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与学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教的过程也是学的过程，学是为了更好的教。作为教师，对学生有着“传道、授业，解惑”（韩愈《师说》）的作用，教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是通过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而发挥作用的。既要做到给予学生扎实的知识，又要注意发展学生的智力，要有意识地从学生问难和对学生的考察中，发现学生的优点和困难，帮助学生克服困难。孔子的体会是，只有当学生遇到困难而不得其解时，然后才在关键处加以指点，以开导其思路。而我们现在有些教师只习惯于把教材咀嚼得很烂去喂学生，不欢迎学生问难。宋朝朱熹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此方是长进。”18世纪法国著名的教育家第斯多惠也认为“不好的教师是传授真理，好的教师是叫学生去发现真理”。这里所说的真理，是强调要启发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出问题的结论。
教师要注意向学生学习，善于从学生提的问题中得到启发，发现自己的不足和无知。孔子提倡“不耻下问”，并身体力行。如他曾询官于郯子，访乐于苌弘，向老聃问礼，跟师襄学琴，入太庙，每事问。他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主张“择善而从”。孔子的学生子贡也说孔子学无常师。唐朝的韩愈在《师说》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点，提出“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提倡师生相互学习，教学相长。孔子曾说：他在教学中做到了“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他还说，如能让他多活几年从事学问，那就不会有大过失了。并把他的这些体会介绍给学生。学生在他的启发诱导下，感到想停止学习都不可能。教师对学生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抱着不放。教师要让学生知道自己的不足，从而努力学习，学生是否有长进，不是看教师讲了多少东西，而是要看学生学到多少东西。
“教学相长”是一个重要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它有利于发挥教师的创新能力，有利于发展学生的聪明才智，有利于教学双方面的相互促进，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其重要性和现实性也就在这里。
教学的教育性——谈谈文以载道
教学的全部历史经验证明了教学是具有教育性的。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认为，“不应当让科学死板地堆积在学生的头脑中，而应当把各种科学所传授的知识和思想有机地联系起来，建立一个明哲的并且尽可能是广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我国古代不少学者都有“道寓于文，文以载道”的主张，唐朝韩愈还要求教师要能做到“传道、授业、解惑”，更是言简意赅，寓意深刻。
何谓“道寓于文，文以载道”呢？从教学的角度解，就是教材的科学性和思想性，都寓于课文之中。教学和教育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或教学的教育性，是教学的规律之一，不管教师意识与否，教育的作用总是要伴随教学而出现。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如能善于深入地挖掘教材的科学性和思想性，就能够巧妙地发挥所教学科的教育作用。例如，《刑场上的婚礼》，选作语文教材，首先，这个标题，一映入学生的眼帘，心灵的窗扉立即就被开启，啊！这是一曲纯洁高尚的爱情赞歌，是一首革命的英雄史诗！进而通过在敌人刑场上举行壮烈的婚礼过程所表现出的人物精神境界，革命先烈的高尚情操和气节，使学生随着事态发展和教师感情的感染，不禁心潮起伏，热泪盈眶，决心踏着英雄的血迹前进，为实现四化而刻苦学习。又如讲授《世界地理》中的《日本》一课，有的教师认为分析这段课文时，主要应讲透两条，渗入的思想政治教育因素，也有两点。一、在讲日本位于何处时，着重说明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人民有着悠久而密切的联系；二、在讲日本领土的组成时，着重说明日本为恢复北方四岛而斗争，突出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教育。应该看到每一门学科都具有教育的力量。每门学科的教学中，都应根据它们的特点，采用恰当的教法，发挥教育作用。
