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战事的发展却并不像美国人所期望的那样，这次侵略活动非但没有使北越屈服，还激起了北越广大人民的有力对抗。1965年4月3日和4日，在两天的时间里，越南人民就击落了47架轰炸机，并俘虏了2名飞行员。遭到惨重损失后，美军开始考虑投入地面部队。为了能在越南稳住阵脚，美军在轰炸北越的同时，还对南越人民武装进行了一系列军事进攻。这一次，美国人再次打错了如意算盘。南越人民进行了全民性的抗战，他们用防空洞、藏粮油和藏耕牛的洞穴组成了攻防堡垒，由各村的民兵组成游击队，把伏击、围歼结合起来，将美军拖入了战争的泥淖。
对越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美国不但没有消灭南越人民的武装，反而在战场上越来越被动。这次战争在美国国内也备受批判。1968年上半年，全美爆发了约200次学生反战示威，而约翰逊因失去民心在竞选中败北。
1969年1月20日，新任总统尼克松下令8月底之前，从越南撤出2.5万人的军队。当年6月，越南南方共和国宣布成立。
1975年3月至4月，北越开始新一轮进攻，将南部地区解放出来，完成了越南的统一。1975年4月30日清晨，随着美国大使馆的人员撤出西贡，越南战争宣告结束。这场侵略战争被美国人民称为“最肮脏的战争”。
落后就要挨打——“布拉格之春”改革的悲剧
历史倒转至“二战”时期的捷克斯洛伐克，这一天是1939年3月15日。凌晨时分，德国法西斯首领希特勒接见了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和外交部部长，告诉他们德国即将进驻捷克斯洛伐克，要求他们必须无条件地在投降书上签字，并威胁他们，若不投降德国军队会在几个小时后到达捷克斯洛伐克。经过软硬兼施的劝降，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签下了投降书，希特勒为此心花怒放。两个多小时后，德国军队长驱直入，结束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而在这段历史发生近三十年之后，位于欧洲十字路口的捷克斯洛伐克又再次遭到别国的入侵，并面临了同样的主权洗掠。
1968年1月5日，担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的杜布切克发起一场名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正如它的名字一样，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掀起的这场改革，在短短8个月内像春风一样使捷克出现了崭新的风貌——大批斯大林“大清洗”时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获监禁的无辜知识分子被释放，新闻管制慢慢地放松，一度死气沉沉的学术界也开始活跃起来。发生于捷克的这种革新性的变化，不仅使捷克人民群情振奋，也在国际上备受赞誉。1968年8月3日，华沙条约国首脑在布拉迪斯拉发举行了一次高层会议。会议上各国首脑对捷克斯洛伐克在“华沙条约内部继续推进民主试验”表示祝贺。不过，这场明显偏离了苏联的改革却使苏联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大为震怒。正当捷克人民欢欣鼓舞时，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国的坦克开进了布拉格，占领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
苏联的整个入侵动作是悄悄完成的。8月20日晚11时，布拉格机场接到一架苏联民航机的信号：“机械事故，要求迫降。”在这架客机迫降后不久，数十名荷枪实弹的苏军突击队士兵就迅速占领了机场。几分钟后，一架又一架的巨型运输机降落在机场上，这是苏联第二十四空军集团军。一个小时后，在一辆苏联大使馆汽车的引领下，苏军空降师直扑布拉格。21日拂晓，苏军占领布拉格，逮捕了杜布切克。仅仅在6个小时内，苏联军队就完全掌控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原来早在袭击之前，苏联就出动了大批飞机在天空中撒下金箔条，以干扰雷达的探测。正是借助这种掩护，苏联飞机将大批军队输送到了捷克斯洛伐克。
