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志军在《中国的新革命》一书中写道，在经历了20世纪最后20年的剧烈变化之后，没有一个“中关村人”还能依然故我，不改变对这个国家的看法。国内市场其实是各种观念、各种习惯、各种经济理论、各种政府政策、各种社会关系、各种人性进行较量的战场。不但到处都有知识精英，而且到处都有背井离乡怀揣发财梦想来淘金的学生、工人和农民；不但到处都有成功者的神话，而且到处都有失败者的悲歌；昨天的失败者到今天就成了英雄，而今天的英雄到明天也许会完蛋。之所以产生这些变化，也是市场优胜劣汰、物竞天择的结果。
到1998年春夏之交的时候，联想的第100万台微机走下流水线。
经过20年的飞速发展，中国微机拥有量已经超过了1000万台。
广告业在过去的10年里成了膨胀速度最快的行当。1993年是中国计算机企业的艰难时世，也是媒体的黄金时代；1998年中国计算机企业盛况空前，还是媒体的黄金时代。广告人员比采编人员更快地适应了时代变化，也更有想象力。
电视的影响力已经不可阻挡地超过纸质媒体，它快捷便利，远离纸墨，接近真实的表演舞台，更容易进入千家万户。彩色电视机的普及，把这一切推向极端。
互联网青春期
20世纪最后两年，中关村掀起的第二次技术浪潮和商业浪潮进入高峰，把整个国家推进微机时代，此时，随着网易、搜狐、新浪“三大网站”在1998年不约而同地诞生，互联网时代的曙光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
丁磊的网易公司，创建于1997年5月，他在“全国骨干网”上架起一个BBS，这在中国是个“第一”；后来他与陈磊华联手开发出中国第一套双语电子邮件系统，这为“网易”打开了通向用户的大门，这是丁磊创造的第二个“中国第一”。1998年2月16日，丁磊依靠他的“网易”，在广州开通中国大陆第一个全中文界面的免费网。9天之后，2月25日，张朝阳的“搜狐”在北京诞生了，他怀着满足普通消费者“需要在互联网上很容易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的理想，开发出自己的搜索引擎，并使一个新的广告词流行起来：“出门靠地图，上网找搜狐。”
就在1998年，“搜狐”被路透社记者称为“中国最知名的网络门户”。“网络门户”或“门户网站”，是这一年里刚刚出现的新概念。一个计算机的使用者通过“门户”进入网络世界，如同一个旅行者通过飞机场进入一座巨大的城市。“门户网站”就是网络世界遨游者的入境口。1998年12月1日，除网易、搜狐之外的第三个“门户”也建立起来，这就是王志东的“新浪”。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已经来到了信息社会的入口处。整个社会都在谈论“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从传统经济到知识经济”。就如《知识经济》一书的作者吴季松和杨学山所说：“知识经济在中国真正叫响始于1998年。”他们一个是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一个是国家信息中心总经济师。1998年4月，他们在一个报告里宣告中国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好几百人的听众，全都是政府的高级官员。新思想的传播，很快便引起了传统观念的反击与忧虑，一场关于“知识经济”的争论风波，席卷全国。而又是几乎在一夜之间，中国爆发了一场关于“信息社会”的争论。
当20世纪的最后一年到来时，中国社会已经呈现出一种新的气象。官方报告显示：全国已经有了210万互联网用户，1500万台计算机，2000万台手持电话，2500万台学习机，4000万台VCD，7000万台寻呼机，3.5亿台彩色电视机。同时还预测：到2005年，中国将有5000万互联网用户和1亿手机用户。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报告估计得太保守了。
新世纪如约而来，新的时代也不期而至。如果说1988年是“汉卡年”，1996年是“微机年”，那么2000年就是“网络年”了。中国所谓的“互联网青春期”，是指从2000年春天到2000年秋天的这一段日子。这在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水泥文明”尚未终结，“数字文明”已经开始；“微机时代”刚刚走上高峰，“网络时代”就要来接替。21世纪是个“水泥+鼠标”的世纪，这意味着“鼠标”可以像“水泥”一样创造财富，而且规模更大，速度更快。发现这个秘密的中国人，为了追赶新时代的潮流疯狂投身于网络世界。令人惊叹的2000年，从此成了中国互联网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互联网在中国大城市里蔓延式地增长，像洪水一样摧枯拉朽。