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中国当代的历史叙事经历了一种“合理的变革”，对这样一种变革，我并不想将之单方面地解释为一种“进步”，因为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思想正是对以往的“历史进步说”持有警惕和怀疑的。某种意义上，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的缓慢而又实实在在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体现在对历史的解释之中，体现在历史意识的变迁上。而这种历史意识与历史叙述的变迁，很大程度上又首先是体现在文学的叙事中，是当代文学对历史的叙述承担了通过历史叙事来推动变革现实以及人们的日常意识的职责。因此文学研究不能无视这种不同寻常的作用，而必须把这样一个变革的过程及其特征描述和解释出来。
要解释这样一个过程，仅仅靠横向地借助于西方的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理论显然还不够，需要从中国自己的历史叙事传统来找到解释的起点。这使我获得了一个纵深的视野，并有了豁然敞亮之感。如前所述，中国人的历史理念是特别发达的，我们的先人在历史叙述的经验类型、叙事的美学（也即西方理论家所说的“历史诗学”）、时间的修辞等等许多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体系，在主流官史之外，有着大量的非官史的文学和一般性的消费式的历史叙述作为补充，这个体系具有“官史”立场、知识分子理念和“民间”消费意识共同结合的“三位一体”的特征，容纳了各种层次上的历史伦理。特别是，它还建立在中国人特有“循环论”的时间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的基础之上。这样的“循环论”的历史理念，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生命本体论”的历史观，其原型是形成于汉代而下的感伤主义人生哲学——由对人生的短暂无常的感伤情绪，进而投射到了历史领域中，形成了悲剧论的历史美学，以及以人的生命刻度为基本的时间修辞的叙述结构。很显然，对人生的理解变成了对历史的比附，便导致生命的长度变成了历史的“刻度”，历史也就与人生一样，变成了一个“由盛及衰”、“从聚到散”、“由分到合”或者“由合到分”的循环，在这样的叙述模型中，历史便“审美化”和“诗化”了。
这本身就天然地具有与当代最新的历史主义意识相接近的地方：对历史终极客观性的质疑，以及相应地对主体价值的肯定，对道德本体论的历史价值尺度的“修正”甚至否定，对民间和边缘化的生活情态的张扬，野史和稗史的视角等等，都几近于当代西方的新历史主义理念。如对正统文本的颠覆和逼挤，对历史进步论与目的论的反省，对历史的“修辞想象”的本质确认，对民间与边缘材料的注重……总之它是一种极具有生命力和美学诗学意味的历史思想，这样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一整套的伦理政治与思想体系之间，是完全和谐一体的关系。只是当近代以来中国面临了西方工业化的强势文明之后，它才“被命定”为一种“落后”的历史意识，因为它的循环论思想在本质上是拒绝“发展”的，也可以说它“阻碍”了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前进。但在此之前，它是一个完整的稳定的自在的系统，只是在面临“进化论”历史思想的压迫之时，才显露了它内部丑陋的一面。所以相应地，这里也应该区别开一个问题：西方的新历史主义对进化论历史观念的反省，与中国传统拒斥进化论的循环论的历史意识之间，并非是一个对等的关系，而仅是一种不谋而合，即不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的思想，而是因为有相似的边界。
然而“现代”以来的历史观念，却搭载在工业时代的进化论的巨轮之上，摧毁了中国人这永恒循环的历史王国。“革命”在进化论历史理念的支持下开始了它的崭新的历史叙述——从某种意义上说，革命的历史叙事在开始也是一种全“新”的和相当“新”的历史主义。它的断裂的时间修辞，纵向历史当中的人为设置的伦理构造（过去和现在、将来的对立：黑暗/光明，落后/进步，苦难/幸福……），还有“阶段论”的历史节奏等等，都成为革命的合法性依据的理论来源。也可以说，是进化论的历史叙事“创造了革命”本身——如果不是马克思描述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由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社会”的历史进程的构想，怎么会出现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可见“叙述历史”对现实和对未来的巨大影响力。20世纪的这种新的叙述方式，无疑是推动了历史的车轮本身。但随着简单化和庸俗化了的社会学与阶级论思想在一切领域中的霸权地位的确立，文学中的历史叙述也发生了畸形的病变。它逐渐删除了政治伦理以外的一切价值标尺，完全用政治意识形态来演绎历史的进程，不但“消灭”了传统的民间历史消费，而且把一切历史叙述都变成了政治的奴婢和意识形态的复制品。中国人关于历史叙述的丰富的经验与美学思想被完全废除了，来自西方现代的新的思想资源也被断绝，历史变成了一种权力和暴力的叙述，一种取消了真正的个体生命主体的虚伪的“集合概念”的能指游戏。
上述断裂性的历史修辞对当代文学所起的控制作用，并没有随着社会政治的变革而迅速消除，在很多年里它甚至还在支持和控制着“新式”的主流叙述，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伤痕——反思”叙事，它们几乎是此前主流红色叙事的反省者，但在内在叙事的理念上却与前者如出一辙，它们也是宣称了时间的断裂，“噩梦醒来是早晨”，不幸的过去再一次被告别，新的时代又重新被开辟，美好的未来又再一次被承诺。这是多年来当代作家在政治、历史和语言等方面的“集体无意识”所决定的，价值观念已经变了，但叙事的修辞习惯却无法得到及时的修改，这再次导致了他们的历史叙事的虚伪性。
