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上看，当代作家在时间意识方面呈现了多维度的变化。在许多有着自觉文化意识与艺术追求的作家那里，对一维进化论时间观的颠覆和反思，对中国传统时间意识的重新认同——不管是自觉或是出于“集体无意识”——都是其作品的艺术品质和历史、生命、命运感得以呈现的最内在和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处理的方式会有种种的不同：比如扎西达娃和马原，由于他们对藏族文化的亲和与理解，他们小说中的时间出现了复杂的交错感，远古时间与现代时间的错位交叠，现代文明所理解的时间与藏族人神秘主义思维所理解的时间之间的交错，还有时间的不断轮回——在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中，一位叫做“次仁吉姆”的女性至少出现了四度化身；在“新写实”小说中，作家也常常采用了“时间流水账”的方式来进行叙述，比如池莉的《烦恼人生》就是用了“一天”的故事来影射主人公的“一生”，用了表面的喜剧叙述来传达一个悲剧的寓言；在一些“新生代作家”那里，对“时间现在”的强调，又重新成为他们歌赞现世与当下生存之合法性的秘诀，通过对时间整体性的刻意取消，来消除叙事中的历史维度，并夸张地叙述他们新式的放浪形骸、沉湎感官享乐的“青春之歌”，以及他们的新世界观与“现世主义”的美学……作家的时间意识呈现了多向的分裂趋向，叙事的发展变化也没有显示出一种已然固化的向度与态势。可以说，当代文学依然处在美学的分化与多元变动中。
但是这里我并不想通过在时间线索的梳理中，将这个过程“线性化”——这也是一个很容易陷入的价值判断的窠臼。本章文字的目的，是要通过一个内部要素的分析探源，来看出当代文学叙事及其美学演变的一些奥秘。在这个前提下，值得强调的大概还有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一个民族的文学叙事固然是丰富的，但其中所能够提供的独特经验模型却总是有限的。传统“奇书”叙事中所展示的完整的时间长度，其生命本体论的历史观、悲剧论和感伤主义的人生观，及其由此形成的宏伟结构、悲剧的历史诗学与历史美学，都可以说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东西，是种族的美学、生命记忆和审美感受方面的“集体无意识”。所谓“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所谓艺术中的“民族传统”与“东方精神”等一切要素，其根本都在于此。小说必须恢复这些要素，并在“现代”的意义与语境下进行创造性发扬，才会使之真正成为“现代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而关于中国传统时间修辞的恢复导致的“悲剧的复活”这一点，可以说是上世纪9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成就，可惜一直无人给予认真的阐释。这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新文学产生和成长的必然结果，也是其初步成熟的标志，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
其次，当代革命叙事是现代性时间观念推动下的叙事变革的产物，是其持续推进和极端化的结果。这决定了我们应该历史地看待它，并且要合理地评价其意义，而不只是看到它单一的“未来时间维度”所带来的虚假性。正像弗兰克·克默德所揭示的，“一切结尾都具有虚构性”，事实上由启蒙现代性观念推动下的文学叙事也有同样的问题。比如，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但却一直没有自己的“乡土文学”，而是只有“田园诗”。如果没有现代性时间观的烛照，鲁迅和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何以会看到乡土中国的愚昧和破败？如果没有西方人的现代性时间叙述的强行介入，何以会有莫言的《檀香刑》中对孙丙的那种可笑的描写？鲁迅他们会和无数的先人一样，眼里是古老的山水和永恒的田园，而不是苦难和“落后”、麻木和自闭的危机，“从来如此”又有什么不好？莫言也不会写到原来的一个出色的民间戏子、一个猫腔艺术家和英俊的美髯公，居然变成了一个号称鬼神附体、用符咒巫术来对付洋枪洋炮的愚民。一句话，如果没有西方强势文化与现代性价值的强行介入，中国的古老文明不会呈现出“丑陋”的一面。是现代性时间观和价值观搭载在蒸汽时代的巨大机械和火器上，强行驾临于这古老的土地之上。这是一个由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的过程，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与此前中国的文化变革之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它是一个从思想意识中完全变被动选择为主动接受的标志。至于当代的革命叙事，不过是西化的时间修辞方式同现代民族主体意识之间的矛盾产物罢了。
再次，通过研究不同叙事的时间修辞方式，来观察其结构与美学特征，比较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文学叙事的美学特点，分析其自身复杂的美学观念与叙事要素，是一个极具历史启示与哲学深度的本体论命题。在这方面，本章只是非常初步地提出了问题。
§§第二章 红色叙事的传统要素与两个传奇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