不久，勃列日涅夫将捷克第一书记杜布切克、总理切尔尼克等人，公然绑架到莫斯科。苏联还对外宣称苏联司令部和苏联军队在捷克斯洛伐克具有绝对权威。1968年8月26日午夜，在克里姆林宫，杜布切克完成了刺刀下的签字，这个场景与二十多年前的那一幕有着惊人的相似。在近乎被讹诈的情况下，捷克又一次经历了主权的被洗掠。
行走太空——“阿波罗”号登上月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美之间的“冷战”体现在双方无休止地进行军备竞赛上。这场暗中的较量从陆地上转移到海上，又从海上转移到遥远的太空。1961年，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出了在“10年内将一个人送上月球，再让他安全返回”的指令。为此，美国制订了一个庞大的太空计划，它就是闻名于世的“阿波罗登月计划”。
“阿波罗登月计划”涉及一个十分繁杂的系统工程。首先必须制造出一架能将重达45吨的飞船送上太空的超强推动力火箭，其次，飞船和火箭还必须具有精确的控制设置，除了各部件要安全可靠外，还需要能与地球之间进行精确的通讯。这是这个太空计划成功的两个必要前提。除此之外，飞船中也必须有适合宇航员工作和生活的环境，登月前更需要选择合适的着陆点等。为了将这一庞大的计划落实，来自一百二十所大学和两万家企业的多达四百万人参与其中，整个实施过程总耗资达到了两百四十亿美元。最终，事件呈现了积极的结果。
1969年7月16日早晨9时32分，“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和“土星5号”火箭被顺利运往发射台。3名宇航员，民航机长尼尔·阿姆斯特朗、空军军官小埃德温·奥尔德林上校和迈克尔·科林斯中校静静等待着，而其他人员则在为登月准备有条不紊地工作着。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于此。当所有数据都显示正常后，随着倒数指令的结束，“土星5号”火箭托着“阿波罗11号”慢慢地飞离了地球。
4天后的下午，宇宙飞船飞至月球的一条低轨道，寻找机会登陆月球。此时，它距离月球表面约15.7千米，在飞船下面全是高山和火山坑。飞船在那样的荒野上空飞行是有一定难度的，因此，美国休斯敦地面控制中心立即向宇航员发出了警报。在地面指挥官的精确指挥下，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熟练地掌握着操纵器，而奥尔德林和科林斯则进行紧密地配合，大声地读出仪器上显示的航行高度和速度，飞船小心地接近月球。1969年7月20日，美国东部时间下午4时17分42秒，宇宙飞船安全在月球上着陆，全世界人都为之欢喜、振奋。
宇航员们随后小心地检查仪器，发现并无异常后，向地面指挥中心请示是否可以走出船舱，休斯敦方面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于是，在阿姆斯特朗的带领下，宇航员们穿上太空服，打开摄像机的镜头，走出太空船舱门，开始顺着飞船的舷梯往下走。在荒凉的月球表面上，阿姆斯特朗代表全人类迈出了一小步。这极具历史意义的一步对整个人类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飞跃。行走在月球粉末状表面的宇航员们，看到自己在月球表面上留下的清晰脚印，抑制住了自己的激动心情，安静地进行着科学采集工作。在按照指令收集了月球上的矿石、土壤以及其他物质后，他们成功地返回了地球。整个美国都为之轰动了。
笑到最后的电影艺术先驱——卓别林
电影史上的默片时代是指在有声电影出现之前的无声电影时代。这一时期的电影表演受到哑剧的影响，同时吸纳了喜剧的某些因素，它最突出的特征是靠演员的表情和肢体语言向观众传达信息、表现主题。驰名世界的喜剧大师卓别林正是默片时代的巨星，正是这位杰出的艺术先驱为默片时代写就了不一样的辉煌。
1889年4月16日，卓别林出生在伦敦的一个贫民区，由于父母都是喜剧演员，卓别林从小浸染于伦敦的各种游艺场所中。不幸的是，后来父母离异，年幼的卓别林和哥哥跟随母亲相依为命。由于过度劳累，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有一天，患上了喉炎的母亲由于嗓音微弱而被观众赶下了台。而这次年仅5岁的卓别林却为母亲解了围，他故意用沙哑的嗓音学母亲唱歌，卓别林初登舞台的出色表现为他们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为了分担母亲肩上的担子，不满10岁的卓别林参加了“兰开夏八童伶剧团”，与其他孩子一起穿着木屐又唱又跳。看到常常累得脸色苍白的儿子，母亲心疼不已，终于强制卓别林离开了那个儿童剧团。谁料到生性爱动的卓别林，已经将成为一名真正的演员当成了梦想。为了锻炼演技，卓别林跟过流动的戏班，当过马戏团的杂技演员，这段漂泊的生活为卓别林弥补了演技上的缺陷。1907年，卓别林被伦敦卡尔诺剧团看中，开始担任剧团里的滑稽哑剧演员。为了塑造好角色，卓别林不惜一切地刻苦训练，力求将表演功力发挥到极致。为此，他将杂技、戏法、舞蹈、令人发笑的忧郁和流泪的微笑巧妙地结合起来，慢慢地形成了自己所特有的哑剧风格。几年后，演技出众的卓别林就成了剧团的中坚力量。
