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我经常去看望她，直到我感觉出来她已经抛弃我了。在那段时间里，她没有给出任何建议。她只是单纯地听着。但是我开始回想起往事，回想起那些无法遗忘的往事，事情大概发生在20年以前。那时感觉很恐怖……”
“大多数是在晚上的时候。但是每当我醒来，又感觉不像在做梦，因为我不会几十多年来都在做梦。我觉得我不是在做梦。我不记得做了什么梦。我好像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但是我必须走出我的房间，因为在那间房里，醒来时的感觉很恐怖，我会想到很多画面。房间本身也很恐怖，墙上有很多洞，因为那时我穷困潦倒。”
不管怎么说，丽贝卡的故事最终以喜剧收尾，你会在本书的后面看到她激励人心的话语。同时，我们要离开她舒适、温馨的房间，更全面地了解一下背叛。
凯文的故事
虐待儿童属于一种私密的个人层面的背叛，而有的背叛则发生在社会层面。种族歧视关系到无数的个人和团体。虽然种族歧视是众人心知肚明的现象，但它对个人也有着切身和深远的影响。与虐待儿童相似，歧视会导致背叛盲视的出现，凯文的案例证实了这一点。
故事发生在1973年，那时凯文·中村（Kevin Nakamura）在美国中西部上学。他的父母是日本人，在凯文出生之前，父母就移民到美国。所以凯文将自己视为美国人。他说着一口地道的英文，没有半点口音。他和很多美国孩子一样，打篮球、交换棒球卡片、吃热狗时爱抹上番茄酱和芥末酱。除了认为自己是美国人外，凯文对美国文化完全陌生。凯文是个聪明的男孩，是爸妈的好儿子，也是一位可靠的朋友。
起初，凯文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在打电话的时候，凯文会被当成“标准的”美国人，他的一口地道的英语会让听者认为他是“白人小孩”。然而等到见面的时候，凯文会让人惊诧不已。他遇到的各种微妙和不言而喻的情况都是源于外形上的不同。凯文没有被学校选中来参演音乐剧《俄克拉马》，尽管凯文是个颇有天赋的歌手和演员，而且报名参与该剧演出的男孩为数不多；凯文上交的关于英美历史的家庭作业只得了乙等，虽然他写得毫不逊色；凯文收到的生日宴会邀请比较少，尽管他与班上同学玩得很好，也很团结；上高中时，凯文有一次要为参加舞会挑个舞伴，他所邀请的女孩全都拒绝了他，尽管他当时已出落为一位有魅力、很绅士的大男孩。
凯文直到上了大学（他的标准化考试成绩让他考上了一所好大学），眼界才打开。在大学里，他学习了在美国历史中亚洲人扮演的角色。他了解到歧视的广度和深度。他意识到童年时期受到的待遇很可能源于偏见和歧视。同时他感受到一方面自己对遭受的歧视心知肚明，另一方面，因不愿相信这种背叛，便对其视而不见。凯文对自己的心理状态剖析地非常透彻。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会提到，知之与不知可以同时出现在人的思想中，而且人类对此已是游刃有余，信息在大脑中被分区储存，这样的话，在自觉反思的时候不会想起来，它们的存在是为了其他目的。在大学里，凯文身处的环境不再是由单一文化主导，也不再只接受一种主流文化和肤色。虽然歧视依然存在，但他周遭的世界包容性更强，也更多元化。为什么孩童时代的凯文对自己遭遇的歧视视而不见，而成年时期的凯文有能力承认这一点呢？
当凯文还是个孩子时，他在背叛的盲视背后有着强烈动机。从孩提时代到青春期这个阶段，正是我们学习自己是谁、如何适应这个世界、如何被他人接受的时期。这个阶段对我们任何人都很有挑战性。如果凯文承认自己被他人排挤、边缘化，而原因（比如肤色和面部特征）是自己无法改变的，那么这种意识必然是灾难性的。他居住的这个社区里，没有其他亚裔美国人家庭，也没有资源分配给少数族裔，所以如果他知道受排挤的真正原因，那他得到的会更少，失去的更多。意识到偏见的存在意味着凯文可能会感受到被孤立，从而做出一些行为，让他更加不受其他人待见。他的疏远或许会使他慢慢远离这个他需要融进去的社区。
意识到歧视的存在会削弱凯文的生存能力，至少是社交上和教育上的能力。而且，凯文的盲视对自己与父母的关系而言也有益处，如果凯文把事态看得更加清晰明了，他不仅仅会远离自己的同伴和老师，也会疏远自己的父母。洞察到事情的真相会让他赖以生存的小船剧烈颠簸，无法继续平稳漂在水面上。
凯文的背叛经历中含有盲视的成分，因为他执着地认为自己会得到公平的待遇。这一信念自然地在他心里生根发芽，这源于他的价值体系——强调平等、公平、公正。在美国，这种价值观在整个小学阶段被反复教导。从读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到明晰基于道德的评分体系，全美国人都重视公正和平等。值得注意的是，不公正和不平等依然存在于我们身边，但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不公正和不平等本身就是一种背叛，因为它们辜负了一份信任，背弃了最初的承诺：人人平等，同享自由。