老百姓见面打招呼，就说“上网了吗”；老板们谈起公司业务，就说“电子商务”；比家庭排场，除了轿车就是有没有“宽带接口”；新的公司的标识，成了那个带着“.com”的网址；被称为“网民”的群体，在1998年有204万户，在1999年有890万户，而在2000年就爆炸似的超过2000万户；懂得利用网络的人越来越多，那里有“在线新闻”“在线游戏”和“在线股票买卖”；一个女学生得了一种怪病，在网上得到高人指点；一个农民在网上卖出一束玫瑰……这些都是那一年里脍炙人口的网络佳话；BBS已经成为年轻人的宠儿，这一年他们在上面跟帖几十亿次，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者喜怒哀乐；记者们到网上为自己的文章寻找材料；制造商到网上去找买主；北京市海淀区的官员们则建立“数字园区”，宣布政府要在“网上办公”……
整个国家都沉浸在网络文明的喜悦里，只有邮政局心里不爽。他们的邮递业务每况愈下，进邮局的人越来越少了，人们更青睐于使用电子邮箱，即发即收，而且一分钱不用花。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新世纪的号角；中国人由来已久的勤奋和渴望；农业的苦无出路；整个国家为制造业的繁荣付出的环境和资源的代价；新一代创业者登上舞台；全球化浪潮；新技术革命；美国人在大洋彼岸谱写的“数字神话”。在美国副总统戈尔看来，地球已经是“数字的”，尼葛洛庞帝则宣布人类开始“数字化生存”。新技术本来就层出不穷，现在更多了，新事物令人眼花缭乱：网站、光缆、路由器、无线网卡、“一键式上网”的新型键盘、一款名为“天禧”的互联网电脑、掌上电脑、手机、可视电话、小灵通、搜索引擎……今天中关村电子商城里形形色色的网络设备，那一年全都有了；今天流行的好多名词，网址、域名、电子商务、虚拟书店、防火墙、多媒体、B2B、B2C、NC（网络电脑）……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这一年，一系列“神话”登上历史舞台：亚信、UT斯达康、新浪、搜狐先后在纳斯达克上市……一夜暴富的故事一个接着一个。中国人传统的财富观念被冲击得七零八落：空间的概念不同了，时间的概念不同了，虚实盈亏的概念不同了……财富不再产生于有形之物，而是产生于人们的欲望、激情和梦想。但是，当2000年的冬天到来时，形势却急转直下，网络时代第一波浪潮已是强弩之末，只剩下一堆泡沫，纷纷破碎。网络公司纷纷关门，网络工程师们一夜之间成了“剩余劳动力”，微机市场也出现疲软。当时新浪、搜狐、网易等公司，个个挣扎在痛苦的深渊里。而且过去越是成功的网站，此时也就越是难堪。网络时代的艳阳天变成了一片阴霾。
2001年2月，从来不肯公开讲话的华为老总任正非把一篇名为《华为的冬天》发表在互联网上，开头是：“10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这样才能存活下去。我们大家要一起来想，怎样才能活下去，也许才能存活得久一些。失败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大家准备迎接，这是我从不动摇的看法，这是历史的规律。”文章的结尾是这样说的，“记住一句话‘物极必反’。网络设备供应的冬天，也会像热得人们不理解的时候一样，冷得出奇。没有预见，没有预防，就会冻死。那时候谁有棉衣，谁就能活下来。”（凌志军著《中国的新革命》，新华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版）
而联想掌门人柳传志则说：“在这个千变万化的行业里，潜在的风险会突然显现，巨大的风暴会让成就、业绩、规模，一切都灰飞烟灭。10倍速，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
到2001年春天开始时，就连从不肯示弱的杨元庆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微机神话”已经结束，所以决定大幅度降低公司销售指标。他在一次公司会议上对全体员工说：“冬天不是即将到来，而是已经到来。”
在“互联网的冬天”的考验之下，互联网才真正成熟起来。
到2004年，互联网开始回暖，“网络时代”才显示出不可抵御的强势。
1.4.2媒介融合的新潮流
媒介发展改变世界
