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援引2009年起进行的“南宁市大学生网络素养系列调查”中，“英语水平与网络素养”部分的调查显示，平时66.2%的大学生不常浏览英文网页，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英语不够好，造成阅读理解障碍”。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认为“看中文网页能满足当前的学习、生活需要”。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日益发展以及互联网的普及，媒介文化全球化势不可当。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的不断增加，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等领域表达中国特有现象的英语词汇大量涌现。在国际互联网上英语作为国际交流的通用语言，不再为一国或一个民族所专有，而是一种中性的信息载体。
文章从语言视域解读了Potter·W·James关于媒介素养“过程式定义”：
美国传播学者Potter.W.James在其著作《Theory of Media Literacy——A Cognitive Approach》一书中，介绍了几种媒介素养的定义。其中“过程式定义”是将媒介素养的培养视为两大过程，一是建立起牢固的知识结构；二是用媒介素养方式去接触媒体。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Potter.W.James“过程式定义”中，“器”（Tool），即技能（Skill）。
“这里的技能，并不仅仅指写作、拍摄、表演、导演、编辑、采录等生产性技能。这些技能固然有助于人们对原有知识结构不断地补充信息，有助于人们变得更具有媒介素养，但是相比之下，分析、评价、归类、归纳、演绎、综合和抽象等技能显得更加重要。”(Potter.W.James：《Theory of Media Literacy——A Congnitive Approach》[M]，London：Thousand Oaks：Sage Publication，2004，59-62)
对于所有非英语国家的人和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人，媒介素养依照这两个过程来培养都同样适宜。或许James先生在给媒介素养下“过程式定义”时并没有周全地考虑全球的包括非英语国家的读者，但对于中国学生在新时代提高网络媒介素养时，可将英语语言工具（English Language Tool）作为“器”的一种涵盖在定义中。基于此，作者试图就原来的“过程式定义”补充一门“tool”——英语语言工具。
调查数据显示，有66.2%南宁市大学生认为英语水平不高造成阅读障碍，限制了浏览英文网站，成为大学生提高网络素养的障碍之一。据统计，在国际互联网上英语信息占90%左右，法语信息占5%左右，汉语和其他语种的信息共占5%左右。在文化日益全球化的浪潮中，大学生英语语言工具的缺失将导致摄取媒介信息的匮乏和知识结构的空洞。
因此，文章提出，在Potter.W.James的媒介素养“过程式定义”中，可将英语语言工具纳入tool中，作为一门技能进行培养。而磨砺“英语工具”是提高大学生网络素养的重要途径，其意义在于：
1.认知外部世界、理解中外文化的需要。
大学生认知是培养媒介素养的基础，而摄取外部世界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又是首先读懂并理解语言文字。美国传播学者斯坦利·巴兰认为，理解媒介内容是培养媒介素养的基础。要理解网络媒体中超过90%的信息，就需要掌握英语语言基本功。（Stanley.J.Baran：《introduction to Mass Communication(3rd ed)[M]，《New york：Mc Graw Hill》，2004，60-61）
2009年7月16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90.5%的大学生将互联网作为重要的信息渠道。而要想从浩瀚的网络信息海洋中寻找最丰沛的信息，必须要从占世界90%左右的英文信息中挖掘。这时，英语阅读水平对认知显得尤其重要。
Hall（1959）曾指出，学习外国的文化可以帮助我们学习本国的文化。这是一种相互消长的过程。也如Bakhtin（1981）所说的那样，从他者（个体或文化）出发更深刻地理解自我，从边缘出发更深地了解中心。因此，提高英语水平不仅能更广泛地了解外域世界，同时也更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化。（潘章仙《中国英语变体中的语言和文化认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从事科学研究、消弭学术势差的需要。
通过网络，学者可以迅捷地搜索各国的信息及学术前沿，还能与国内外学者在网上进行交流，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源共享，客观上为减小国内学者与世界学术主流的差距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但严格意义上的“资源共享”并未真正实现。因为网上铺天盖地的都是英文信息，由于语言障碍，大学生并不都能自如地搜索新近的国际学术信息。（蔡尚伟《略论网络对传播学研究态势的影响》，《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0期，第87页）本次调查显示，当需要参看国外研究资料或研究成果报告时，有82%的大学生“直接看译文，因为英文不够熟练”。因此，中国青少年大学生迫切需要提高英语学术水平。
3.行为自主选择、青少年社会化的需要。
青少年社会化是指青少年在社会环境中通过外在教化、人际交往、文化熏陶、自身经验等途径，学习基本生活技能、生产技能、文化知识、社会规范，获得生活目标，培养社会角色，使自己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的过程。网络的迅速普及，使得各种信息在社会中的传播速度、容量和范围都达到了以往时代无法比拟的程度，从而跃升为青少年社会化强有力的因素之一。在全球化环境、中西文化的交汇中和中英语言的交替使用中，青少年应学会能动而自觉地接受社会教化，既要求社会提供教化机会，也要求社会提高教化的内容和方式。
4.开阔视野、体验媒体文化的需要。
大学生正处于心智迅速成长时期，需要了解大量的信息来设计、调整自己的学习、生活目标。因此，大学生尤其关注时事政治、经济、科技、环境等方面的新闻。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曾列出一个读者对信息选择的计算公式，选择概率=报酬的承诺÷所需付出的努力。说明读者对信息的选择率与他们所能获得的报酬成正比，与他们所要付出的努力即代价成反比。如果英语足够熟练，能畅通无阻地在网上阅读New York Times、Time、The Times等报纸，收听BBC、VOA等标准英语广播，而不仅仅局限在中文媒体。