“道寓于文，文以载道”，还要求教师从对学生进行“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中，启人心智，培育人才，要做到继“道”有人。古人有言，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古往今来，是不乏其例的。18世纪俄国杰出的科学家罗蒙诺索夫，能取得为俄国许多科学部门奠定基础的业绩，是离不开他那位善教的老师沃尔夫教授的。这位在欧洲享有很高成望的著名物理、化学家，用了三年的时间，教给了罗蒙诺索夫应学的课程，还传授了自己的研究方法。不止于此，他还极力培植学生在科学上的独立见解，亲自推荐刊登罗蒙诺索夫驳斥自己一个错误观点的文章，引起了当时社会上的轰动。这是多么高尚的思想境界！沃尔夫的亲身示范，给予了学生心灵上的阳光，使学生能在智慧和道德上都受到教育，并获得发展，使前进的道路更宽更广。纵观教育史上所有“善教者”的教师，莫不是在自己的教、学、言、行中，都体现出深刻的教育性，即不仅对学生的智慧和才能发生作用，同时对心灵和情感也发生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继其志”，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乌申斯基说：“如果教育不能发展人的道德和智慧，那还算是什么教育呢？如果学习不能使我们热爱理想和真理，那么我们学习历史、文学和许多科学又有什么用处呢？”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善教育者使人继其志，是通过“道寓于文，文以载道”来实现的。要做到传之以文，授之以道，使学生解惑受教，继志成材，作为善教者，必须先受教育。只有自己掌握了知识，才能以知识授人；只有自己具有高尚的情操，真诚地为真理而鼓舞，才能激起和发展学生的情感，为追求真理而学习。法国的教育家第斯多惠讲得好，他说，教师“他自己受了多大程度的教育和教养，在多大程度上使这种教育和教养成为他自己的财富，他就只能在这样大和这样多的程度上对别人发生培养和教育的影响，而且必然会产生这种影响。”因此，教师在致力于教育别人的同时，“只有当你继续努力进修，并且在自己学校里，在和儿童交往中认识到教学是主要的教育手段的时候，你才是一个有能力给别人以教育的人。”通过教学给予学生知识和提高思想，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的：“科学的教育不仅可以使人获得知识和使人的智慧获得发展，并且可以培养人的高尚情感。”
给学生现成的大厦，还是教他建筑？
——谈谈培养自学
“一个真正的教师指点给他学生的，不是已投入了千百年劳动的现成大厦，而是促使他去做砌砖的工作，同他一起来建造大厦，教他建筑。”19世纪的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对在进行教学中，促进学生智力的发展和加强学生能力的培养，作了这个形象生动的比喻。教师教学应该是启发指导，而不是代替学生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能力。从我国的情况看，在培养学生的能力方面，加强培养自学能力尤为重要。中国有一句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勤奋。”有人指导能少走弯路，学生本身的勤奋也很重要的，但在这里，教师善于领导进门却是关键。
一个人有良好的自学习惯与较好的自学能力，始能有较大的发展或突出的成就，这些都离不开教师的正确指点。陈景润是如今著名的数学家，然而当年引他进入数学之门的，是中学时代的数学教师沈元；华罗庚的成就，得力于熊庆来的引荐和指导。英国的那个学医不成，学神学无起色的达尔文，在认识了植物学教授汉斯罗以后，对生物学发生了浓厚兴趣，进而在汉斯罗的指引和支持下，成了闻名于世的大生物家。试想如果没有先行者的经验，没有人正确地引导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他们的研究工作，充当攀登科学高峰的人梯，他们要想有新成就，实属难矣！
现在不少中小学的教师，还习惯于把知识嚼得很烂来喂学生，结果在学生头脑中，虽然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死知识，但并没有充分理解，也不善于运用，也没有独立钻研的习惯，离开教师时就寸步难行。第斯多惠认为，“正确的办法是把主要意义不放在学科上，而放在学生由于掌握了学科而获得的能力上。”这种见解是有参考价值的。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首先，要使教师认识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重要性，注意培养学生自学的兴趣和信心，养成学生自学的习惯。建国三十年来，我们的教学比较重视知识的传授，而忽视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忽视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因此学生学得不活，虽然念了大量的书，做了大量的习题，但有时竟出现教得越多，学得越死的情况。时代的发展，对过去教训的总结，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当前加强学生自学的培养，须是为了适应知识日新月异的更新与发展的需要，是为了适应人们终身学习的需要。
一些有经验的教师认为，对于学生首先要从小就尽可能培养好的思维和语言能力，借助理性的领会来学习教材，为自学创造良好的基础和条件。对于还没有自学习惯的中小学生，则要采取“思想工作先行，方法逐步过渡”的措施，使他们逐步培养自学能力，并在逐渐学习和掌握这种方法中，增加兴趣和信心，养成自学的习惯。
