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作品的重要使我不得不专门来谈论它。“伟大汉语小说”，我意识到这将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概念，然而也将是一个必要和重要的小说概念。因为《丰乳肥臀》和几部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长篇小说，这个词变得不再是一个虚构。《丰乳肥臀》是莫言迄今最好和最重要的一部小说，但现在关于这一点还远没有形成“共识”，甚至它还是莫言迄今受到最严重的误读的一部小说。即便在专业的批评家和研究者中，也存在着广泛的粗暴而简单化的误读。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局面，是低能还是浮躁？这样一部真正具备了“诗”和“史”的品质、一部富有思想和美学含量的磅礴和宏伟的作品，为什么没有得到人们耐心的阅读和公正的承认？它出版的十余年来我认真地将它读了三遍，每读一次都有新的认识，现在我更坚定地认为，它是新文学诞生以来迄今出现的最伟大的汉语小说之一——至少它已经具备了某些这样的品质。就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容量而言，不管是在当代，还是在整个20世纪的新文学中，能够和它媲美的作品可以说寥寥无几。
（一）伟大汉语小说的伦理品质
伟大的汉语小说应该具备哪些品质？我似乎应该首先回答这样的问题。我所以认同莫言所说的“作为人民在写作”的观点，首要的一个原因，也是莫言在这部小说中成功地实践了这一观点。因为他是“作为老百姓在写作”的，所以这部作品可以说是实践了“伟大小说的历史伦理”。这个问题要弄清楚非常不容易，但是也可以简单地说，一部书写历史的小说，是不是在体现作者的“历史良知”的时候体现出了最大的勇气，在接近民间的真实和人民的意志、“老百姓”的意识方面，达到了“最大的限度”，这是判断其品质高下的首要标准。《丰乳肥臀》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充满血泪和诗意的波澜壮阔的书写是无人可比的；它对人民和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感人描写，它的秉笔直书的勇毅与遍及毛孔的锐利，在所有当代文学叙事中堪称是首屈一指的；它在把历史的主体交还人民、把历史的价值还原于民间、在书写人民对苦难的承受与消化的历史悲剧方面，体现出了最大的智慧。
请注意，我这里首先是把《丰乳肥臀》作为一部历史叙事的作品来谈论的。在中国文学的传统中，“历史”不但是一种书写的题材空间，同时也是一种品格与价值尺度，人们把杜诗称作“诗史”，把《史记》称作“无韵之离骚”，可以看出“诗”与“史”两者价值的互换，互为阐释和评价标准的特殊关系。能够写出“诗史”的诗人，也就变成了在“伦理”上最受尊敬的诗人——杜甫因之成为了独一无二的“诗圣”。“史”是什么？在最古老的文字中，“史”的本义是“中”，《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可见，史的品质在于其“中正”和“真”。因此，秉笔直书即是史家之德，所谓“良史之笔”。文学也一样，其实把历史交还于人民和民间就是最大的“真”，这需要勇气和胆识。从某种意义上，书写历史也是解释现实，反过来说，书写历史不能中正真实，往往也是因为现实的种种框定限制。反过来说，坚持历史的真，也就是对现实的正直的回答。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老百姓的立场——也即是“人民”和“民间”的立场来书写历史，体现了小说的根本伦理。
