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承载着重要的启蒙任务，西部大开发的形势要求报纸必须提高新闻稿件的思想深度，提高稿件的思想文化含量。发表在报纸上的重要稿件，一定要使读者看了心有所得，思想上有所启发。由于我们多年的提倡，在我们《新疆经济报》上出现过许多这样的新闻。许多从事实际工作的人，他们做了事，创造了经验，但并不知道其意义何在。借着记者的稿件，他们的认识有了提高，弄清楚了意义所在，因此非常欢迎这样的稿件。所以我们提出，必须写好一版头题新闻。头题新闻应该是政治性新闻或者是意义新闻。事物既有感性层面的表象，也有理性层面的义理。表象和义理的合一，才是事物的全部和整体，意义新闻和政论性新闻就是要体现这样的合一。”（朱又可主编《主观新闻——社会转型期的一种新闻实验》，花城出版社，2008年）
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本职。如果说，各种行业都在创造各自的意义和价值，那么新闻的本职就是去认识这些意义和价值。认知事物的真相，不论在农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到了信息社会，知识直接就是生产力。
所谓知识经济，就是以无形的知识为生产资料，以人的思想和智慧为工具，创造精神产品的经济形态。新闻是典型的知识经济形态。
主观新闻的价值
梅汝恺在《〈新时期经济类报纸的生存空间〉读后》一文中说，新闻记者是属“特殊的行业”，我们可将其比之为劳劳碌碌酿蜜的工蜂，生活中千百样奇葩异卉，它们都得嗡嗡营营前往，以便寻芳酿蜜，造福尘世。因此，任何大学问家，一旦当上记者，他也必须放下架子，老老实实做生活的小学生，因为整体社会，知识无限，没有人能完全占有，学习学习再学习，那是记者的永恒天职。否则职业随时都能惩罚人……行业对记者的检验就是这般苛严和无情。投身到任何新的领域，我们记者都需即时调整自己，即时成为该行该业的专家或里手。这种要求确实太可怕了。对比文学行业，如作家柳青深入蛤蟆滩，他从从容容，蹲三年五载可以，如兴犹未尽，还能继续再呆三年五载，作家当然也会采访，但他可以在蹲点处慢慢“浸泡”，成月成年地“濡汲”，完全不需接受上述的记者面临的苛严无情的检验。我们记者的劳瘁更是无人可比……
我国著名学者、草原文化学之父孟驰北先生在《新闻要表现时代语境》一文中指出，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的语境。在这个特定的历史空间，老百姓主要说什么、谈什么，谈得最多的话题是什么，表达什么样的希望、情绪、追求。这些东西加起来构成一个时代的语境。作家、诗人、记者，都要传达这种语境。春江水暖鸭先知，新闻记者就是预报春江水暖的鸭子，要给读者报告这个语境。
孟驰北先生在《创建新的新闻理论》一文中指出，党中央提出理论创新，新闻媒体都在宣传这个政治理念，但新闻自身的理论创新却滞后于其他学科。现在党报存在的不能进入市场的难题，其根源是理论的滞后。
从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张报纸《红色中华报》，然后是延安的《解放日报》，苏北根据地的《新华日报》，直到解放以后中央到地方的党报，都是以从苏联移植过来的苏联新闻学理论为指导原则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在这种理论原则指导下的新闻实践，并没有显出多少弊端，受众在情感上也没有对党报表现出什么冷漠，所以新闻改革在当时也没有太大的紧迫性。
但在今天，传统的新闻理论已经和现在的时代要求不相合拍，时代在呼唤新的理论，呼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产生这样理论的外部条件已经具备，一是市场经济使我们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反映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也应与时俱进，有所变化；二是党的方针政策，越来越显出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特别是胡****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之后，强调了政治文明建设和以人为本的方针，越来越受到广大人民包括新老知识分子的衷心拥护；三是中国新闻工作者队伍在政治上也越来越成熟。
孟驰北指出，今天《新疆经济报》表述的不光是一家报社的改革经验，还反映了当代中国新闻界实行改革的一种新理想和新模式，也就是在新时代中一种新的新闻改革。这种改革，不是为了淡化政治，而是用生动的新闻来强化政治；不是淡化政治宣传，而是用生动的新闻来强化政治宣传。这种改革能增强思想舆论的导向功能和力度，使党的各项事业产生新的动力。