陈力丹在《试看传播媒介如何影响社会结构——从古登堡到“第五媒体”》一文中提出：随着文字及其书写材料的出现，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社会。当年苏格拉底反对使用文字，因为一旦使用文字，识字的人远比记忆非凡的人多得多，那些独占精神世界的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文字的使用构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更多的人参与到社会传播中来。但是，文字本身也造成了新的社会隔阂，因为它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字世界，造成识字者与文盲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说话是通过生活就能获得的能力，识字和书写则需要长期的学习，只有极少数人有机会掌握这种技艺并成为统治者，构成一种等级性极强的线性的社会权力链。（陈力丹《试看传播媒介如何改变社会结构—从古登堡到“第五媒介”》，《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六期）
文字虽然可以较长久地记录下历史的信息，然而手写文字对信息的复制效率过于低下，难以形成规模化的传播，社会交流的扩大要求人们设想文字书写复制的传播技术，于是，印刷术应运而生。显然，印刷术又一次造成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动。它造就了信息传播向社会下层转移的契机，印刷媒体成为第一种大规模人群可以共同接触的传媒，并为启动公共教育提供了充分条件。
印刷文化蕴藏了最近数百年人类的深刻思考，但是，它的解放意义仍然是有限的，它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又形成了新的传播垄断，因为大多数没有足够读写能力的人自然被排除在外，传播的载体在一定程度上被当做了知识本身。而且，由于印刷传媒内容的复杂和理解循序渐进的特点，也造成阅读群体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异和相互间交往的隔绝。不过，现代新闻传播毕竟首先开始于一种印刷媒介——报纸和期刊，随着19世纪中叶工业化国家普及国民教育、废除知识税等举措产生，报刊以货币的最小单位的低价得以进入千家万户。信息流动的加快，打破了社会的封闭状态，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众传播首次显现出自己的力量。
从19世纪的电报、电话、电影，到20世纪的广播、电视、卫星通讯、计算机网络，电子媒介不知不觉中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电子媒介打破了传播的文化条件的限制，也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电话、广播诉诸于人的听觉，而电视、网络传播则同时借诸于听觉和视觉，即使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能够通过自己的耳朵、眼睛获得信息。特别是电视和网络，它把人们的视觉和听觉都调动了起来，将鲜活生动的声音和画面展现在人们面前。
电子媒介使得使用者不再与既定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相关联，而传统的文字传播则是人的特定身份的标志。电话是第一个使人体运动与信息运动分离的发明。电话打破了个体间保持适当距离的社会规则，获得了只有在朋友和情侣间才被允许的耳边呢喃的距离，手机电话则完全实现了“只要有电话就有家”的理想状态；电视将不同类型的人群带到了相同的场景，于是不同的社会角色在电视面前变得模糊了；而网络传播则进一步提供了隐去身份、同步参与交流的条件。
电视与网络传播构成了最为广泛的公共领域，提供了从未有过的信息共享，它们将原来属于各个社会层面内部的场景推到了前台，从而整合了信息系统。声调和画面，无论经过怎样的准备，一旦显现，情感、情绪的隐秘就不可能完全被遮蔽。以往被间隔在人际交往和印刷传媒狭小空间的问题，越来越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其神秘感正在消失。公开与私下场合的模糊，使得社会对许多模糊的社会类别给予了更多的宽容。
电子媒介克服了空间的隔离，不再使人们限制在一个给定的信息系统中。例如，儿童通过各种电子传媒可以直接体会许多成人的观念和感觉；女性与男性获取信息的差异明显减少；权力机构的信息系统不得不适当公开。
电子媒介也无形中创造着新的行为方式和道德准则。例如，在许多情况下，传媒报道一种态度的转变可以取代必须的行动，公开的民意调查部分替代了大街上的示威游行。当电子传媒使“距离”的意义消失时，人与人接近在道德上便是一种好的选择。
现在，继续分别讨论印刷、广播、电视、电话、网络传播的意义正在减弱。所有的传媒在技术上的数字化已经成为可能，“传播媒介”已经成为一个包容性术语。这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既有正面的，当然也有许多意料不到的法律和道德层面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