弗兰克·吴（Frank Wu）是一位作家兼律师，他的经历和凯文的很相似，弗兰克的父母是从中国移民到了美国，他是这样描述的：
我和你一样，是个地道的美国人，我不会讲中文，也不会使用筷子。
我坚定地努力实现目标。当我5岁去上学的时候，也就是30年以前，老师和同学们告诉我——即使他们不说，对我的态度上也会清晰地表现出来——如果我被同化了，他们就会接受我。但是如果我没有被同化，他们就不会接受我。如果我继续吃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如果我的英语不好，那么他们就有理由对我指指点点，因为我与他们是不同的。但是如果我变得像他们一样，他们就会接受我了。
所以我力争像他们那样。我学习打弹珠、集棒球卡、构建飞机模型。我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我去上大学，被告知要学习《西方正典》。我如是做了。我知道莎士比亚，我还是莎士比亚的头号粉丝。我可以背诵出“理查德三世”的45句开场白。我说话没有口音。打电话的时候，我会以史密斯的身份接听，别人也不会起疑心。我会告诉对方我叫弗兰克·史密斯（Frank Smith），当我出现在双方面前，对方会上下打量我，说：“史密斯？你怎么会叫史密斯？”事实上，如果别人看不到我的话，我会一直是弗兰克·史密斯，不会被别人识破。
但很讽刺的是，我越是融入他们，我越觉察出区别的存在。我并不是对此耿耿于怀，但是我发现其他人违背了自己的承诺。承诺就是如果我融入进去，他们就会接受我。然而有时候，我依然会被当成新人并受到威胁。
弗兰克·吴和凯文·中村在孩提时代竭尽所能融入周围的世界。他们像美国白人一样生活，而不是亚裔美国人。这是个生存策略。凯文对背叛的盲视帮他度过童年时期，让他与社区保持必要的联系，虽然社区里存在不公，但可以为他提供许多好处。倘若凯文意识到了不公平的存在，继而生气或者回避他人，那他极有可能会失去原本不堪一击的人脉。作为一个孩子，凯文可能没有能力通过直接对峙来改变社区中存在的偏见与歧视。相比之下，一旦凯文身处另一种环境，如社区学院，这里更加多元化、很少歧视亚裔美国人，那么凯文认识到歧视的存在就不会有太多可失去的东西，反而得到的会更多。
其实，凯文意识到这一点对凯文的生存环境来说，都有很多益处。当他在自己的过去与在大学中学到的歧视历程之间找到相似之处时，除了要接受背叛的苦楚，凯文在智力上和情感上都获得了解脱，在大学期间，他发现自己可以找到更多思想开明的朋友，他们不会歧视自己。凯文对这些事件的深刻理解激励他从事有关社会公平的工作，这样的话，下一代人受到的歧视就会减少。如果他在童年时期培养出的自我感不那么强烈，那么他可能也不会对社会做出现在的贡献，背叛盲视或许是他最好的选择。凯文想要构建一个世界，那里的孩子们压根不会陷入盲视的境地。
背叛是对信任的背弃
值得信任的人际关系是个人幸福和成长的基础，是恋爱和友情的基础，也是在社会和国际上享受公正、和平的基础。然而，无论在哪个层面上，背叛都是普遍存在的。它刺痛我们的内心，摧毁人际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侵蚀民族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往往是战争的导火索。按理说，当我们遭遇到背叛，我们会直面自己的处境，与背叛者对峙，然后继续生活。不过，正如我们前面讲述的那样，事情通常没有这么简单。我们不会挑明背叛，要么是因为与背叛者之间的关系异常重要，要么是因为我们内心不够强大。
然而会有其他复杂的情形出现。有时我们知道自己被背叛了——我们看到了另一半写给其他人的情书，或者找到了政府欺骗我们的证据。不过，大多数情况下背叛的证据并不那么清晰，但是我们意识到了异常的存在，正如凯文的例子。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却感受到了不自在，或是羞愧，或是焦虑。我们在前面讨论过，受到虐待的儿童不能够识别出背叛，所以当值得信赖的父母背弃他们时，他们会责备自己。有时，遭受到背叛的夫妻需要很长时间来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一个情感和认知的困局。我们不会忍受背叛的感觉，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大多数人确实如此。
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我们在自己生活中或其他人的生活中遭遇到背叛，我们要正视背叛的影响和它的结果。这很有可能会影响我们在生活中的信任能力，影响到个人的信念，即相信生活是美好的、相信我们可以冲出重围找到自己的所需。所以，缺失信任能力的人无法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