我们读杜诗，记得杜工部送严武入朝曾在此地的江楼饮宴唱和，现有杜公祠堂在此，可是我们没有工夫去参观。绵州的大曲也是有名的，我们也没有兴致就地品尝。一觉睡到天明，听到鸡鸣，我披衣外出如厕，这时候残月在天，寒霜满地，走在小桥上可以听到一层薄霜咯吱咯吱地响，我登时想起了温飞卿的名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无意中在此得到了印证。“古今胜语，多由直寻”，这样的句子必是由实际体验而得。当时那一派荒凉清苦的景象，使我久久不能忘，是艺术模仿自然，还是自然模仿艺术，似乎不易分辨出来。
从绵阳前进，山势渐陡，渐入佳境。在梓潼一带，有参天松柏夹道矗立，有人指点说这是“张飞柏”，是谁种的无法考证，看那苍龙蜿蜒的姿势，总该是几百年前旧物。树的大小和北平中山公园的柏树林不相上下，但是因为生在大山旷野，饱受风雨摧残，枝干显得更欹斜古怪一些。迫近剑阁的时候，汽车开始了我们想象中的正常表现，三步一停，五步一歇，到达剑阁时干脆抛锚，本想一气到广元，结果是一天的途程分两天走，但是我们沿途有了比较充分的流连风景的时间。到剑阁时已薄暮，剑阁县城外只有一条狭窄的街，崎岖难行，是县城最热闹的所在了，经警察指点，要住得舒适些只有进城去借住国民学校的教室，这不是我们所愿的，于是就在城外找了比较大的一家小店，门前有“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字样，这一联是《西游记》里的句子，在四川普遍使用，词虽鄙陋，但是朴素得可爱。
我们确实是“未晚先投宿”了，司机趁此大修车机。我们走进小店，我和邓飞黄分得一室，进得屋来第一桩事是派卢水山去买纸，糊窗户，因为窗户有棂而无纸，在这“壁立千仞”的地方，凉风飕飕，油灯无法点燃。倦极而寐，忽被床下鼾声惊醒，我唤起我的同伴，他也茫茫然，于是点起灯来一照，原来是一头大肥猪在床下酣睡，我们对店家说好说歹才算把猪请了出去。
“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这剑门关就在剑阁北三十里。所谓“一人荷戟，万夫趑趄”，确是很好的形容。其实不仅剑门一处如此，我们横越巴山山脉，所见削壁叠嶂，目不暇给，其险其壮似乎只有在山水画中的《蜀道图》约略见之。看了这一带的风景之后，可以体会到一部分中国山水画的布局以及皴法都是相当写实的，并非全是臆想虚构。这一条道路，已经不像李白《蜀道难》所说的“朝避猛虎，夕避长蛇”，但亦不像方孝孺《蜀道易》所说的“操舟秣马，夕往而朝还”。我们的汽车一路服服帖帖，穷一日之力而达广元，再一日而抵汉中。
由汉中到宝鸡，要翻过另一座大山——秦岭。《史记》说：
“秦岭，天下之大阻也。”韩退之吟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时际大概也还视为畏途。山的气势是雄伟的，但不峻险。我们到达宝鸡的时候是将近午夜，而且又值年除夕，很不容易地找到一家澡堂下榻。在北方内地旅行，住在澡堂里算是比较舒适的享受。听澡堂主人说只能供给我们清汤挂面，我便独自溜到街上，黑茫茫中在铁路边遥见一灯如豆，就在一间草棚里和一群铁路工人同桌吃了三十个热腾腾的韭菜馅水饺，这是我生平最快意的一次年夜饭。第二天一清早搭乘火车前往西安。突然间坐上火车，别是一番滋味。
在西安我们住进西安招待所，我和邓飞黄住谁都不愿住的第一号房间，因为那是邵元冲先生遇难处。北地苦寒，所以第一桩事就是置冬装。我定做了一件灰布棉外套，其厚无比，又买了一顶飞机驾驶员用的带毛的皮帽子，有了这样的装束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在前线出出进进了。西安是好多朝代的都城，气象自然不凡，城墙很整齐，街道也很宽阔，就是人少，有一股说不出的荒寒之气。有一次赴彭昭贤先生宴，乌鸦晚噪，声大无比，院里几株大树上黑压压的一片全是乌鸦，真是一幅《古林寒鸦图》。又有一次赴张伯英先生宴，院子里廊檐下全是一些古碑断碣。这都给人以萧瑟之感。