伟大的小说当然要遵循这样一个伦理。我们曾充分地肯定当代先锋作家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实验，肯定余华、格非、苏童、叶兆言等人的作品中丰富而新异的历史理念与叙事方式的探求，但同样也不要忘记，更具有“历史的建构”意义的，不仅是强调“怎么写”，而且更注重“写什么”的，可能还要数几位出生于1950年代的作家。我看重《丰乳肥臀》中的历史含量，如果说先锋新历史小说是在努力逃避历史的正面，而试图去历史的角落里找寻“碎片”的话，莫言却是在毫不退缩地面对，并试图还原历史的核心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言的历史主义是更加认真和秉持了历史良知的。虽然“人民”这样的字眼如今已遭受到了“德里达式的”置疑，但我依然坚信，当我们在面对一段历史——尤其是一段具有一个完整的“历史段落”的意义的历史——的时候，“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意义，仍然是历史正义性的集中体现。这是伟大小说应该秉持的历史伦理学。
（二）伟大汉语小说的气象与品质何来
然而崇高的伦理并不能单独构成“伟大小说”的要素，在《丰乳肥臀》中，上述完整的历史段落是通过一位伟大“母亲”的塑造——即上官鲁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来建立和体现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某种意义上是这位母亲造就了这部小说的伟大气象与品质。在已有了百年历史的新文学中，说这样的形象是第一次出现绝不是夸张。莫言用这一人物，完整地寓言和见证了20世纪中国的血色历史，而她无疑是这一历史的主体——“人民”的集合和化身。这一人物因此具有了结构和本体的双重意义。莫言十分匠心地将她塑造成了大地、人民和民间理念的化身。作为人民，她是这个世纪苦难中国的真正的见证人和收藏者，她不但自身经历了多灾多难的童年和少女时代，经历了被欺压和凌辱的青春岁月，还以她生养的众多的儿女构成的庞大家族，与20世纪中国的各种政治势力发生了众多的联系，因而也就无法抗拒地被裹卷进了20世纪中国的政治舞台。所有政治势力的争夺和搏杀，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由她来承受和容纳一切的苦难：饥饿、病痛、颠沛流离、痛失自己的儿女，或是自己身遭侮辱和摧残。在她的九个女儿中，除了三女儿“鸟仙”是死于幻想症，是因为看了美国飞行员巴比特的跳伞飞行表演（这好像和“现代文明”有关）而试图效仿坠崖而死之外，其余七个女儿都是死于政治的外力，死于各种政治势力的杀伐争斗，最后只剩下了一个“残废”的儿子上官金童。显然，“母亲”在这里是一个关于“历史主体”的集合性的符号，她所承受的深渊般的苦难处境，寓言了作家对这个世纪里人民命运的概括和深深的悲悯。
同时，这还是一个“伦理学”和“人类学”双重意义上的母亲：一方面她是生命与爱、付出与牺牲、创造与收藏的象征，作为伟大的母性化身，她是一切自然与生命力量的源泉，是和平、人伦、正义和勇气的化身，她所永远本能地反对的是战争和政治，因此她代表了民族历史最本源的部分；另一方面她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大地母亲”，她是一切的死亡和复生、欢乐与痛苦的象征，她所持守的是宽容和人性，反对的则是道德和正统。她个人的历史也是一部“反伦理”的历史，充满了在宗法社会看来是无法容忍的乱伦、野合、通奸、杀公婆、被强暴、甚至与瑞典籍的牧师马洛亚生了一双“杂种”……但这一切不仅没有使她的形象受到损伤，反而更显示出她伟大和不朽的原始母性的创造力，使她变成了“生殖女神”的化身。正是这一形象，使得莫言能够在这部作品里继续并且极致地强化了他在《红高粱家族》时期就已经建立的“历史与人类学”的双重主题，使母亲变成这一主题的叙事核心与贯穿始终的线索。
这还是一个作为“民间”化身的母亲。她固守着民间的生命与道德理念，拒绝并宽容着政治是她的品格，所以她最终又包容了政治，当然也被政治所玷污。所有的军队和政治势力都是不请自来，赶也赶不走地住进她的家。在她身上，莫言形象地阐释出了20世纪中国主流政治与民间生存之间的侵犯与被侵犯的关系，这是另一种历史的记忆。她无法选择自己的生活，只能用民间的伦理和生存观念来解释和容纳这一切，这是她作为“民间母亲”的证明。如果说母亲在她年轻的时代亲和基督教，是因为她经历了太多“夫权”的虐待的话，那么在她的晚年，则是因为她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与沧桑。她认同了“乡土化了的”基督教文化，基督的思想并非是她的本意，但她需要用爱和宽恕来化解她的太多的创伤，而这正是“人民”唯一的和最后的权利。莫言诗意地哀吟和赞美着这一切，饱含了血与泪的心痛和怜悯。这是伟大的民间，被剥夺和凌辱的民间，也是因为含垢忍辱而充满了博大母性的永恒民间。从这个意义上，母亲也可以说就是玛莉亚，但她是东方大地上的圣母。
