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军遥遥而来，大清朝廷里早已一片哗然。以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为代表的主战派一致要求坚决抗战，维护天朝尊严和大清国威；他们举广东和福建为例，说明洋人的大炮巨舰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文臣武将只要能像林则徐、邓廷桢那样，忠心耿耿、敢作敢为，堂堂一个中华大国，怎么会对付不了几队还没有进化好的黄毛绿目的蛮夷？而以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文渊阁大学士兼直隶总督琦善为首的一帮子主和派却是完全不同的主张。他们说，大清国本来是国泰民安、歌舞升平，个把洋人眼馋天朝的富足，想到中国来蹭点小钱花花，可又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供拿来交易，就只好偷偷摸摸地夹带几箱鸦片到中国来换点碎银两。本是小事一桩，浩浩大清国难道还在乎那几两碎银子不成？可是林则徐等人小题大做，烧了人家的鸦片，断绝了人家的财路，实在是有失天朝大国的风度；结果惹恼了洋人，动起了刀兵。洋人船坚炮猛、兵勇器利，眼看就要把紫禁城夷为平地，大清朝二百三十四年的江山将因林则徐等乖张的奴才惹是生非、寻衅闹事而毁于一旦。这个时候只能息事宁人，严惩滋事欺主的奴才林则徐等，以与洋人讲和。
主战与主和两派相争不下，各不相让，言辞还相当激烈，一生清操绝俗、耿介刚正的王鼎甚至当着道光皇帝的面大骂穆彰阿是南宋的秦桧、明朝的严嵩。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就只有等着皇上拿主意了。可是第一次早朝议事，道光皇帝环顾左右而没有表态。军情紧急，本应该即刻决断的，但是道光皇帝却犹豫不决。
为什么这样，还得从道光皇帝这个人说起。
宣宗道光皇帝是清王朝生活最为俭仆、最勤于朝政的皇帝之一。全国大事小事他都操心，每天起早贪黑，辛辛苦苦地处理政务、治理国家。他曾亲眼目睹他的祖父乾隆皇帝挥霍无度，他为此痛心疾首。他当了皇帝以后，厉行节俭。道光元年，他刚一上台，便冒着被斥为改祖制、坏祖训的风险，两次裁减了乾隆皇帝亲手建立起来的宫廷戏班子；到了道光七年，宫廷中梨园子弟已经被他全部遣散出宫。由于解散了全国最高水平的专业艺术团体，使得道光在位三十年中皇宫里的人没有看过一出好戏。据说道光皇帝一条套裤天天穿，脏了洗，破了补，穿了若干年。他大约是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个长期穿补丁裤子的在位皇帝。道光皇帝在位第三十年的时候，他已经得病好几个月了，面容憔悴，身体极度虚弱。但他还每日召见大臣议事，批示奏章。正月十四日，正当普天之下欢天喜地地为第二天的元宵佳节做准备的时候，道光皇帝终于永远地闭上了疲倦的眼睛。他在遗诏中说：自御极至今，凡披览章奏，引对臣工，旰食宵衣，三十年如一日，不敢自暇自逸；并躬行节俭，为天下先；嗣位之初，即颁手谕，首戒声色货利，一切游观玩好，稍涉侈靡之事，禁绝勿为，此簿海臣民所共见……
按理说道光皇帝可以算是贤德之君了，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却缺乏另一种同样重要的品质——英明。他是一位有德无才的皇帝，由于他的无才，他做了许多荒唐的缺德事。造成他德而无德的原因，是他缺乏知人善任的才能。他在位三十年，重用的几个人都是忌贤妒能、祸国殃民之辈。第一个是曹振镛。
宣宗道光皇帝刚继位不足两月时，时任体仁殿大学士首辅的曹振镛为了挤进内阁中枢机关军机处，采取阴谋手段通过刚当上皇帝的宣宗将军机大臣戴均元和托津逐出了军机处，他自己当上了军机处领班大臣。这个曹振镛上任后给道光皇帝出的第一个主意，就是遗毒后世、流弊堪称为祸国殃民的馊主意。
宣宗登上帝位伊始，便决心整顿吏治。管理渠道不畅，治理国家就无从谈起，这个基本常识宣宗还是懂得的。可是每天面对着全国各地呈送上来的一摞又一摞的奏折，别说要从中发现问题、仔细思考、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最后作出正确的决策，就是不吃饭不睡觉，光看这些奏折也看不过来。曹振镛是个庸人，他绕着弯子给皇上下套，借道光皇帝的手把他忌妒的人都排挤走了。正因为他是个庸人，所以在他当了军机处的领班以后，在处理一些具体问题上，军机处就拿不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供皇上参考。军机处不得力，再加上道光皇帝缺乏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才能，面对着这么多的奏折，他是干瞪眼、白着急、束手无策。到了这时，他才知道皇帝并不好当。曹振镛虽然没有经天纬地的才能，但是这种人揣度上司的心理、耍一些小聪明，糊弄上司的本事却是很高强的。他敏锐地察觉到道光皇帝的日子不太好过，于是便及时地向道光皇帝献上了一计。
