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文坛上活跃着一些爱国文学家，他们在山河破碎、政治腐败、生灵涂炭的黑暗岁月里，坚持用自己的作品，反对民族压迫，反对对敌投降，为祖国的统一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发扬了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他们的作品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面貌，表达了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鼓舞当代和后世人民为正义而斗争。陆游便是其中杰出的一员。
陆游（1125—1210年），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生活在公元12世纪20年代至13世纪初，经历了北宋末年的徽宗、钦宗两朝皇帝和南宋前期的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代更替。这恰恰是我国历史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社会斗争十分激烈的时期。
公元12世纪初，我国存在着宋、辽、西夏等几个民族政权，国土有大有小，势力有强有弱。他们之间既相互往来，又相互对立，不断进行着战争。外患当头，统治者本应励精图治，将百姓发动起来抵御外侵，但以宋徽宗为首的北宋封建王朝内部极度黑暗腐败，造成社会上危机四伏。宋徽宗崇信道教，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又喜欢奢侈的生活，挥霍无度。他视为心腹的大臣，有很多非但不是治国的贤才，反而是贪残奸佞之徒。像蔡京、王黼、童贯、李彦、梁师成、朱勔这些人，投皇帝所好，获得高官厚禄，在上拨乱朝政，陷害忠良，在下巧取豪夺，残酷剥削百姓，使阶级矛盾更加激化。过惯荒淫腐朽生活的宋徽宗，一时兴起，想在京城修建一座具有南方风味的花园——艮岳，就指派朱勔在苏州设立“应奉局”，强行搜刮东南地区的奇花异石。大量被掠夺的“珍异”之物，由水路运往东京汴梁，这就是所谓的“花石纲”。运送花石纲的任务全部摊派到百姓的身上，一旦有损坏或丢失，地方官吏就逼迫、勒索百姓赔偿，使百姓卖儿鬻女，家破人亡。
残酷的压迫必然激起百姓的强烈反抗，南方的方腊在睦州青溪揭竿而起，数日之内，起义队伍就发展到数十万人，很快攻下六州五十二县，震动东南。在北方地区，则有宋江等三十六人领导的起义军活动于山东、河北、河南一带，声势浩大，沉重地打击了腐朽统治者的嚣张气焰。
正在北宋统治阶级走向崩溃边缘的时候，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日渐强大，十多年间就以武力征服了辽和北宋，占领了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从此，我国形成了南北分裂、宋金对峙的局面。
女真族是我国的少数民族之一，原称勿吉，隋唐时称靺鞨。1115年，女真族部落首领完颜阿骨打在白山黑水间建立了金政权。曾经备受辽国欺凌和压榨的女真族人在政权建立后，为摆脱辽国的压迫和统治，发动了对辽战争。金兵长驱直下，势如破竹，辽兵则毫无斗志，节节败退。北宋统治者想利用辽金之间的矛盾，与金国订立“海上之盟”，联合进攻辽国，好乘机收复被辽国侵占的燕云之地。然而，宋徽宗的宠臣童贯率领的宋军毫无战斗力，对辽作战一再失利，这就让女真贵族了解了北宋统治集团的昏聩无能和北宋军队的虚弱不堪。1125年，女真族的金国灭了辽国，气焰更加嚣张，并且垂涎于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力和丰富的物质资源，就准备撕毁与宋朝订立的盟约，以武力征服中原。
这一年冬天，金兵灭辽不久，随即兵分两路南下，大举侵略北宋。西路由粘罕（宗翰）率领，由云中攻太原；东路由斡离不（宗望）率领，从平州攻燕京，然后两路大军合围北宋都城开封。在金兵发动的突然袭击面前，宋军惊恐万状，不战自溃，纷纷弃城逃跑。西路金兵攻下朔州、武州、代州等地后，受阻于太原。东路金兵相继攻陷燕京、相州、濬州，渡过黄河，直逼开封城下。
这时的开封城内，大臣们还在为了和战问题争吵不休，宋徽宗感到无法摆脱危机，就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匆匆传位给太子，自己带着蔡京、童贯、高俅、朱勔等人南下逃命。靖康元年（1126年）一月，宗望率领的金军包围了开封。即位的宋钦宗不得已任命主战派李纲为“亲征行营使”，负责京城防务。开封军民在李纲的领导下，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西北名将种师道率领的援军也日夜兼程赶到开封，金兵多次攻城不下，在勒索掳掠了大量金银珠宝后撤退了。开封解围，宋徽宗回京，北宋朝廷的主和派又重新得势，他们贬斥李纲，解除种师道的兵权，依旧过着醉生梦死、荒淫腐朽的生活。靖康元年秋天，金兵再度大举南侵，不久开封陷落，敌军大肆烧杀抢掠，京城内外变成一片废墟。金军俘虏了徽、钦二帝以及宗室、后妃，带着洗劫来的金银、车马、典籍、工匠北上，北宋灭亡，这就是“靖康之难”。1127年6月，宋徽宗的另一个儿子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元建炎，即历史上的宋高宗，后来他逃到杭州建立偏安于南方的政权，史称南宋。
令人叹息的是，南宋的历代帝王并没有吸取北宋亡国的教训，更没有向金国复仇、收复中原的决心，他们个个都庸懦卑怯、自私无耻、只求苟安、不恤国计。为了维持一时的安宁，他们对敌屈膝称臣，甘心割地媚敌，全然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南宋一些当权的丞相，如秦桧、贾似道之流，都是怀奸误国、残民害政的民族败类。他们对内加紧压榨剥削，贪婪地吸吮民脂民膏，偏安在一隅江山中过着穷奢极欲、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对外则卑躬屈膝，一贯奉行投降卖国政策，断送了收复失地、统一祖国的大好时机。统治者们在高墙深院中，欣赏轻歌曼舞，吟唱风烟云霞，庆贺“天下太平”，早把中原的大好河山忘到九霄云外。诗人林升在杭州的一家旅店墙壁上题写《题临安邸》，道出了人民的心声：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的苦难深渊，在异族统治者的蹂躏之下呻吟。而在南方，百姓饥寒交迫，尸横遍野。无数爱国志士遭贬黜、被杀害。他们有心报国，无路请缨，被迫退居山林，虚度岁月，正如陆游的《感愤》诗中所说：“诸公尚守和亲策，志士虚捐少壮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许多作家的生活与创作都发生了变化，他们走向现实，面对刀光剑影，迎着血雨腥风，写出了大量沉痛悲愤、壮怀激烈的动人诗篇。陆游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他那些不朽的爱国诗篇便是在这块丰饶而残酷的历史土壤里生根、开花、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