显然，母亲这一形象是使《丰乳肥臀》能够成为一部伟大的小说、一部感人的诗篇、一首壮美的悲歌和交响乐章的最重要的因素，她贯穿了一个世纪的一生，统合起了这部作品“宏伟历史叙述”的复杂的放射性的线索，不仅以民间的角度见证和修复了历史的本源，同时也确立起了历史的真正主体——处在最底层的苦难的人民。
但《丰乳肥臀》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它的另一个重要的人物也同样具有强大的象征与辐射的意义，这就是遭受了更多误读的上官金童。这个中西两种血缘和文化共同孕育出的“杂种”，在我看来实际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化身。他的血缘、性格与弱点表明，他是一个文化冲突与杂交的产物，而他的命运，则更逼近地表明了知识分子在这个世纪里的坎坷与磨难。他身上的一切都是矛盾着的：秉承了“高贵的血统”，但却始终是政治和战争环境中难以长大的有“恋母癖”的“精神的幼儿”；敏感而聪慧，却又在暴力的语境中变成了“弱智症”和“失语症”患者；一直试图有所作为，但却始终像一个“多余人”一样被抛弃；一个典型的“哈姆莱特式”和“堂吉诃德式”的佯疯者，但却被误解和指认为“精神分裂症者”……
理解上官金童这个人物，需要更加开阔的视界。在我看来，由于作家所施的一个“人类学障眼法”的缘故，这个人物身上的一些“生物性”被夸大和曲解了，实际上作家所要努力体现的是他身上文化的二元性，这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的“先天”弱点的象征。仅仅是他的出身，他的文化血缘就有问题，有“杂种”与怪物的嫌疑，这已经先天地注定了他的悲剧。来自西方的“非法”的文化之父，在赋予了他非凡的气质（外貌长相上的混血特征）、基督的精神遗传（父亲马洛亚是个瑞典籍的牧师）的同时，也注定了他的按照中国的文化伦理来讲的“身份的可疑”。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困境，正是源于这种二元分裂的出身：是西方现代的文化与思想资源造就了他们，但他们又是寄生在自己的土地上，对本土的民族文化有一种近乎畸形的依恋和弱势心理支配下的自尊。他们还要启蒙和拯救自己的人民，但却遭受着普遍的误解，这样的处境和身份，犹如鲁迅笔下的“狂人”所隐喻的那样，他本身就已经将自己置于精神深渊，因而也必然表现出软弱和病态的一面——他们没有像俄罗斯知识分子那样的下地狱的决心，但却有着相似的深渊般的命运。其实从“狂人”到“零余者”，到方鸿渐，章永璘，再到上官金童，这是一个连续的谱系。他们和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有相似之处，但却更为软弱和平庸。
容易被误读的还有上官金童的“恋乳癖”。理解这一点，我认为除了“人类学”和寓言性的视角以外，还应该另有一个角度，即对政治与暴力的厌倦、恐惧与拒绝。因为某种意义上，男权与政治是同构的，而上官金童对女性世界的认同和拒绝长大的“幼儿倾向”，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对政治的逃避，这和他的哈姆莱特式的“佯疯”也是一致的。同时，也可以认为他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的一种“另类”性格有继承关系——比如他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当代的“贾宝玉式”的人物，他对女性世界的亲和，是表达他对仕途经济和男权世界的厌倦的一个隐喻和象征。