曹振镛对道光皇帝说，自从皇上您继位以来，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普天之下莫不盛赞皇恩浩荡。可是各地官员们却经常找出一些看似严重的事来，写成危言耸听的奏折，目的是引起皇上对他们的注意，以邀功造誉，希望借此加官晋爵。你不批他们的折子，他们说你荒于政事；你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他们又说你不能大度地从谏如流。其实对下面送上来的奏折，皇帝没有必要一一批阅，想一一批阅也看不过来。对付这些奏折最好的办法，就是随便、顺手摸过一个奏折，先不管它内容如何，只管在字里行间找出一些诸如用词不当、书写不工整、写字缺笔掉画等等毛病，重重地责罚上奏折的官员，并且通报天下。这样，大臣百官们就会感到皇上明察秋毫，对什么事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就会威惧于皇上的圣明，必然不敢恣意妄为、大胆放肆，定会一个个小心谨慎、勤勤恳恳地为皇上效力。这样一来，皇上不用费多大的劲，就可对整饬吏治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事情坏就坏在道光皇帝采纳了曹振镛的建议。
从此以后，凡奏章中被抓住一点极小的错误，道光皇帝便小题大做，对当事大臣官员严加斥责，不惜动用罚俸、降职、革去功名等等严厉手段，搞得朝野上下一片恐慌。道光皇帝本想以此整饬吏治，结果适得其反——大臣百官再不议论国家大事，一个个都注重小节，生怕喘声粗气都导致皇上怪罪下来，误了一生的前程。向皇上呈送奏章，这是为臣者必尽的义务，不呈不行，呈送的奏折说了实话更不行。于是自此以后所呈报的奏章一个个都像参加书法和工艺品大奖赛似的，工工整整、行文严密；至于内容嘛，都是一些歌功颂德、形容道光王朝清清世界浩浩乾坤国泰民安歌舞升平之类的词句；非得要对地方情况、为官政绩做一点汇报不可的话，也是报喜不报忧，即使遇到天灾人祸，比如旱涝蝗疫、鸦片烟毒泛滥等等，能不奏报就不报。当官的倒是少了一事，老百姓却因皇帝不知情、不能发出调剂赈济命令而大倒其霉，殃民至深。道光后期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有关官员和知情大臣都相互推诿隐瞒，忌讳奏报实情，谁也不递关于这事的奏折，遍天之下只瞒着皇上一人。太平军能迅速壮大、势如破竹地席卷江南，与奏折不报、皇帝不知情而不能及时决策、造成贻误战机有着直接的关系。以至到了清朝末年，反清起义遍地开花，民主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但是呈送到皇帝手中的奏折仍然是歌功颂德之词，或报告甲地有黄龙自井中跃出，或报告乙地有凤凰从山里飞来向着京城方向叩首而鸣，全国各地莺歌燕舞、一派太平景象。这在客观上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奏折之风习助长了大臣和官员们的口是心非、阳奉阴违之风。比如，道光皇帝自己克勤克俭，舍不得花钱养宫廷剧团，以为有他自己为榜样，天下都会向他学习，摒除奢靡浮华，全社会勤勉砺志，共赴大清中兴大业。可是他高高在上，被曹振镛一类大臣哄得自我感觉极好，根本不躬亲去下面视察，只听曹振镛一类大臣的上奏，只热衷于在奏章中挑一些小毛病。所以大臣百官们只要在奏折上下一些功夫不让皇上抓住把柄，在别的方面便大胆放肆起来，他们知道不管他们怎么胡整，皇上也不管。权官贵族们追求享受和感官刺激、贪图声色犬马的风气变本加厉，远盛于道光皇帝发誓整饬吏治之前。管他皇上舍不舍得花钱看戏，各级权贵们却是舍得把大把的银两花在享乐上。受到这种强劲的享乐需求的刺激，各地梨园戏班活动频繁。为了竞争，各戏班纷纷加强创作，一时间好戏连台，著名的“四大徽班”就出在道光年间。