1913年，好莱坞的启斯东制片公司找卓别林合作，双方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合同。接下来，启斯东公司为卓别林拍摄了35个短片，从《赛车记》开始，卓别林招牌式的圆顶帽、小胡子、灯笼裤、大皮鞋和文明棍就深深地印在了观众的脑海中。接下来，卓别林继续了他的电影实践，并不断地挖掘现实题材。1918年，受到英、美工人罢工的启示，卓别林创作了《狗的生涯》，展现了流浪汉夏尔洛的悲惨遭遇。1925年的《淘金记》，讽刺了19世纪末发生在美国的淘金狂潮。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卓别林的创作达到了一个巅峰，由他创作、出演的《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大独裁者》和《舞台生涯》等深受好评。由于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卓别林又于1957年拍摄了《一个国王在纽约》，以示回击。
1966年，77岁高龄的卓别林在结束了最后一部影片《香港女伯爵》后，便与妻子奥娜一起隐居瑞士。在风景秀丽的维薇，卓别林度过了一个祥和的晚年，直到1977年12月25日辞世。
谁想对付我，我就先吃掉它——以色列的空袭
1979年4月3日，法国的土伦机场上，3名时髦青年男子依次走下飞机，彼此眼神对视后分头行动，住进了当地的3家旅馆。晚上11时，他们在火车站附近的一条清冷漆黑的小巷里碰面，并钻进了一辆已经等候多时的轿车。在茫茫的夜色中，车子向土伦市北部驶去。
这3名男子是以色列摩萨德的特工，他们此行的目的正是执行法国少将伊扎克·胡菲的“空运计划”。他们通过一名叫吉尔贝特的人弄到了一辆卡车，准备实施行动计划中的第一方案。在详细地探查了设在塞恩的目标后，3名以色列人立即开始了这一方案：潜入某造船厂第三个车间，卸下行动目标上被称为“蜂房”的关键部件，再将它设法运到以色列。40分钟之后，第一套方案失败，他们着手进行另一套方案。他们迅速地在“蜂房”上安装了炸药，接好定时引信，然后跳上卡车，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现场。凌晨3时05分，巨大的爆炸声响起，造船厂值班的哨兵马上鸣枪报警，不过，匆忙赶来的救火车和核专家已经无能为力，“蜂房”已经被严重损毁，以色列的“空运计划”成功了。
以色列之所以派特工千里迢迢地赶到法国的偏僻小镇上实施“空运计划”，事出有因。在中东地区，以色列和伊拉克一直针锋相对，而在1974年，伊拉克和法国的合作让以色列人大感恼火——伊拉克和法国签订了一项核技术合作的合同，由法国帮助伊拉克建立一个核反应堆。多次交涉无果后，以色列总理贝京找到了摩萨德头头伊扎克·胡菲少将，让他摧毁正在建造的核反应堆，这就是此次大获成功的“空运行动”。
但这次以色列并没有能一劳永逸，因为法国政府于1980年3月宣布为巴格达重新提供一座核反应堆，并继续出售高浓缩铀给伊拉克，还专门在巴黎为伊培训了600名核技术人员。当然，胡菲也没有按兵不动，一项新的行动计划随之开展，这次的目标是一个名叫叶海亚·迈什哈德的核专家。3个月后的6月14日，叶海亚·迈什哈德毙命于巴黎古维翁圣西尔大街的“子午”旅馆里。
在这样的阻挠计划下，法国还是全面履行了合同。当伊拉克本土正进行核反应堆修建工程时，以色列野心勃勃的颠覆计划又开始了，胡菲开始了“巴比伦行动”的计划。1981年6月7日，这是一个安静的星期天，14架涂着伪装色彩的F-16轰炸机腾空而起，直奔伊拉克的达塔穆兹核研究中心，在伊拉克人来不及反应的短短107秒内，16吨炸弹倾盆而下，伊拉克的核反应堆被彻底摧毁了。
伊拉克的防身计划就在以色列的一连串行动中夭折了。以色列的行动激化了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敌对情绪，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它又充当了一次中东和平进程的破坏者，而其幕后主使美国一同受到了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