上官金童注定要成为一个悲剧人物，他的诞生本身似乎就是一个错误，这是文化的宿命。他所经历的一切屈辱、误解、贬损和摧残，非常形象地阐释着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中国知识分子的惨痛历史。但他在小说中还有另一个作用，即形成了另一条叙事线索和另一个历史的空间——如果说母亲是大地，他则是大地上的行走者；如果说母亲是恒星，他则是围绕着这恒星转动的行星；如果说母亲是圣母，他则是下地狱的受难者；如果说母亲是第一结构的核心，他则是另一个相衬映相对照的结构的核心。小说悲剧性的诗意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一人物的塑造，他使《丰乳肥臀》变成了一个“民间叙事”与“知识分子叙事”相交合、“历史叙事”与“当代叙事”相交合的双线结构的立体叙事，两条线互相注解交织，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历史与美学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这个人物的性格是足够病态和懦弱的，但这个形象的丰富内涵却深化和丰富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谱系。
《丰乳肥臀》的非同寻常之处在于，它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同时也担负起了它的庞大宏伟的结构，这也是使它能够跻身于“伟大汉语小说”的极重要的因素。它的主题、人物和叙事结构完整地融合在了一起，这是一个朴素的奇迹。就这一点来讲，很少有哪一部作品能够与它相比。一个世纪的风云际会和历史巨变，是怎样自如舒放地贯穿在母亲的一生之中，她和她的众多的儿女们，宛如一个庞大的星座，搭建起了一个丰富的民间和政治相交织的历史空间，历史导演着她们的命运，也推进着头绪繁多又清晰可见的叙事线索。每一个人物其实都可以构成一部书，但莫言却把它们浓缩进一部书中。特别是，由母亲为结构核心所构成的一部民间之书，和由上官金童为结构核心所构成的一部知识分子之书，能够完全地融合到一起，并互为辉映相得益彰，更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手笔，它不但使结构空间呈现出伟大的气象，而且最大限度地深化和延展了作品的主题。
我不能说《丰乳肥臀》是20世纪汉语小说史上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但我坚信时间将证明这部作品的价值，在它所体现的历史理念上，在它所体现出的美学意义上。也许很多年中将不会再出现具有这样气魄和品质的作品，因为就艺术的规律而言，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即便是对莫言个人来说也同样如此，他此后的多部长篇虽然在叙述的技法上多有变化，但在整体上，在小说的美学品质上却再没有超越《丰乳肥臀》。
（三）复调与交响：狂欢的历史诗学
这仍是上一个问题的延伸或一部分。我所以推崇《丰乳肥臀》，其极致化了的“狂欢节式”的叙述和“复调的交响”也是一个原因。另外，最具有“诗学范例”意义的还有《檀香刑》，它们共同体现了莫言在长篇小说文体和叙事美学方面的成功探索与创造。
在长篇小说叙事美学的研究方面，迄今最具建树的是巴赫金。而巴赫金最为核心的两个小说诗学的命题即是“复调”与“狂欢”，这两个问题都与人类学的研究密切相关。从小说美学的角度说清这两个概念非常难，也不是我在这里的宗旨，但简单地说，它们都属于一个“人类学的历史诗学”的范畴。巴赫金把长篇小说这种具有一定的“时间长度”的叙事当作一种非常特殊的文体，他把它们看做是一种以“诗学”的方式叙述的“历史”，因此，关于长篇小说文体的研究，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历史诗学”。在我看来，“复调”和“狂欢”虽是两个单独的概念，但其实它们也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如他以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为例，说他的人物描写打破了以往小说中“人物服从或统一于作者意志”的局面，人物的声音不再是“作者独白”的变相传达，而显示了与作者平起平坐的不同的“视野和声音”，也就是类似于音乐中的不同声部所形成的“复调”效果。这样来表述这个问题容易带上玄虚的色彩，因为说到底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作者“叙述”出来的，人物不代表作者的声音代表谁的声音呢？显然，这是由小说“文体”本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但是在“戏剧”中就不一样了，小说中的人物被逼挤到一个平面化的文字的表述过程中，而戏剧则赋予了人物以一个舞台——一个“共存的时空”，在这个时空中，他们各自“必须”说着自己的声音，表达着自己独立的意志，即使是“作者”也很难左右他们，让他们违背自己的性格而按照作者的意志去说话和行事……因此，小说中“复调”效果的产生，实际上取决于其“戏剧性”叙事因素的含量。