其次，教师在教学方法上，不能只教学生现成的知识，要教给他们学习的方法，培养自学的能力。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方法很多，要百花齐放，各显其能。我们认为教师要树立“教学有法”的思想，采用“教无定法”的方式，克服“满堂灌”，尽力发展学生的思维，鼓励他们提出自己的见解，指导学生力求了解所学知识的原意。要有明朝王守仁“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的思考精神。要像宋朝朱熹所主张的：“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之吾之口；继之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耳。”如果遇到困难，要像汉朝王充所主张的那样勤学好问，“不学不成，不问不知……学之乃知，不问不识”，要看到，学与问是培养自学能力的根本方法之一。
文天祥小传
文天祥小传
丹心一寸·金石之性·翰墨飞香·柴市殉国
文天祥（1236—1283年），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爱国将领。他出生在一个普通读书人之家，成长于一个内忧外患交迫、民族危机严重的时代。父母自幼就对他进行爱国和报国的教育，并为他聘请良师，善择端友。文天祥读书刻苦，肯于思索，遵照父亲和老师的要求和指引，注重求新求实，立足济世，这也是他交友之道，这些同窗挚友，后来都成为他反元战争中的战友。他对历史上的忠臣、义士极为敬仰，决心以他们为榜样，以身许国，要为国家做出一番事业。
文天祥20岁在郡上考取贡士，21岁赴京应试，又中进士，并赴金殿殿试。在时事对策时，立就万言，指出时弊，提出革除弊政，进行改革的主张，被宋理宗亲点为状元。1259年和1263年，文天祥先后给宋理宗上书，他不顾个人得失安危，严厉抨击握朝中重权的奸佞之臣的误国害民行为，主张斩宠臣宦官董宋臣以谢天下，还提出了政治上改革的方案和军事上御侮的措施。但他的主张并未受到重视，他自己也被排挤出朝。此后，他先后担任瑞州知州、江西提刑、宁国知府等地方官，在平反冤狱、关心民间疾苦等方面，颇有政绩。
1273年，元军大举进攻南宋，陷襄阳、取汉阳、占鄂州，顺江南下，势如破竹。1275年逼近南宋都城临安。南宋朝廷万分恐慌，下诏号令“勤王”。正在赣州任知州的文天祥，立即招募和组织民间武装3万多人，并变卖自己全部家产以供军粮。但因遭朝廷投降派的阻挠，这支义军直到次年才到达临安。南宋朝廷掌权的投降派，先命令文天祥率义军驻扎平江（今苏州），待元军已攻至常州附近，又命他统领义军对敌。但当义军在常州五木与元军展开激战，需要支援之时，与义军近邻的宋军却坐视不救，常州、平江因而相继失守。元军直抵临安城下，南宋朝廷决定向元军投降，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赴元营谈判。在谈判中，他严厉斥责元军无理攻宋，元军将他扣留，并强逼他向南宋朝廷“祈请”投降的使团一同北去大都。行至镇江，文天祥得一船工相救脱险，后在百姓的帮助下，辗转到达通州，由海路至福建。在福州与张世杰、陆秀夫等坚持抗元。1277年，到南剑（今福建南平）再组抗元义军，进军江西，收复州县多处，震动元都。后因孤军作战，寡不敌众，退入广东，继续阻击元军。1278年底，义军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全军覆没，文天祥力尽被俘。
元军把文天祥送往崖山，元将张弘范逼迫他写信招降张世杰。遭到文天祥断然拒绝，并写《过零丁洋》诗以明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南宋小朝廷在崖山覆没后，文天祥被押赴大都（今北京），囚禁三年，于1283年1月9日被害，年仅47岁。他留下的大量诗文，给后人以深刻的教育。所作《指南录》，后人奉为诗史，所作《正气歌》，千载传颂。遗著有《文山先生全集》。
诞生和成长的时代
（1236—1274）
生逢难世
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在南宋吉州庐陵富川领，也就是现在的江西省吉安市富田村，抗元英雄文天祥诞生了。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文天祥所在的南宋，由于统治阶级政治上的腐败，生活上的腐朽，出现农民起义于内，外敌进攻于外的内忧外患的难世。当时的南宋统治阶级，从皇室到文武官僚、地主豪绅，为了满足他们荒淫糜烂的寄生生活，争相兼并土地，占地几千亩，绵延数百里的地主，并不少见。皇帝是最大的地主，有时一次就把几千亩的田地赏赐给所喜爱的某一官员。有一名武将，曾经一次就把一千亩好田作为礼物，送给他的第六个女儿的陪嫁女婢，作为她生儿子的“粥米”，人们把这份田产称为“粥米庄”。失去土地和家园的农民一天比一天增多，据古书记载，秀州（今浙江嘉兴）地区的农民全部失去了土地而成为佃农。沦为佃农的农民要将收成的大部分用交地租，要无代价的去地主家中干活，甚至妇女的婚姻嫁娶也要由地主决定。人民实在活不下去了，在理宗统治中期，就在这靠近南宋首都临安的秀州农民起义了，人数有好几万。就是在文天祥诞生的江西，在他出生的前几年还爆发过赣州以陈三枪为首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席卷全省，直到文天祥诞生的前两年的1234年才被平息下去。
理宗在位期间，外患也日益严重。13世纪在北部草原崛起的蒙古军事集团，1227年灭西夏，1234年灭金，1234年陷洛阳，占汴州（今河南开封市），1236年向南宋发动巨大攻势，进军长江流域，很快进占了四川两路，襄汉九郡和两淮部分地区，全部突破淮河长江防线，南宋王朝处于几乎难以招架的地位。进入了一个阶级矛盾激化加速，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