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规律。安妮·德普润斯发现背叛创伤事件的受害者往往会极其痛苦。相似地，阿拉特斯（Atlas）和英格拉姆（Ingram）调查了身体虐待和性侵的经历与创伤后压力之间的相关性。34位受过虐待的住院青年（年龄为14～17岁之间）参与了一项测试——儿童创伤症状自评量表。遭到家人虐待的患者比未受到虐待或受到他人虐待的患者，更容易出现性痛苦，而创伤后压力则没有此种关联。图雷尔（Tourel）和阿姆斯沃斯（Armsworth）比较了自残与未自残的性侵受害者，发现自残的人更有可能是受到了家人的虐待。
背叛为创伤和虐待带来了更深一层的毒害，而且难以平复。奥田真由美（Okuda Mayumi）近期开展的一项针对伴侣使用暴力的研究，发现受害者比常人患有新型精神病的几率高出2倍。这一研究是国家酒精成瘾及相关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NESARC）的一部分。参与调查的群众有25，000多人，其中1，600人自称是伴侣使用暴力的受害者。这些受害者患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抑郁症、吸毒和躁郁症、恐慌和焦虑症的可能性较大。
其他研究者也发现了类似的规律。研究者在不同的人群中运用不同的手段和研究方式发现，背叛创伤对人的思想和身体伤害很大。我们所说的“通常”是因为这些关联不是确定性事件，而是概率事件。背叛创伤对思想和身体的伤害，如同吸烟对肺部的伤害——有害因素大大增加了伤害和疾病的风险，但是总有人会躲过这一劫。
背叛创伤、性别与心理健康
背叛创伤的毒害性帮助我们解决了心理健康方面一个困扰极久的难题。被诊断出患有心理疾病的女性——包括抑郁症、焦虑、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往往比男性的数量多。为什么？这一难题激起无数种理论的创立，但问题仍未得以解决。难道性别差异与背叛创伤相关吗？在第五章，我们解释了女孩和女人通常比男孩和男人更易遭受背叛创伤。邓欣欣和詹妮弗·弗雷德在一大批大学生群体和社区群体中研究这一可能性。她们证实了先前的研究——背叛中的高创伤比背叛中的低创伤更易引发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她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这一统计方法发现，背叛创伤部分解释了性别与PTSD症候群之间的关联。这一初步研究结果证实了心理疾病中的性别差异可能部分是由于所受到的背叛创伤的差异所致。
催产素失调：背叛损害身体的可能机制
背叛创伤事件是指受到可信赖之人的虐待，比如遭到亲近之人的强奸或者儿时受到看护人的虐待。此外，背叛创伤与诸多严重的负面结果相关，这种关联性远超于其他创伤（比如车祸或者牵扯到陌生人的事件）。这些负面结果包括诸多行为和健康上的症状，比如再次受害、陷入麻烦的人际关系；悬而未决的信任决策，甚至是身体疾病症状的加剧。
背叛是如何伤害身体的呢？一个蛮有意思的可能性是背叛可以损伤内分泌系统——调节人体激素的系统。我们推测催产素失调是一种生理机制，将背叛创伤（受到亲近之人的暴力行径和虐待）与引发的疾病相联系起来。尽管目前没有将这些变数揽在一起研究的先例，但是某些初步结果和不同研究建立的理论表明，每一对两两变量之间都可能具有相关性。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有研究指出背叛创伤比其他形式的创伤更有可能引发负面的健康问题。其他领域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线索，血清中的催产素水平与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有着莫大的关联，尤其是信任、依恋、人际关系范畴。这强烈意味着背叛创伤与催产素调节之间的渊源。
另一项研究表明，催产素失调与各种身体疾病相关，如肠道易怒综合征、慢性盆腔疼痛、间质性膀胱炎、妊娠剧吐。我们依据背叛创伤理论推测，人际间的创伤会影响与催产素相关的心理系统（依恋和信任），因而在长期的背叛创伤情况下，催产素系统更易失调。如是，催产素失调可能是一种生理机制，将背叛创伤与其引发的疾病相关联。因此，个人机体中的催产素失调与信任和依恋（两者均是成功的人际关系所必需的条件）之间具有莫大的联系。
背叛危害人际间的关系
丽贝卡·布鲁曼（在第三章中我们首次认识了60岁出头的她）同样记得背叛给自己带来的伤害。但背叛给她造成的影响与凯西的不一样。丽贝卡不需要像凯西那样受极端的解离症困扰，但她也出现了影响自已正常生活的困扰和机能障碍。丽贝卡会强烈地责备自己，而且建立可信赖的人际关系需要很长时间：
“我是一个焦虑、有依赖性的小孩，总是千方百计地展现自己多聪明、多有魅力，这样才有可能很多人会喜欢我，觉得我是一个值得结交的人，我的存在不是一个错误。”