这样问题就变得简单了，“戏剧性”差不多正是“狂欢节化”的同义语，戏剧性因素的含量，决定了小说是否具有复调的性质，也决定了其对历史的叙述是否达到了应有的丰富、深度与活力。“小说的诗学”就这样变成了“历史的诗学”。以往包括革命小说在内的“伦理化”叙事所表现出的问题，正在于它戏剧性的匮乏，及其单一视野与腔调的表达。莫言小说中丰富的戏剧性因素，不但实现了对历史丰富性的生动模拟和复原，也体现了对长篇小说的文体的创造性改造。从《红高粱家族》到《丰乳肥臀》和《檀香刑》，其生命意志对“伦理意志的弱化”在叙事中所起的作用，正如巴赫金论述的“狂欢节”体验在叙事中所产生的效应一样：原始的语境出现了，诙谐具有了更广博的含义，人物的本能得以释放，民间世界的永恒意志代替了一切短暂的东西，权力、统治、主宰绝对价值的所谓“真理”，都处在了被反讽的地位，历史的本源的多样性、歧路与迷宫般的性质开始自动呈现……与此同时，人类学视野中的民间、大地、酒神和自然，同这两个概念也紧密相连，它们共同构成了小说叙事中的伟大气质与美感力量。
我用了这么大的篇幅来说明这两个小说概念，其实可以直接地用来解释《丰乳肥臀》中的叙事特点——尽管我可以肯定地说《丰乳肥臀》不可能是莫言读了巴赫金小说理论的结果，但人类学的思想构成了他们共同的资源。对莫言来说，他的创造性在于，他在对历史的叙述中最大限度地开启了存在与生命的空间，并形成了他自己特有的“历史诗学”，这也是他在当代小说叙事艺术的发展中所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从广义上说，“人类学”和“历史”本身，在莫言的小说中构成了一个大的复调结构。前者的横向弥漫性和后者的时间链条感，前者所显示的超越伦理的生命诗学和后者所体现的求解历史的道德良知，达成了互为丰富和混响的效果——《丰乳肥臀》之所以遭到广泛误解，与这些读者只看到表层的人类学叙事而没有看到内部的历史叙事有关系。或者也可以说，读者多是以通常的历史伦理来比照小说中的人类学视野，因此难免南辕北辙，不仅看不到小说本身在叙述上的复调与丰富性，反而会用历史伦理来指斥小说中的故意夸张和谐谑化了的人类学内容。
如果具体地来看，在莫言的几个重要的长篇小说中，通常都有两个以上的“叙事人”，实际也就是有了两个“视野”和两个不同的“经验处理器”。这并不是最近的事情，在最早的《红高粱家族》中，两个叙述者“父亲”和“我”，即构成了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叙事结构。“父亲”不但是小说中的人物，而且也是作为“目击者”的“第一叙事人”；“我”则是历史之河的这一边的隔岸观火者，用今天的观察角度来追述和评论“父亲”的经历；同时，在大部分时间里作为“儿童”的父亲，同“爷爷奶奶”的生活经验之间，也构成了很大的距离感，这样他对历史空间里的叙述，就拥有了两个甚至三个“声部”，这样，不同的叙事因素就都被调动起来了，在“混响”式的关系中，童话的、传奇的、鬼怪的、神秘和浪漫的民间事物，就以狂欢节式的方式出现在作品中。“爷爷奶奶”的传奇经历，构成了高密东北乡的神话世界；“父亲”的非理性的儿童式的感受方式，则构成了英雄崇拜的浪漫记忆；而“我”的“当代性”角色与身份，则构成了对这神话世界与浪漫记忆的追慕、想象、评述与抒情，并对当代文化进行愤激的反思。这是构成这部小说激情与诗意的“狂欢”气质的根本原因。
