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是人间的一种至真之情
季老爱猫人尽皆知，但季老其实更爱狗。在他年轻时家里曾养过一条让他怀念了一辈子的狗。这条狗是季老的母亲所养，母亲死后本就一贫如洗的家里更显凋敝。但这条忠诚的狗却安静地陪在小主人身边，泪眼汪汪地与他一起哭泣，并用自己的方式安慰着他。后来，季老为了求学将这只狗留在了家乡，他说多少年过去了他不忍心想这只狗的下场，每次想起它，自己都泪眼婆娑，心怀愧疚。因为它的忠诚让他感受到了人间最重的真情。说起忠诚，很多人会马上想到中国的“愚忠”二字。忠诚作为中国的传统美德，曾让很多英雄人物枉死，今人在反思历史后，对忠诚也有了更理性的认识。至此，忠诚成了一个需要两面观的“美德”。但季老却一反常人，始终无法忘情那只对他表达了“愚忠”之情的小狗。这是因为忠诚是人间一种不可多得的至真之情，即使在很多人眼中，忠诚有时近似于愚蠢，但它依旧能够触碰到人心最深处的神经，并让人感受那种酸楚多于嘲讽的滋味。其实真正的忠诚不是一种轻飘飘的概念，甚至说它不是一种需要克己复礼才能达到的美德，它只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情，一种相依为命后产生的情感共鸣。它依附在所有情感之上，例如友情、爱情和亲情。前苏联有一条谚语说：“爱情的火焰需要不断添加忠诚的干柴。”事实的确如此，爱情的延续时刻需要有忠诚的陪伴，否则看似热烈如火的爱也将成为蚀骨的毒。东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独特的时期，很多匪夷所思的故事也都出自这个朝代。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故事就是“晋孝武帝玩笑丧命”。晋孝武帝司马曜是东晋的第九个皇帝，他文治武功，颇有古风，算得上是一位胆识过人的明君。东晋名臣谢安就在他执政期间辅政，著名的淝水之战也发生他任内。然而这样一位治国有道的皇帝，却因一句玩笑话丢了性命。他死后留下的两个儿子就是东晋最后的两个皇帝，他们并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最终东晋灭亡。其实，司马曜死的时候年仅35岁，他与东晋的未来都还充满无限的希望，可以说就是他的这个玩笑毁了两晋百年的基业，断送了司马氏一族的龙脉。这个故事的主角除了司马曜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女人，她就是张贵人。张贵人是司马曜的妃子，貌美如花、巧言善变，很快就在后宫三千佳丽中脱颖而出，博得了司马曜的宠爱。然而张贵人天生好妒多疑，即使三千宠爱在一身，她却依旧不能和司马曜交心。有一次，司马曜在后宫中设宴与众妃喝酒谈笑，张贵人此时正因自己年已30却还没有子嗣忧愁，司马曜见状就对她嘘寒问暖一番，可张美人却一句话也没有说，依旧沉浸在自己的情绪中。司马曜见她心有不快也就没有再问下去，而是和其他妃子们调笑。众妃见机会难得都纷纷对皇帝撒娇献媚，司马曜借机想要气一气张贵人，就故意说：“张贵人，如今你已年老色衰，朕已经厌倦你了，还是这些年轻的妃子比较好。”张贵人以为司马曜酒后吐真言，生气地拂袖而去。半夜之时，司马曜醉醺醺地回到了与张贵人共同居住的寝殿。张贵人看到司马曜就想起他说过的话，怒火中烧的她竟然与自己的贴身婢女将司马曜活活闷死在棉被之中。由于司马曜与张贵人之间缺少最基本的忠诚之心，故而造成了他们一个弑君，一个丧命的悲剧。此时的司马曜沉溺女色多年，在宠爱张贵人之前，也曾对别的嫔妃情有独钟，正是他这种对感情甚为随便的态度，让他失去了张贵人的信任。同时，张贵人对司马曜也没有最基本的忠诚之意，她的弑君行为将她的狭窄心胸和薄情寡义暴露无遗。司马曜的悲剧终究还是因为他们之间没有真情实意。忠诚总是和真情相辅相成的，如果没有真情，即使天天喊着忠诚，也不见得能够懂得忠诚的含义。反之，如果真情在怀，无需倡导忠诚，它就已经栖息在人们身边，待到关键时刻，忠诚自会奋不顾身，以飞蛾扑火般的姿态护卫真情。忠诚除了被人们用在恋人、朋友之间以外，也常被用在人们对祖国的热爱之上。历史上曾有不少名人都展示过自己的这种忠诚，伯夷、叔齐、岳飞、文天祥都已是后人耳熟能详的尊奉忠诚的英雄志士。他们的精神已经成为了民族的脊梁，深埋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在我国山东半岛西南方有一个因忠诚而得名的岛屿，叫做田横岛。据史书记载，田横是齐国的宰相，在刘邦平定中原，一统天下的大势之下，他率领齐国的遗老遗少五百余人漂流到一个海岛上生活。后来刘邦担心他们卷土重来，就多次邀请田横出岛。田横为了保全齐国遗老遗少的性命，虽深知出岛必有危险，但他还是应邀前去会见刘邦。等到路经齐国旧地时，他却对随从们说出了心里话，他说：“今日之行就是我的死途，为了让刘邦死心，我只有一死他才可能放过岛上的五百齐民。”随从们纷纷跪求田横从长计议，但田横为了祖国、为了臣民们毅然自刎。此事传到刘邦耳中他竟然也深受感动，就对部下们说要礼葬田横。而田横的随从与生活在海岛上的齐国旧民却对田横的死感到深切的悲痛，为了表示自己对齐国与田横的忠诚，他们也相继自杀了。英国著名文学家弥尔顿曾说过：“你若想证实你的坚贞，首先证实你的忠诚。”人们的很多优良品质其实都与忠诚直接相关，忠诚是世间最可爱的一种品质，它来源于人们的至真之情，并挥洒在别人的身上，维系着人们的情感关系。季老的那只小狗尚且懂得忠诚，自诩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则更不应该忽视这样的一种珍贵之情。