“到18岁或19岁的时候，我开始经受背叛带给我的极大折磨。虽然我很聪明、工作踏实认真，但我很难集中注意力于生活中想要做的事情。因此，我在大学期间多次换专业，从医学预科换到社会学再换成体育教育。最终我获得了双学位，一个是理学，一个是健康与体育教育。随后我到一所重点大学读研究生，继续获得了体育教育硕士文凭。此后的11年，我在一所大学教学，直到我骤然出现肥胖症（因为用巧克力和百事可乐作为抗抑郁食物）。在那段时间里，我渐渐变得越来越困惑、焦虑、抑郁，严重到开始怀疑自己哪里做错了。”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尤其是在工作上的事情，我都会觉得是我的错。这曾是我父亲对我进行情感虐待时给我灌输的思想，它根深蒂固于我的灵魂之中。”
背叛削弱了丽贝卡信任他人和建立人际关系的能力，这让她感到异常难过：
“数十年来，我很难与他人建立关系。我不明白个中原因，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我现在只有一份兼职，工资很低，几乎无法维生，无论从经济条件上还是情感上来讲，都是如此。压力越积越多，在我胸腔中无法疏散，直到我最终在一次会议或在工作中全面爆发，向在座的每一个人失控地倾吐我的愤怒。我吓跑了他们，同时也丢掉了工作，还失去了‘朋友’。于是我将自己封闭起来，与世隔绝，因为在这个世界中，我觉得自己完全是个另类。”
人际关系中的背叛与不安定因素
丽贝卡在很小的时候就被诊断出患有边缘性人格障碍（BPD）。BPD是一种可怕的人格障碍。BPD患者往往会自杀、反复无常并且忍受不了消极情绪。丽贝卡在早期受到的背叛造成了她难以建立人际关系、对同事荒谬无理地发火以及自身的焦虑，然而这些症候被诊断为精神病，而非对早期背叛的一种适应。
近期，我们与劳拉·凯勒（Laura Keller）合作调查了背叛创伤对边缘性人格障碍发展的影响。我们运用背叛创伤理论研究BPD。我们在前面探讨过，背叛创伤理论提出人际间的创伤可能会让受害者对背叛选择无意识，以便与作恶者维持必要的依恋关系。因此，他们将来在维持重要的、稳定的人际关系方面，能力可能有所欠缺。
我们在分别针对学生群体和社区群体的两项研究中发现，背叛和性别是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指示剂。对男人来说，三种层次的背叛创伤均可引起边缘性人格障碍；对女人来讲，只有重度和中度的背叛创伤才能引发边缘性人格障碍。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背叛创伤可能是边缘性人格障碍的关键起因。
我们与布伦特·贝尔菲特（Brent Bell Fetter）进一步研究发现，能够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一个中介变量。这意味着，相比不能建立正常人际关系的人、受到背叛创伤折磨的人，如果可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运气好或者得到有力的支持——会出现相对较少的边缘性人格障碍。我们在第十一章讲解治疗方法的时候会详细探讨这一点。建立安全的人际关系是治疗背叛创伤的必要手段。
当我们问丽贝卡，她是否觉得背叛影响了自己建立人际关系的能力时，她说：
“二十多年来我几乎没有任何朋友，除了有些友情勉强维持3～4个月，但随后我会崩溃、压抑，于是冲出枷锁，逃离这让我痛苦的关系牢笼。我没有什么朋友，因为朋友是指你可信任的人，他们会为你做任何事情，他们会在你困难时挺身而出。其实我有几个不错的熟人，但是我没有任何朋友。所以当我不得不记下一个紧急号码时，我写的是最近的治疗师的号码，我视其为一个朋友。因为……它极大地毁掉了我建立人际关系的能力。”
她继续说道：
“我努力过了，我试着半信半疑地相信他人。但是，没错，我感到深深地失望，从小我连自己都不相信。如今我过着平静无波澜的生活，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找到了自我，我不希望自己被他人打扰。我觉得自己必须得到一点控制，因为大部分时间里我其实控制不了自己。或者我根本就不喜欢自己受控制。”
丽贝卡直面她受到的背叛，如今恢复得不错，我们会在第10章继续讲述她的故事，但是她至今仍遭受着早期背叛给她造成的残余影响：
“我尽量不接触一些让我大脑纷乱无绪的环境。这意味着我对陌生环境感到很恐惧，人们可能称之为恐旷症。但我就是喜欢一个人待着，我非常内向，我只喜欢我自己！我曾对我的邻居很友善，但她却在背后说我坏话——只有上帝知道她是怎么说我的——从不当着他人的面说。我于是不再相信她。我会和她一起做事情，也会帮她做事情，但她不是我的朋友。我不轻易与他人发展出友谊。而且……我认识几个很不错的人，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去拜访他们。”
丽贝卡承认这对她的影响非常、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