5.建立民主意识、培养文化身份意识的需要。
媒介文化的全球化引起了持“文化侵略论”者的日益惶恐，他们认为美国已经通过互联网绕过政府来侵蚀中国青年一代了，而跨文化传播与“文化侵略”是根本不同的两个概念。（童兵《试析跨文化传播中的误区》，《新闻大学》，2004年第3期）
事实上，跨国媒介公司在“攫取”利益时推动的所谓“文化侵略”实非有意。私营的体制以赢利为目标，虽然它也会屈从于政府意图，但是总的说来利益的诱惑能使他们忘却一切。（郭之恩、蔡帼芬《且看“洋媒体”“胡服骑射”——媒体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矛盾与思考》，见《事实与建构：国际新闻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4页））
在全球化时代，媒介素养教育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培养公众成熟、理性的民主意识。“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不是保护年轻人不受媒介影响，仅将他们向善引导，而是让他们自己学会作出明智而理性的判断。”(David Buckingham：《Beyond Technology：Childre's Learning In the Age of Digital Culture》[M]，London，Polity，2007)因此，当前大学生应提高英语综合应用水平，通过在互联网上查阅学习资料、聊天、交友、发邮件、写博客等形式主动参与跨文化交流，汲取全球化进程中的积极因素，在大众文化消费中建立起理性借鉴西方文化来看待本国现实问题的成熟的民主意识，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逐渐培养起文化身份意识。
马兰《Web2.0环境下的“挑剔”受众》一文对Web2.0环境下的“非线性传播”进行了分析。（马兰《Web2.0环境下的“挑剔”受众》，《青年记者》，2010年1月中）文章指出，Web2.0是一类互联网应用的统称，它是以Blog、Tag、SNS、RSS、Wiki等应用为核心，依据六度分隔、Xml、Ajax等新理论和技术实现的互联网新模式。Web2.0所强调的不再是人与内容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在网络中，“拟态社会”的环境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网络与现实生活的相互交融。（李志杰、曾瑛、陈康、李智龙《Web2.0技术特点与应用研究》，《科技创业月》，2007年第12期）
Web2.0使“非线性传播”方式得到实现，受众不再是被动接受信息，而是更倾向于主动获取信息。在网络时代，传者和受者的界限变得非常模糊。受众不再拘泥于对信息的阅读、对信息的自我消解，他们更乐于把信息上传、共享，把自己的意见、建议曝光于众人面前，并与其他网友进行激烈地讨论。在这个意义上，受众本身就是媒介，他们在网络空间的信息传播行为，不仅是观点和价值观的展现，更是型塑社会权力的重要源头，他们针对一件事情不再是“走马观花”式的浏览，而是对事件的前因后果变得越来越“挑剔”。
文章对Web2.0环境下“参与式”受众的产生给予了关注。文章指出，2007年，天涯社区贴出一栋被20米深坑包围的危楼照片，一时间，“史上最牛钉子户”的称号被疯传。与往常网友们单纯的讨论不同，网民们的积极参与使得此次事件的传播方式跟以往有所不同。网民们不再甘于只是在网络上获取只言片语的信息，他们的思想更加趋于理性。他们依旧发表对事件带有“挑剔”性的见解，但是这种见解是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的。网民们从简单地进行信息搜集、汇编，转向亲赴现场，通过各种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对事件展开文字和影像报道。网民们对信息的真实性、客观性的“挑剔”，促使他们慢慢向“网络记者”转变。这种“参与式新闻”建构的新型媒介环境已由传统媒体发动公众讨论、寻求公共议题的解决方案，进入到公众不再单纯依赖传统媒体，而是竭力自由传播信息、陈述意见、形成舆论，进而为传统媒体设置议程、影响公共事务决策的新阶段。（童兵《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2008）》[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文章进一步提出了“Web2.0环境下‘公共空间’的建立”议题。在2007年末的“华南虎事件”中，网友们勇敢地提出质疑，并且得到了大面积的回应和支持，盲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网络公共空间的出现重新激活了那些公共知识分子对于理性和批判性辩论的期待与热情，网民们从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挑剔”，跨越到对政府公共事务的“挑剔”。
网络上的“意见流”不再是传统上的政府流向民众，更多的是意见流从民众，流向政府。这便是所谓的“蒸腾模式”，即政府通过大众传媒使意见流向意见领袖和民众，从而影响和引导公众舆论，转变为公众的意见不断到达权力阶层、影响政府的决策，使权力阶层在舆论面前迅速作出反应。（姜玮《网络舆论风暴雨互动传播》[J]，《青年记者》，2007年第10期）只有通过有效的公共传播，才能形成平等、参与、信任、协作的公共精神，最终达到良好的社会治理，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对Web2.0环境下受众与政府的“互动”问题，文章谈到了新闻力量的深度作用。文章认为，2009年年初，“躲猫猫”事件由一起刑事案件迅速演变成一起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公共事件。网民们对于自身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维护与追求，在Web2.0的网络时代得到了最淋漓尽致地表达。他们不再甘于只成为关注事件的讨论者，他们在不断的“挑剔”中成为民主进程的推动者。
作者看到，Web2.0不仅是一种传播方式，更是一种社会纽带，它是个体吸纳与整合社会能量的接收器，同时也是个体能量放大为社会能量的转换器。（蒋建国《新媒体事件话语权重构与公共治理的转型》，《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2期）
网络等新媒体使公众可以获得更广泛的话语权，而公民对新媒体事件的关注在某种层面上填补了个人权利的空间。这极大地提高了公民的参与意识和应变能力，促进了公民参与处理社会事务的积极性。当公民对新媒体事件的意见汇聚成为集体的“非正式决议”时，便形成一种强大的控制性力量，挑战传统权力体系的潜规则，从而“促使”有关行政机关作出回应，进而要求有关方面化解社会矛盾，解决公共领域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