糊涂一点，潇洒一点
季老说，有朋友曾劝解他，为人应该糊涂一点，潇洒一点。季老对此也深有同感，还专门撰文《难得糊涂》一篇以应朋友之言。在此文中季老将糊涂分成了两类，即真糊涂与假糊涂。季老说，真糊涂之人，时常因一点小小的得失而沾沾自喜或忧心忡忡。而假糊涂的人，也就是装糊涂的人其实最聪明，因为他们为人处世深知避其锋芒、韬光养晦的好处，装糊涂无疑是一种自保的策略。而谈到潇洒，季老认为，像嵇康这样生活在南北朝时期的人，最多所谓潇洒之言行，可实际上这种人过得一点也不潇洒，他们的潇洒只是形势所迫，是壮志难酬又心思郁结后的故作潇洒而已。真正潇洒的人从不避言现实，对于世事他们自有一番体悟，却又总能超脱于上。季老赞赏那些假糊涂而真潇洒的人。糊涂，这个形容词本是贬义，常用来说那些不明事理，不辨是非之人。但千百年来，经过种种人为加工，这个词语有了更广泛的含义。至少在很多人眼中，糊涂已经可以相当于“大智若愚”这类的褒义词了。为了区分糊涂的原意，人们常将这种演化而来的糊涂称为装糊涂。说起装糊涂，这其中的学问很多，且源远流长。不过最为人们熟知的还是要数清代大才子郑板桥的那句“难得糊涂”。据传，郑板桥曾路经山东莱州云峰山，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位自称“糊涂老人”的老翁。郑板桥见到老者室内一块像桌面大小的砚台，感到十分惊喜。再观其言行，郑板桥觉得这位老者绝非常人。两人寒暄一番后，老人得知眼前之人就是名扬四海的郑板桥时，就请他留下墨宝。郑板桥顺势在那块硕大的砚台上，写下了“难得糊涂”4个大字。他所用的方印正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随后，郑板桥还鼓励老人也在此留下一些文字。老人沉吟片刻，也挥笔几下，在砚台上留下了佳句：“得美石难，得顽石尤难，由美石而转入顽石更难。美于中，顽于外，藏野人之庐，不入宝贵之门也。”而老人的方印则是“院试第一，乡试第二，殿试第三”。郑板桥见此，心知自己所猜不假，这位老人一定是位归隐的大官，于是心领神会，又在砚台上补写了一句：“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安心，非图后来报也。”以附和老人之语。郑板桥的这句“难得糊涂”自一出世，就已得到了人们的追捧，即使到了现代，依旧不损其势。很长一段时间，“难得糊涂”还成了热销纸扇上必题的至理名言。可见人们对于这种人生哲学的认可与向往。有时候糊涂一点，不但是一种自保的人生哲学，也是一种处理棘手事情的另类智慧。西魏时期的雍州刺史韩褒，就是用装糊涂的办法巧捕了犯人。韩褒任刺史时，雍州北部流窜着一伙盗贼。由于地利，盗贼们能够轻易进出此地而不被发现，官府对此也无计可施。韩褒看到这样的情况，暗急在心，却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派人暗访此事。没想到，这一查还真就让他查出了一个惊天秘密。原来这伙盗贼并非什么流贼，而是当地那些士绅豪族家中不学无术的纨袴子弟们。听到这个消息，韩褒虽然十分震惊，但却没有失去冷静。他仔细想了想，自己手中并没有实际证据能够证明偷盗之事是他们所为，如果贸然抓人，只会打草惊蛇，坏了大事。于是，他派人将这些纨袴子弟们召集到了衙门，然后假装不知情地对他们诉苦：“唉，各位公子你们应该知道，我只是一介书生，根本不懂如何抓贼。而你们就不同了，你们熟悉本地地形，又有威望，如果由你们协助本人，一定可以将这伙盗贼绳之于法。”随即就给他们每人分派了一些地段，让他们负责管辖这些地段的治安，并对他们表示如果有人包庇盗贼，则一并处罚。韩褒此举果然起到了不凡的作用，这些纨袴子弟们听后，羞愧不已，同时又非常恐惧。他们纷纷向韩褒自首，说出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并将他们的同党供了出来。韩褒按照此份供词，将还没有归案的同党名单贴在了布告栏中，然后宣布对不前来自首的人要处以极刑，并查没财产。不久后，所有的嫌犯一一归案。如此一来，韩褒全凭自己的“装糊涂”，不费一兵一卒就破获了这起盗窃案。有人可以通过“装糊涂”避过人生的一些劫难，也有些人则通过“装糊涂”解决了许多用常理无法解决的问题。对于这样的糊涂，是很多人盼也盼不来的，因为它是一种需要长期修炼才能初窥门径的人生境界。除了糊涂一点，人也需要潇洒一点。潇洒在词典中的解释是自然大方，有韵致，不拘束。因此人们常常误解潇洒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放浪形骸，而实际上潇洒是一种物我皆忘、天人合一的内心炼化过程。