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遵循专业主义的原则，新闻记者首先是事实的记录者、观察者，其次才是影响者或监督者，但受个人生活经历或特定社会情境的影响，一些深度报道从业者尤其调查记者对政府官员怀有比较偏激的反感情绪或“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从而导致报道不够平衡、全面和理性。换句话说，不少记者身上有一种民粹主义的价值倾向，对弱势群体持同情立场、对强势集团持批判态度，其背后固然有值得敬佩的悲天悯人情怀，但也可能在报道中融入情绪、使单篇报道中的消息源不平衡或报道整体上欠公正。
张志安访谈的一些深度报道精英曾对《南方周末》辉煌期的这种“民粹主义”倾向进行过反思。如曾在《南方周末》工作的记者迟宇宙说：“当时传递的两种信息是很可怕的：第一是暴力，我们会在一起讨论，哪里又判死了几个，我们甚至还不用‘判’，一般用‘搞’；第二是那种民粹主义的东西。我们不能认为牺牲那些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有一些人从个体上来说，不应该去支付那么高的成本……这种暴力是有问题的，它妨碍了我们去追求新闻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公正。”
《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李鸿谷也认为，如果抽去时代背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南方周末》当时的报道，的确非常值得商榷。“《南方周末》有很多报道都在一对尖锐矛盾中成为某一方的代言人，这一方就是他们所谓的弱势、底层、悲情……当报道形成惯例后，矛盾的另外一方一定会拒绝它，因为他知道你会选择对他不利的证词。这就形成了人际关系的倾斜或者不平衡。在我看来，一个媒体的记者应该跟矛盾双方都保持足够的距离关系。”
所谓“民粹”，目前存在两种解释，一是“以民为粹”，表现的是反精英的大众主义或平民主义，这个意义上的民粹主义成为“底层的主义”；另一种是“民之精粹”，视民众为工具的精英主义，这个意义上的民粹主义成为一种政治策略或统治工具。九十年代《南方周末》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民粹”倾向，比较接近于前者的内涵，也体现在“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之类报纸的口号上。还原到九十年代中后期问题丛生的社会现实中，这种“民粹主义”的反思显然过于苛责，而且，即便是《南方周末》编辑部内部的一些同仁当时也曾对这种过度给弱势代言、对官员不公的“民粹”倾向进行过讨论和省察。
据曾任《南方周末》主编的江艺平回忆，“对民粹主义，《南方周末》一直是有警觉的”，许多知识分子朋友也会有很多提醒，“也可能是因为中国积聚的问题太多，在九十年代末几乎是一个个爆发，那么多年司法不公正、不完善，很多东西在那个阶段积聚起来，政府还没有足够的应对。所以，那个时候的报道是比较集中的，而且跟现在相比来说缺少一点理性的东西，天然地觉得应该站在弱势群体一方。”可见，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和问题集中爆发，是影响一些记者形成“民粹”倾向的外部原因，而就内部原因看，也跟当时《南方周末》招聘的“流浪记者”的个人经历有关。
曾任《南方周末》副主编的钱钢曾这样反思：“《南方周末》的成员大多是出身贫寒，基于这一点他们对农村、对农民有很天然的同情，对于那些枉法的警察、检察官、法官具有一种本质的愤恨……我们必须时时控制由于个人生活境况所带来的简单的爱憎，以严谨的新闻职业态度来面对我们的稿件。这样报纸才能在全社会获得它的公信力。”
再次，舆论监督的实践过程中，由于不够遵循专业规范，存在监督错位、“放大”效果的问题，主要体现在部分报道由于事实不尽准确、为赚眼球夸大事实而导致“宏观”失实，给被批评和监督的对象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此类例子屡见不鲜：山西某县几个村子制造毒酒，媒体报道时将事件概括为“山西毒酒”事件，让很多公众产生误解，从而抵制所有山西出品的酒；“晋江假药”事件，也是几个村子生产假药，媒体报道使晋江地区的药品销售普遍受到影响等。这种情况一方面与受众接触新闻时的认知习惯有关，也与媒体监督时对新闻事实报道不够精确有关。因此，要求深度报道从业者进行监督报道时，更加真实、全面、客观、公正。