我们到达西安之后，团长李元鼎先生也来了，开始展开工作。我们先向蒋鼎文将军献旗，再向胡宗南将军献旗，我们遗憾的是胡将军称病未能接见我们。听说胡的部队是中央军队最精锐的一部分，装备也特别精良，我们很想能瞻仰他的风采。
我从他的左右及部下的口里听说，胡将军很有办法，“只要中央令下，几日内即可收复陕北。”对于这样的豪语，我们自然只有钦佩。最近有人告诉我，胡将军当时并未生病，只是不喜接见宾客。
献旗是例行工作，我最感兴趣的是我们预定的延安之行。
延安是个神秘的地方，有人视为不堪一击的一个窟穴，也有人视为“圣地”，更有些多事的外国记者为之渲染。中共的军队改编为八路军，至少在名义上是国军的一部分，我们视察慰劳华北军民自然不能把延安遗漏。我个人更想亲自看看共产党控制下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样子。有一次，我在重庆和刚自延安访问归来的左舜生先生谈起，他告诉我一件小事，他说延安没有官僚气，任何衙门没有岗卫，老百姓可以昂然直入和官员谈话。
左先生是反共的人，由他口里说出这样的话是很能引起我的兴趣的。现在我有机会访问延安，当然高兴。于是我们拜访驻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的一位副处长是不久以前在北大毕业的，他认识我。我从北碚来时还携带了俞珊女士托我设法转交给她弟弟俞启威（后改名黄敬）的一封私信，这位副处长告诉我俞启威在河北打游击，信可以设法代转，于是我把信交给了他。我们的谈话很融洽，他答应转报延安为我们洽商行期。
我们在旅寓等候了好几天，接到重庆转来毛泽东致参政会电，电文大概是这样的：
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前来访问延安，甚表欢迎，唯该团有青年党之余家菊及拥汪主和在参政会与共产党参政员发生激烈冲突之梁实秋，本处不表欢迎。如果必欲前来，当飨以本地特产之高粱酒与小米饭。
我们研究电文，颇感困惑。我和余家菊是不受欢迎的，但是又答应给我们高粱酒与小米饭吃，不知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延安为什么欢迎青年党的左舜生不欢迎余家菊。至于我，在参政会和共产党参政员发生激辩的事是有的，至于“拥汪主和”则真不知从何谈起，这只是文人笔下只顾行文便利不惜随便给人乱戴帽子之又一例证而已。于接到重庆的指示之后，我们集议决定放弃延安之行。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很大的损失，因为我不得亲眼看看那一边的实在情况。
我们到西安西边的咸阳去参观“劳动营”。咸阳是有名的地方，秦始皇的陵寝在那里，阿房宫的遗址也在那里，但是我们没有工夫去凭吊，只遥远地展望了一下埋葬秦始皇的一座大土丘！咸阳在渭水北岸，一片沙砾黄土，景象荒凉。劳动营就是集中营，主持人是蒋坚忍将军。据说里面集中受训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各地知识青年奔往陕北在半途中被截留来的，一种是从陕北出来准备到各处工作的知识青年在半途中被截留来的，数目我已不记得，大约是以千计的。营里面实施军事管理，整齐清洁，尚无虐待情事，设备当然是谈不到，我看他们睡觉的地方就是在地上铺块席子，泥砖做枕头，我心里还是很难过的。我们被安排与几位学员代表谈话，当然未能深谈，但已可发现他们精神是愉快的，他们有笑脸。这样多的青年被关闭在一个营地里，是一件不寻常的事，而且是一件悲惨的事。我是一直在学校里教书的人，经常与青年接触，“不满于现状”的情绪到处弥漫，其中有很大一部向往陕北，这一危险的信号谁都看得见，但是现状越来越令人不满，危险越来越大，而朝野上下没有根本解决的办法，咸阳劳动营能收多大的围堵效用呢？胡宗南将军几日之内即可收复陕北的豪语，以及咸阳劳动营的设立，使我对于未来华北的阴影深抱隐忧。谁都感觉到山雨欲来，谁都知道这不是单纯武力所能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