新的新闻理论产生的必要性，新闻同行都感受到了，都思考过了，但没有人敢系统地说出来，更没有人敢做出来，因为新闻改革的历史教训太多，给人的心里投影也特别深重，人们不能不考虑自己的政治安全，《新疆经济报》的改革就涉及到了这些新的新闻理论问题，他们不愧是新闻界的时代勇士。
“理论创新的滞后”，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理论的创新必然以实践的强烈需要为前提。当新闻实践处于低层次的水平时，当新闻人驾轻就熟就可以应付差事时，理论创新是零价值。但是，一旦新闻实践在谋求创新和突破，新闻人在向着极限之外冲刺时，理论创新就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需求——如果没有《新疆经济报》不断突破、不断求变的新闻改革，“主观新闻”理论的产生是不可想象的。
孟驰北《给徐绍昌先生的信》（发表在《主观新闻》一书中），虽然是一封老战友之间的私人通信，但这封信对新闻理论、新闻思想的探讨所达到的深度却是空前的。（朱又可主编《主观新闻——社会转型期的一种新闻实验》，花城出版社，2008年）
你的文章，使我回忆起50年代初，我和你在江苏《新华日报》共事的那段日月。那时，我们血气方刚，我们大杯饮酒，高声议论；当时我们就意识到传统新闻写作方法不足以表现绚丽多彩的时代。我们认定我们议论是为了办好一张报纸，居心是好的，因此说话无禁忌，也不知“顾虑”一词作何解释。不幸，招来祸端，你为人随和，处世温顺，躲过了这场灾难。而我因锋芒毕露，刺人傲物，自然在劫难逃。反思往昔，我们自身也有许多缺陷。当时我们受苏联文学形象“娜斯佳”（前苏联作家尼古拉耶娃1954年写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中的女主人公）的吸引，把新闻改革片面地理解为“揭露阴暗面”，其实我们对新闻学只接触到它的皮毛，未触及到深层，别说入室，连堂都未登。这当然表露出我们年轻时代的浅薄。几十年中，从我个人来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对新闻事业的爱，九死而无悔。
我爱哲学，爱文化人类学，爱史学，爱法学，爱政治学，爱宗教学，爱美学，爱文学……但是比较起来，我对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情有独钟，甚至达到痴迷的地步，譬如，我用14年心血写成的《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要再版，这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是欢腾雀跃的事，我自然不例外，编者要我再做些删订，但是当我静下心来要做这件事时，只要有年轻记者邀我出去采访，我会毫不犹豫地抛下删订工作，也不顾重病在身，欣然从命出行，几天、十几天都在所不惜。连最了解我的老伴都有微言，两个子女更不理解而一再劝说。他们的确不理解，我对新闻怎会爱到痴迷的程度。我自己很清楚，新闻是我年轻时热切追求的事业，我一生的荣辱沉浮都和这个事业密切关联，连我的爱情也由它做媒介。对新闻我已达到铭心刻骨的地步！这种情感，老而弥笃。
《新疆经济报》的改革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这张报纸有位出色的总编辑，他多种才能集于一身，是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他采访，他写作，他锐意改革，培养团结了一支拥有像朱又可、山鬼、阳正午这样记者的队伍。当然，他的改革能持续十年，还因有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同志的支持。他们把新闻改革放在新闻写作业务上，这是卓有见识的。
一份报纸无力解决写什么的问题，但可以解决怎样写的问题。我常读美国得普利策新闻奖的新闻作品，像《葬礼恰如肯尼迪所特有的风格》，真令人拍案叫绝。并非美国的新闻同行就比我们高明到哪里去，而是因为中国的新闻工作者长期以来轻视，甚至鄙薄新闻写作形式和写作技巧。所谓新闻写作只拘泥于传统套式中，不敢越雷池半步，套代替了写，这本身就取消了记者智慧的投入，何言创新！因为都是套，就无新闻写作技巧可言，只要有个中小学文化程度的人略加训练就能套出“豆腐块”式的新闻来，新闻的专业性就越来越淡化，在这种情况下，怎能出现优秀新闻作品。难怪中国各行各业都有名人，唯独没有响当当的名记者。