做一个外表洒脱、挥金如土的人是容易的，做一个内心潇洒、心无旁骛的人则是极其困难的。只有那些真正悟出人生之事皆由心生道理的人，才可能真正不被俗世的种种所困扰。有一个禅师，在遁入空门，晓悟佛法之前，曾做了很多于法不容的事情。他悟道之后一心想要赎罪，但他却选择了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方式。他并非天天留在寺庙之中参禅礼佛，而是回到了凡尘俗世，过起了放浪形骸的世俗生活。他时常出入那些烟花之地，交往的也都是各种俗人。然而，每过一段时间，他又选择回到寺庙中，为众人开坛说法。他这种不遵清规戒律的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尤其是其他寺院的僧侣们。甚至还有人到当地县令那里状告这位禅师，说他辱没佛门，妖言惑众，意图谋反。面对这种指控，禅师却仍自得其乐，丝毫不以为意。他甚至还对别人说：“是非皆出自人口，而清明自在心中。人死又如何，世间最可悲的莫过始终执著于外物。”有些看不惯他所说作为的人，还严词责问他：“如此肆意妄为，怎么还能算是佛门弟子呢？你怎么能这样自毁前程呢？”而禅师听后却潇洒地回答：“我自调心，与你何干？”禅师的智慧来自内心的清明与潇洒，所以他才能不拘泥于外物的形式，以游戏人间的态度，超脱于众人之上。所有不拘小节，甚至颇显放荡的行为都由一颗潇洒至极的心而生，这才是季老所言的真潇洒。即使无法完全做到，但季老依旧希望这个世间多几个假糊涂、真潇洒的人。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语出《论语·微子》，季老于此也有很多感悟，他认为人无论处于什么环境中都应当保持着志存高远的“有为”和出淤泥而不染的“不为”，如此才能在生前无愧于心，在死后英名永传。在当下有不少人为了得一时之安稳，图一时之享乐，降志辱身，自损尊严，这种行为有它留存于世的各种客观原因，但终归还是可耻的。季老不屑于论述这样的人，他只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即宋代的文天祥，文天祥的大名大家必定已是耳熟能详，他就是很多人心中“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楷模。他的《正气歌》千百年来激励了无数的爱国青年，并陪伴着他们一路披荆斩棘，建功立业，光复中华。而季老也说，文天祥并非只有这一条舍生取义的艰难小路可走，如果他肯抛弃自己的志向与气节，他完全可以身居高位，享尽荣华富贵。然而如果真是如此，他也就不会是季老所钦佩的英雄了。谈“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并非是要所有人都像文天祥那样，舍生取义，做一个流芳千古的大英雄。其实，“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不是仅在民族大义面前才有传诵推广的价值，在更多的时候，它只是人们品行气节的一种表现。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一个后梁政权，后梁的太祖朱温生性残暴嗜杀，狡诈多疑。他出身草莽，身上带有很浓重的流氓习气，经常不问缘由杀死部下，还贪恋美酒女色，是个荒淫的帝王。朱温登基后曾在后宫中举办了一场庆功宴，邀请的都是朱姓宗族。在宴席上，朱温完全没有皇帝的威仪，喝酒吃肉之余，还满口粗话，公然聚赌。别人不敢忤逆他，都满嘴奉承话地陪他饮酒作乐。正当朱温玩得兴起之时，突然闪过一个人，将赌博用的骰碗夺了过去，一把扔在了地上。朱温恼怒不已，抬头一看，这个胆大包天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亲大哥朱全昱。朱全昱面色铁青的怒斥道：“朱三（朱温是家中的第三子），你这个流氓无赖。你不顾主上重托，反而恩将仇报，篡夺帝位，误国误民，你不会有好下场的。”说完，他就愤而离席。第二天，朱全昱不顾已经到手的荣华富贵，只身返回了老家，从此过起了乡野生活。封妻荫子是封建社会的一项制度，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故事，从古至今不断上演，不知有多少人每时每刻都在盼望着不劳而获。而朱全昱却始终洁身自好，淡泊名利，面对腐朽的尊荣，不与之苟合。