《丰乳肥臀》中，母亲和上官金童这两个主要人物也构成了类似的复调叙事关系。母亲是生活在她自己的历史逻辑里，民间的生活形态几乎是永恒不变的，她所感受的世界既动荡又重复，她以不变的意志与方式承受和消化着一切灾难和变故，她所生发出的是悲壮和崇高的诗意；而上官金童则无法抗拒地进入了现代中国的“激流”之中，他站在“过去”和“现在”的断裂处，看见的是万丈深渊，所显示的是怯懦、逃避和低能，他所生发出的是荒谬和滑稽。这样中国现代历史的价值双重性与审美的分裂性，就以美学的形式体现出来。它实现了这样一个悖论：书写了一幕“狂欢着的悲剧”，或者以悲剧的本质，透视了历史的狂欢。只有在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眼光中，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命题才能真正得以展现。如果只是由其中一个构成单一的叙事结构，那就不是莫言了，那样的叙事我们在以往和在别处，都看得太多了。
其实“历史”除非与“人类学”相遇，否则无法产生“狂欢”的效果。《丰乳肥臀》在一开头就显示了令人惊心动魄的狂欢笔法，历史是以戏剧性的“共存关系”彼此呼应地存在着的：上官家的黑驴和上官鲁氏同时临产，而且都是难产；而这时日本鬼子就要打进村庄，司马库正在大喊大叫让村民撤退，沙月亮正在蛟龙河堤上设伏阻击；而后就是上官家七个女儿在河边目击的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莫言堪称是一个诗意地描写人类大戏的高手，战争和生殖、新生的喜悦和死亡的灾难同时降临到上官家中。“历史”在这里显示出它和“叙事”之间永远无法对等的丰富性和现场感。
然而历史本身也有“狂欢”的属性，《丰乳肥臀》对这一点有最精妙的模拟。它用拼贴法和“交叉文化蒙太奇”的修辞，模拟了20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走马灯般的政治狂欢：一会儿是司马库赶走了鲁立人，一会儿鲁立人又俘虏了司马库，一会儿司马库又作还乡团杀了回来，一会儿鲁立人又代表人民政权枪毙了司马库，而且他死了之后还不断地被各种传言和宣传改编着，变成豺狼动物……在第五章中，上官家一会儿是“六喜临门”，一会儿则是惨剧不断；第六章中上官金童一会儿从囚犯变成老金的宠物，一会儿被作为废物踢出家门，一会儿成了鹦鹉韩夫妇的座上宾，一会儿又一文不名流落街头，一会儿因为外甥司马粮的巨富而扬眉吐气，一会儿又因为破产而无立锥之地……历史像一只巨手翻云覆雨。有一个堪称最妙的例子，是关于司马库“还乡团”的一前一后“官方”和“民间”的两种被拼贴并置在一起的叙事：公社“阶级教育展览室”的解说员纪琼枝刚刚对着宣传画，对司马库作了妖魔化的解释，把他描述为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接着又让贫农大娘郭马氏现身说法，而她所讲述的故事恰恰瓦解了前面的说法——司马库不仅不是一个魔鬼，反而表现出了通常的人性，正是他的及时出现，才从滥杀无辜的“小狮子”手中解救了她的生命，这可以说是富有“解构主义”意味的一节。另一种是横向的并置法：莫言常常用共时性的交错叙述来隐喻历史的多面性，如巴比特的飞行表演与“鸟仙”兴奋地坠崖而死，司马库与来弟的偷情同巴比特电影里外国人的恋爱镜头，哑巴的“无腿的跃进”和鸟儿韩与来弟的通奸，还有在农场中对右派知识分子的改造与对牲畜进行的杂交配种……都是刻意地采用了并置式的叙述，这样两种修辞手法所达到的“狂欢”效果，都极为生动地隐喻出历史本身的多元矛盾与沧桑变迁。
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与“狂欢化”的叙事有关，这即是叙事载体的“弱智化”倾向。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叙事问题、修辞问题和美学问题，也与人类学的背景有关。表现在作品中，《红高粱家族》中的“父亲”的“儿童式”叙述视角，《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恋乳症”式的幼稚病以及后来的“精神失常”，还有《檀香刑》中的傻子赵小甲白痴式的观察眼光，他们都不只是一个性格化的人物形象，而是与整个作品的叙述格调密切相关，他们的“弱智”为小说营造了非常必要的“返回原始”的、充满“反讽”意味的、喜剧化和狂欢化的、犹如“假面舞会”式的叙述氛围。某种意义上，这种人物的弱智化不但没有“降低”作品的思想含量，反而使之大大增加了，这个问题在当代小说叙事中还有相当的普遍性，需要做深入的研究，这里限于篇幅就不予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