《新疆经济报》把新闻改革定位在新闻写作业务上，注意写作技巧，这就提高了新闻业务的专业性，按套式套，那是简易不过的事，而跳出套式表现写作技巧，那就要记者的智慧。人的智慧是无穷的，我今天的智慧既可为自己明天的再提高做垫脚，也为他人提高做阶梯，这样，你投入，他投入，智慧不停地积累，技巧也就不停地提高，智慧的深度无穷，技巧的高度也永无止境。高度的技巧，可使新闻在方寸之内包容宇宙、包容世界；可以储存密度十分大的信息，这就不会使新闻被称为浅薄的“豆腐块”。写出这样的新闻，非智者与高手莫属。这样，高明的记者与平庸的记者自会拉开距离，名记者自会脱颖而出。
《新疆经济报》从去年起，在业务改革上又推出了六种新闻形式：新闻作品、记者感受、新闻观察、新闻报道、新闻速写、一般新闻。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西方经济学，从亚当·斯密、李嘉图、穆勒、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真是派别纷呈，学术观点各异，但是落点都在如何优化资源配置上。
对待新闻资源的问题，应当是新闻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可惜迄今无人触及。新闻资源极其丰富，有事物表象层次的新闻，有事物意义层面的新闻，有反映人外部行为的新闻，有反映人内心世界的新闻，现在被新闻媒体捕捉到的多属事物表象层次和人的外部行为方面的新闻，很少有反映事物意义和人的内心世界的新闻。只有客观新闻，没有主观新闻；只有表现外部行为的新闻，没有表现人的内心世界的新闻。
哲学由古典重本体论到近代重认识论，这就由外部世界进入了人的主观世界。文学从重点描写外部世界到转入人的心理世界，新闻领域也应作此开拓，一旦因受传统新闻有限形式禁锢，大量新闻事实无法表现，造成新闻资源的浪费。六种新闻形式就为充分运用新闻资源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最近在《新疆经济报》上出现了在全国其他报纸上看不见的新闻。
学术概念的政治化、伦理化——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主观和客观，这原本是人为了认识世界而划分出来的概念，可是曾几何时却变成了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平、政治身份的尺度。再如同化和异化，这原本是描述系统演变和发展的一对概念。可是曾几何时，“异化”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再如理性和感性，这本是对人的认知过程的概念，可是曾几何时理性成了褒义的，感性成了贬义的。
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学术与政治的挂钩。事实上，主观与客观，同化与异化，唯物与唯心，辩证与形而上学……这些概念统统是学术性的，可一旦这些学术概念被戴上政治的帽子，一切就变了。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即使这些政治性的概念，本来也不过是学术性的描述，但是，在现实中，他们却被人强行挂上“阶级”“纯洁”“高尚”的标签。于是唯物主义就成了道德完善的代名词，唯心主义就成了被打倒的对象；共产主义受到狂热的追捧，资本主义成了万恶之源。
不是这个世界分裂了，而是人自己分裂了。不是这个世界陷入了迷狂，而是人的内心找不到成为自己的方向。不是这个世界沉沦了，而是人自己沉沦了。不是这个世界变成了罪恶的世界，而是人内心的罪恶与阴暗在泛滥成灾。
周涛在参加朱又可新闻作品研讨会时，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发言。发言很短，题目是《给新闻注入活力》，这是一位作家视角下的新闻理想：（朱又可主编《主观新闻——社会转型期的一种新闻实验》，花城出版社，2008年）
新闻和文学本来就是同根生，都是码字的，都是用文字来表达的，尽管它们的社会功能有很大的不同。长期以来，文学和新闻这两个同族兄弟，被搞成异姓，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把我们变成了异姓，使我们不具有任何血缘关系。现在在人们不断的努力下，在人们的非理性的、潜意识的接近中，文学和新闻充分认识到它们的兄弟关系，我认为这是大好的时机。
为什么我和《新疆经济报》的关系一直很好？我非常赞同他们办报的思想，就是改革给我们的报纸注入了时代的活力。尽管我们办得还很不够。这种给新闻注入活力和创造力的东西是无止境的。我们这次讨论会是肯定了朱又可的作品在这方面的努力和成就。所以，我说我们切莫以为我们在新疆搞成这样已经不错了，我想差得还是很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