宣宗道光皇帝所倚重的第二个人是穆彰阿。穆彰阿是满洲镶蓝旗贵族，翰林出身，在仁宗嘉庆年间曾把朝廷户、礼、兵、刑、工五大部的最高长官轮番当了一遍。到了道光朝，他又当上了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照理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当朝宰相，应该是以江山社稷为己任，协助皇上治理好天下。然而，到了道光年间的满洲贵族，早已不是二百多年前虎视天下、攻城掠地如吞饼的战将勇士了。二百三十多年的养尊处优，使这帮既得利益者只知道躺在祖宗功劳上纵情享乐，眼睛里只有功名利禄、府第衙门，只注意上司的脸色和姨太太月经来潮的日期，早已把江山社稷、天下兴亡那一套统统抛到爪哇国去了。靠这一帮子对国家毫无责任心和使命感的国之蠹虫充当栋梁之材，无异于为了灭鼠而把耗子当猫使。而清王朝有一条规矩，凡是要职重任，必须授于满洲人，因为大清国是满洲人打下的天下，权力怎好与他人分享？汉人即便是再优秀，也只可用其所长，而不可倚重。所以像穆彰阿一类权贵，总是把持着要职。穆彰阿一是忌贤妒能，生怕天底下还有人能比他强，所以全国之内，凡是政绩显赫、万民拥戴的官员，如林则徐等，他都想尽一切法子压制。二是他自感已身居最高地位，全大清国除了皇上就是他了，他已别无所求，只求平平安安、顺顺当当地混到寿终正寝。他最怕出事，最恨那些多事、生事之人，国事一多，就会败了他赏花逗鸟的兴致，耽误了他品茶听曲的时间。所以当道光皇帝令群臣百官就鸦片是弛是禁各抒己见的时候，他就主张此事朝廷根本没有必要去管，其实他的心里话是：“不就是有那么一些人因为吸了鸦片而卖儿卖女、家破人亡吗？他爱倒霉就让他抽去得了，草民的事管他干吗！”所以就在林则徐在广东烧了洋人的鸦片并跟洋人打了起来以后，他就极力主张严惩多事、生事、惹事的林则徐，平息洋人的怒气，以换取几天安稳日子。
除重用错了人以外，宣宗道光皇帝本人的毛病也是致命的。
一是他缺乏一个大国主宰的宏图大略。没有才干的人就缺乏主见，他总是忽冷忽热、忽左忽右，自己没有一个准主意，每每决策大都显得轻率偏颇。二是他不能因势施政，而是顽固地坚持祖训中歧视汉人的政策，全盘依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满洲贵族，而不重用处于奋争攀升状态的汉族臣官。当林则徐在虎门销烟之后，道光皇帝欣喜异常，在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1839年7月6日）的奏折上朱笔御批道：“可称大快人心一事。知道了。”1839年的9月和11月，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率兵船挑起九龙和穿鼻洋海战，被林则徐率广东军民击败。林则徐本来打算以严厉态度再与义律谈判，重申只要不走私鸦片便可以继续开展正常贸易。但道光皇帝却盲目骄狂自大，断然下令全面禁止中英贸易，给义律挑起鸦片战争提供了口实。林则徐的杰出表现令道光皇帝大为赞赏，于1840年1月5日将林则徐由钦差大臣改任两广总督。
可是，当义律率兵舰于1840年8月逼近天津的时候，道光皇帝却在穆彰阿和琦善等人的撺掇下，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抛弃抗英初衷，令琦善出面接受英国公文，并决定用严惩林则徐和邓廷桢来换取英军将兵船退回广东。
道光皇帝于1840年10月3日下旨，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的罪名，革去林则徐和邓廷桢的官职。不久之后，琦善以钦差大臣的头衔到广州，下令清军撤兵，拆除广东境内的炮台要塞、海防工事。同时，琦善与英军进行和平谈判。但是英国人却一点也不给琦善面子。对着这位“充满善意”的大清国重臣挥拳跺脚，指头直戳琦善的脸面。一向在国人面前威风凛凛、颐指气使的文渊阁大学士、朝廷直隶省总督的琦善，在洋人面前却极尽恭顺讨好之能事，居然敢不经皇上批准，就接受了英国人提出的《穿鼻草约》，允许英国人在中国领土上登陆。1841年2月，英酋义律公开宣布英军已经占领香港。
消息传出，舆论大哗！自大清国统一大江南北以来，还没有过眼睁睁地看着别人闯进家门口来抢劫，并宣布合法占有的事。
这是大丢中国人脸面、给大清皇帝脸上吐唾沫的事。可是尽管全国哗然，道光皇帝却不知道，因为没有人给他呈递奏折，而这时候的林则徐和邓廷桢已被罢官，羁留广州等候审查，没有了上呈奏折的权力。林则徐不顾个人前程和安危，费了很大的劲说动了广东巡抚怡良，由怡良写了一个奏折揭露琦善的辱主卖国行为。
道光皇帝得到奏报，顿感龙颜尽失，大为震怒，下旨革去琦善的全部官职，锁拿到京法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