隔膜是一种病
季老年逾耄耋，经历了国家的兴衰与自身的浮沉，对很多大事小情都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在对外交流方面很容易陷入一种被动之中，而这种被动来源于鲁迅先生所言的那种“隔膜”。鲁迅先生笔下的“隔膜”与词典中的“隔膜”最大的区别在于，词典中解释“隔膜”的产生是双方造成的，而鲁迅先生则认为隔膜往往是单方面的揣度的结果。隔膜是介于常用词与生僻词之间的一个词语，鲁迅先生很青睐这个词语，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使用。季老说，鲁迅的“隔膜”是指用主观愿望或猜度的方式单方面地了解对方、要求对方。对此季老深有感触，他列举了很多自己的亲身经历来佐证鲁迅的观点。他说，自己年轻时曾经也是一个“隔膜党”，妄想通过西方的帮助获得中国的独立，但历史的现实让他从这种隔膜中走出来。其实，季老所言的“隔膜”就是今天常被人们说起的“自我本位主义”，也可以称作“个人中心主义”。“个人中心主义”起源于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对婴儿行为的研究，他从研究中发现，婴儿不具有超越自己的主观情感与需要去理解判断事物的能力。事实上，后来有很多社会科学界的学者们认为，即使是成年人也具有这种以自我为中心解释世界的倾向，乃至国家、民族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人类学家们将其称为“文化中心主义”或“种族中心主义”。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季老都反对滥用这种近似病态的“隔膜”心理。对国家而言，这样的“隔膜”会阻碍两国的正常交往，或在交往中产生不愉快的摩擦。例如西方国家曾经一度“妖魔化中国”，每当媒体中出现中国的形象时都采用一些片面的影像资料，意图抹杀中国的正义性。而对个人交往来说，这种隔膜会让彼此之间产生严重的误解。智常禅师在山间劳作，一条蛇从禅师身边窜出，禅师见状就举起了手中的锄头。这一切正好被一位学僧看到，他边喊边跑过来阻拦，生气地对禅师说：“您因慈悲为怀而闻名于世，如今怎么能对一条过路的蛇起了杀心呢，您这样做与一般的粗俗之人有什么区别？”禅师听后诧异地看向学僧，对他说：“究竟是你粗俗还是我粗俗呢？”学僧见禅师这样说，并不十分明白，就回答：“怎么能是我粗俗呢？不然您说说什么是所谓的细？”禅师没有直接回答，只是举起手中的锄头又做了一次刚才的动作。他见学僧还是一脸雾水，就对他说：“我们暂且不谈粗与细的问题，你倒是说说我什么时候要杀那条蛇了？”学僧毫不犹豫地回答：“就在刚才。”禅师听后语带玄机地说：“你说刚才看到我斩蛇，那么你自己又在做什么呢？”学僧被问得哑口无言。很多时候，人们并不明白交往中的很多误解与矛盾均出于隔膜的心，所以才有俗语“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说。人生就是一场旅途，而每个人在旅途中都会遇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同路人，若要这场旅途顺利地走到终点，彼此之间的交往就是必不可少的。而这种交往绝不能以“隔膜”的方式进行，不然就会遭遇各种痛苦折磨。禅师对学僧说的话很有深意，他似在斥责，又似在开解，其实无非是让学僧明白两个道理，首先就是要超越个人中心主义的羁绊，其次就是让学僧懂得通过反思自我的局限性找回对世人世事的理解与包容。一个人如果凡事都从个人的角度出发，也就谈不上理解别人、理解人生的真意。人生绝不属于某一个特定的人，它是融合了众生法相的合集。隔膜的产生是出于对自我的极端认可与对外物的隔离，然而事实告诉人们，没有一个人能成功地独立于所有人之外。有一次，苏东坡和妹夫秦少游一起在外吃饭。他们边吃边聊，正谈得兴起的时候，一个乞丐走到他们桌前来讨饭。苏东坡看了皱了皱眉说：“这个乞丐太脏了，满身的污泥都生出虱子来了。”秦少游听了不以为然，回答说：“并非是乞丐身上太脏才有虱子，我看虱子一定是在他穿的脏棉袄中长的。”两个人为此争论不休，却始终不能达成共识，最后他们决定找佛印和尚去评理，并约定说错的人要请对方到当地最好的酒楼吃饭。苏东坡和秦少游心中都有自己的一个小算盘，他们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去找佛印，希望能得到他的协助。佛印听了表示一定全力以赴帮助他们。如此一来，两个人都以为自己这回赢定了，就安心地在家等待。到了约定的日子，佛印笑眯眯地对他们说：“你们都错了，虱子的头从污泥中长出，而它的尾由棉絮中生出。所以只好让你们破费请我吃宴席了。”苏东坡和秦少游听了无计可施，只好自认倒霉掏腰包请佛印吃了一顿素斋。佛印的回答之所以让苏东坡和秦少游都哑口无言，正是因为佛印超脱于物我对立之外，参悟了物我合一的道理，显示出了高于二人之上的境界。无论人生还是外交，隔膜只能造成伤害与误解，并不能实现任何目标与价值。季老说，如今的中国与中国人变得愈来愈懂得这个道理，故而我们的国家开始富强，人民也有了衣食无忧的安稳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