他虽然在历史上并没有什么大作为，但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他“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故而能够无愧于心，潇洒度日。与朱温的大哥朱全昱相反，朱温的宠臣敬翔虽然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些政绩，但他却丢弃了最基本的做人尊严，即使享受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荣，依旧难逃只能成为一个悲剧人物的命运。敬翔是朱温即位后的第一位宰相，很受朱温的恩宠。朱温甚至还将自己的一个女人刘氏嫁给了敬翔。然而，刘氏嫁给敬翔后，与朱温仍然藕断丝连，经常给敬翔戴绿帽子。敬翔作为一个男人，对这种龌龊事自然无法容忍。于是，敬翔找了一天和妻子摊牌，他表示希望妻子能够收敛一些，改掉这种朝三暮四的坏毛病，踏踏实实和自己在家过日子。可他的妻子刘氏也不是一般女人。听了敬翔说的话，她既不愧疚也不懊恼，而是反问敬翔，她说自己此前历经3个男人，一个是组织黄巢起义的重要领导人尚让，一个是唐朝藩帅时溥，另一个就是后梁的皇上，敬翔的主子朱温，与之相比，敬翔觉得如何？敬翔听后甚为惊讶，一时间竟然无话可说。刘氏见他如此，又笑着对他说，如果敬翔觉得她不守妇道，可以禀报朱温，休了自己。听到这里，敬翔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只能不断向刘氏赔礼道歉。让敬翔没有想到的是，经过此次开诚布公的谈话，刘氏竟开始变本加厉起来，但凡权臣重将，她无所不交。没过多久，她竟然赶超敬翔，权倾一时，成了后梁最炙手可热的人物。对此，敬翔却一直隐忍着。在历史上，有人曾将朱温手下的敬翔比作齐桓公的幕僚管仲，将他誉为后梁的第一功臣，然而诸多的荣誉依旧无法掩饰敬翔降志辱身的事实。如此做人处事，即使功成名就，却仍为有识之士所不齿。“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曾经被无数人传诵，也成了无数名人的座右铭，明朝的“四铁御史”冯恩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冯恩生活在明朝嘉靖时期，他效仿唐朝的魏征，敢言直谏，被人誉为“四铁御史”。这四铁就是“铁胆”“铁骨”“铁口”“铁膝”。冯恩生活的时代正是嘉靖皇帝朱厚熜在位时期，而这位皇帝却迷信黄老之术，整日围着术士炼丹，损耗国力，荒废朝政。1532年，大明朝上方正巧有一颗彗星划过，当时的人们都认为天有异象必与祸福相依，而彗星恰好不是祥兆。笃信神鬼的朱厚熜见此，甚为惊慌，急召各位大臣商议此事。众人皆知彗星不是好兆头，都畏惧而不敢说。只有时任南京御史的冯恩不愿与这些趋炎附势之人同流合污，他上疏直言，说彗星就是扫把星，是大凶之兆。同时，还在奏折中参奏弹劾嘉靖的宠臣，张孚敬、方献夫和汪鋐。但昏庸无道的嘉靖不仅没有惩处这3个奸佞小人，反而以诬陷朝臣的罪名将冯恩下狱，并让汪鋐审理此案。在狱中，冯恩受尽了各种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持自己所奏之事句句属实，拒不认罪。汪鋐亲自提审冯恩，冯恩却宁死不肯下跪，反而大骂汪鋐祸国殃民，历数他的种种罪状。冯恩的话句句像钉子一样，插进了汪鋐的心窝。看着冯恩正气凛然的样子。汪鋐气得不顾威仪竟然要亲自鞭打冯恩，若不是有其他朝臣阻拦恐怕冯恩又要遭受一场酷刑。后来，冯恩被判死刑，但他不惧权贵的事迹却不胫而走，在民间广为流传，人们将这位世间少有的大丈夫称为“四铁御史”。而冯恩的儿子也是一位铁骨铮铮的好男儿，在得知父亲被判处死刑后，他用自己的血写出了一封血书，坚持要替父受刑。这封信几经辗转，被交给了嘉靖皇帝。朱厚熜看后，竟然也备受感动，遂将冯恩改判为流放，免去了他的死罪。冯恩不媚上，敢言直谏，不因恶劣的政治环境而改变自己的志向，是为“不降其志”。他入狱后，不因言行拷打而讨好奸佞之臣，与其同流合污，是为“不辱其身”。“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虽然已经流传有数千年，但它的深刻内涵至今仍有着极强的引导作用。与其降志辱身，不如卸下功名利禄，让世间多几个精神的富翁，少几个为富不仁、为官不正的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