多元之变
对新世纪迄今的深度报道特点，张志安用“多元之变”来形容。
整个20世纪90年代末和世纪之交，以CCTV新闻评论部和《南方周末》为桥头堡，中国媒体的舆论监督阵营空前热烈，此外，以《财经》《南风窗》等为代表的杂志舆论监督、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为代表的广播舆论监督，亦值得高度肯定。
迄今，中国深度报道从业者们又在新世纪征途上走过8年，这个时期深度报道的实践景观又有哪些特征？张志安试图对其做总体概括。
1.从实践主体看，电视方面，央视《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在艰难平衡中继续坚守舆论监督和电视调查的传统，央视新闻频道曾有过或现存的一些栏目（如《面对面》《新闻会客厅》《社会记录》等）和省级卫视的新闻节目（如东方卫视的《深度105》、上海电视台的《1/7》、东南卫视《东南新闻眼》）则主要从事新闻访谈、社会故事之类题材相对较软的深度报道。整体上看，此类节目收视率的压力普遍较大，如果缺乏政策的足够支持，多数难以长期坚持。
报纸方面，《南方周末》“一枝独秀”的格局已被打破，三类主力军以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的深度报道丰富了深度报道的行业结构。
一是以《新京报》《南方都市报》《华商报》等为代表的主流都市报，设立深度报道部或报道小组，对新闻事件进行快速跟踪、深入挖掘，逐步摸索出日报深度报道的操作模式，而且在诸如“夫妻看黄碟案”、“孙志刚案”、“彭水诗案”、“定州血案”等新闻事件中有突出表现。
二是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新华每日电讯》的“新华视点”、《人民日报》华东版等为代表的中央级报纸，凭借行政权威、监督社会问题，形成比较成熟的批评报道模式。
三是以《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中国经济时报》等为代表的专业财经类报纸，针对经济领域建立了专业性深度报道的良好口碑和强大影响，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对上海社保案的调查、对交大汉芯案的揭露和《中国经济时报》对北京出租车行业黑幕的调查等一批作品曾引起强烈反响。
这三支队伍相互补充、协作，是深度报道领域最具战斗力、最具影响面的骨干。
杂志方面，以《财经》《环球企业家》《瞭望东方周刊》《新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等为代表的财经、新闻类周刊也是深度报道业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财经》专注于政经报道，以严谨、大胆见长，每当一些敏感事件发生、业界“万马齐喑”时它却敢发出声音，令人敬佩；《环球企业家》等则模仿国外《财富》《福布斯》等杂志，集中精力、精耕细作于商业报道；《瞭望东方周刊》等新闻杂志则各有侧重，以比较密集、频繁的姿态从事着题材多元、类型多样的深度报道实践。
此外，以新浪、网易等为代表的商业网站，以人民网“强国论坛”、天涯社区为代表的BBS论坛，以牛博网为代表的博客平台，对深度报道消息源的提供、报道转载后的舆论制造等起着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是网易对2007年“陕西周老虎”事件穷追猛打、参与调查，积极推动该事件真相的揭露。
2.从社会控制看，管理部门在一定时期内对舆论监督的空间收紧、对异地监督的政策限制使舆论监督类栏目和报刊面临考验和挑战。可以说，行政控制依然是深度报道最大的“拦路虎”。
在2007年12月召开的第七届舆论监督研讨会上，不少调查记者感叹，当前利益集团正形成“板结化”趋势，舆论监督能发挥的作用正在遭遇顽强抵抗，效能不断减弱，社会学者孙立平呼吁，政府部门要尽快打破“稳定压倒一切”的旧观念，改变一切以“稳定”为由、抵制批评报道的习惯性做法，从而为舆论监督扫清思维障碍。
此外，商业利益对深度报道的负面影响也更加明显，收视率、发行量等利益诉求强化了媒体的功利性，迫使很多媒体减少深度报道的生产成本，直接影响着从业者与管理者的信心。
作为被监督的商业机构，或以贿赂方式、或以有偿新闻、或以广告投放等不同形式，抵制和消解深度报道的发表和传播，负面题材的调查报道很容易因此被内部“枪毙”或发表后的社会效应很快被铺天盖地的广告所掩盖。