然而随着当代知识分子人文主义思想的增长，一个新的启蒙主义的历史叙事开始发育起来。这是当代知识分子试图通过解释历史而对当代的社会生活发生影响的一个努力，是他们的启蒙主义文化实践的一部分。与“五四”作家的历史意识不同，由于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五四”时期的作家的历史叙述是一种彻底的伦理化的否定——认为几千年的历史都是“吃人”的历史，他们由此提出了西化的文明道路；但对寻根作家而言，他们则一改原来纵向的历史伦理对立，对遥远的过去、以及过去的遗留物反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他们对传统的历史文化提出了完全“另类”和边缘化、民间化的解释，使之由一个“道德本体”还原为一个“生命本体”，由一个主流化的权力历史构造变成了一个民间化的历史构造，用家族史代替了国家历史，用人与自然相依相存的生存史取代了阶级斗争的历史。不过对于两者的这种不同，还不能简单地用“超越”或“退化”来进行解释，因为他们和“五四”作家所面对的历史情境是完全不同的。简单地说，是因为当代作家已经历了一个为进化论思想所驱动的“革命”时代，这革命摧毁了旧的制度，甚至也部分地兑现了它的承诺，可是问题仍然复杂：旧的东西通过各种化装改头换面，通过群体的无意识在制度中顽固地留存下来，传统的东西经过更加权力化的解释，仍然控制着当代人的思想。因此，这种对历史的“新的发现”本身就不显得那么重要，还是那个历史和“传统”，只不过观察的角度、观察者的处境、出发点与思想方法有了改变。
但是启蒙历史主义的发育也是有意义的，它意味着当代知识分子再次具有了对历史的“自我意识”的能力和权利，这同时也意味着对于历史的解释与消费方式，重新回到了正常的多元化状态。不过这个背景是不可忽略的，那就是1980年代知识界启蒙主义思想的高涨和大众商业文化尚未发育这个事实，叙事者试图通过解释历史而推进现实社会进步的动机是好的，但无疑也是一种过于乐观的幻象，因为文学对历史的叙述，归根结底是一种“诗学活动”，过分指望有非常现实的效果则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某种意义上寻根运动也表明了一个潜在的东西——那就是当代知识分子依然“顽固”的对主流文化权力的渴望，这种来自传统的政治无意识，也曾经是红色历史叙事时期叙事者刻意“扭曲历史”的动机和根源，而现在虽然它刻意张扬另一个边缘化、民间化和民俗化的历史流脉，但对“影响现实”的热望、“重构当代文化”的目的性，也使寻根文学不堪重负，后来它的迅速“降解”和转型也说明了这一点。再者稍后发育起来的商业与大众文化的“魔鬼”，也构成了对198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曾经高涨的启蒙主义思潮的冲击，来自主流气候与大众商业文化的合力，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在1980年代后期迅速地“被边缘化”了，这样，启蒙历史主义也就很自然地开始向新历史主义过渡。
新历史主义叙事的出现有众多的原因，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各种新的哲学方法与文化思潮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实践的介入，人类学、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女性主义乃至新历史主义自1980年代到90年代次第被介绍到中国，当这些思想开始逐渐由“方法”转化为“世界观”的时候，新的历史视野就被真正打开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被边缘化了”的地位和心态使当代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对自己进行定位，启蒙主义社会思潮的衰微使得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宏伟主体幻象”，因为“为真理作判断的公众集会已不复存在”，“个人从群众中回了家，变成了单独的个人”，而商业文化的迅速发育，又使他们不得不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作为“个体”的生存境遇，启蒙主义的热情无法不被存在主义的疑惑所代替。价值观的调整导致了新历史主义叙事的大量涌现。
但新历史主义的叙事并不意味着其人文性质的消失，而是意味着它在两种价值向度上的调整：一是适应商业文化时代的需求，对日常性的“历史消费”给予合法性的认证，这是一个基础，即不把对历史的解释权与叙事权垄断为官方和知识分子才拥有的特权，而是将其归还“民间”，这自然会带来对历史的更大空间和更加接近真实的解释。但同时它也仍然意味着知识分子对历史的人文主义的构想，不仅是对历史的客观真实——“究竟发生了什么”的追问，更是对原有历史文本与历史方法的质疑，对历史书写与历史解释奥秘的探寻，也是对“个人是历史的主体”——历史的创造者和解释权利这一原则的确认。从这两个意义上，它既恢复了中国传统文学中历史叙事的诗学与美学理念，恢复了传统历史叙述中的悲剧美学的神韵，同时也与西方当代的历史意识实现了一个连接。
新历史主义叙事当然不意味着一好百好，它的近乎完全相对主义的历史价值指向、对商业化历史消费的妥协，在某种意义上也消除了它自身的意义。到现在为止它也还仅仅局限于文学的叙事现实之中，在真正的历史文本中它的实践恐怕还很遥远。但是仅仅是从文学的意义上来看它的价值也是足以令人兴奋的——它导致出现了一大批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历史叙事的作品，它们业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财富，当代知识分子另一形式的精神实践。在本章中我只是对这些文学实践作了抽样考察。从根本上说，一切文学的叙事也都是某种“历史”，无论是文本，还是写作者的精神劳动本身，它们也同样构成了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新历史主义叙事也创造了它自己的“历史”——留下了令人难忘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