市场控制的这种“反”作用在微观层面表现突出，而从较宏观的角度看则“正”作用更加明显——激烈的市场竞争是促使很多报纸为避免产品同质而做深度报道的关键动因，而且，不断扩张的资本实力和积聚起来的强大市场影响力也是少数主流都市报敢于与行政部门“协商”或“突破”管制的重要条件。
3.从专业意识看，深度报道从业者们的角色认知、专业理念呈现出多元化、差异化的特征。张志安曾对数十位报道精英进行深度访谈后发现：“中国深度报道从业者的职业意识存在多元化的差异特征，不同个体对记者角色、媒体功能的看法各有侧重，对职业记者、专业主义等概念的理解也迥然相异。可见，这是一个没有明确标准的新闻界，也是一个缺乏专业共识的职业圈。”
关于记录还是影响、中立还是参与、监督还是启蒙，不同人有不同的抉择和理解，而对“职业记者”、“专业主义”等概念的认知也是各有差异。影响从业者职业意识的因素包括个体、组织、行业与社会环境等多个层面，正因为个体经受这些宏、中、微观层次的影响各有相同，这个群体的职业意识才呈现“和而不同”的差异化特征。
不容乐观的是，中国深度报道从业者职业意识，与传统党报新闻坚守的“宣传”范式形成冲突、告别与对抗，但又未形成类似西方新闻界的“专业主义”共识。同时，传统士大夫济世救国的“启蒙情怀”正在逐渐式微。恰如有学者研究发现，从专业主义话语建构的角度看，“专业主义在中国有多个传统的渊源，面临各种力量的制约，在实践中具有碎片和局域的呈现”。
概言之，当前影响深度报道实践的负面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行政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双重控制，约束着深度报道的空间和效果；媒体组织重利不重义，无法提供适宜环境、健全内部机制，使很多从业者“无处可归”或心灰意冷。
中年调查记者虽经验丰富却普遍存在焦虑情绪或面临转型危机，新生代记者队伍年轻化，活力有余而积累不足，缺乏人生阅历、认知深度、从业激情与职业信仰……这些都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深度报道业界的整体水平。如钱钢所描绘的那样：“‘文人论政’的时代似乎已经飘逝，‘商业传媒’的时代却未曾真正到来。行走在路上的传媒人，四野混沌。他们的步履，他们的身姿，因路途的陡峭崎岖而别具特征。”
张志安认为，即使如此，我们也大可不必因此而过于悲观，在多种力量、多元格局的变化背后也有一些积极因素的推动。比如，网络媒体尤其博客、BBS论坛的兴起，就发挥着“释放”与“支援”的力量——普通公众借助这种相对自由宽松的平台拥有了提供信源的开放管道，传统媒体借助网络媒体的转载和传播大大提升了深度报道的影响力，而针对社会焦点事件网络发挥的广泛传播、汇聚舆论功能更直接强化了深度报道监督功能的实现。
同时，境外媒体在奥运前夕报道权限的放开、绿色和平组织等中外非政府组织的新社会运动、知识精英日益活跃的网络表达、新闻学界对专业理念的传播和“共同体”平台的建设（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连续多年举办的“舆论监督研讨会”、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调查记者系列讲坛”）等，都对深度报道从业者的专业意识提升、报道空间扩大发挥着积极作用。
在文章的“结语”部分，张志安再度重申了西方情境下“专业主义”的多重内涵：它定义了媒介“社会公器”功能的基本信念，它强调一种服务政治与经济权力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此外，它还包含了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者实践报道准则和职业伦理。
可见，“专业主义”是融合公众意识、自主精神和专业技能等多层意义的概念。不可否认，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追求具有相当的普适价值，以西方的专业主义为精神准则和实践诉求来反思和推进中国情境中的深度报道实践，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虽然立足中国实际，这种专业主义原则的彻底实践似乎遥不可及，但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在通往彼岸的河流中不断搏击，或者像西西弗斯那样重复无数次把巨石推上山顶，也应该成为有理想的从业者的不懈追求。
有种说法曰，中国是调查报道的天堂，却不是调查记者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