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天文学家里希尔在南美洲进行天文观测时发现，摆钟是受地面重力作用才摆动的，在法国巴黎和在南美洲摆动的周期不同。他认为这是因地面上重力不同引起的，并进而说明地面重力变化的情况。他的推测与牛顿的理论完全吻合，里希尔便正式提出了自己的结论。
可是当时的巴黎科学院的权威接受不了地面重力会有变化的客观事实。在地球形状上，反对牛顿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当时巴黎科学院所属的巴黎天文台第一任台长卡西尼父子。他们曾对从巴黎到其以北的城市敦刻尔克之间的子午线进行过很不精确的弧度测量。他们的测量结果与里希尔的结论完全相反。因而伏尔泰在文章里说：“关于地球的形状，在伦敦认为是个橘子，而在巴黎却把它想象成一个西瓜。”
到了18世纪30年代，关于地扁和地长的争论更加激化。法国巴黎科学院分为两派，拥护牛顿在理论上确定的“扁球说”的人，在科学院内形成了强大的力量。为了解决这个争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出两个远征队，再一次去实测子午线的弧度。一个队到北纬66度的拉普兰地区，另一队远涉重洋到南美洲的秘鲁地区（南纬2度）。这是18世纪科学史上一大壮举。南美远征队经过10年工作，才回到巴黎。这次精密的子午线测量结果一公布，便轰动了巴黎科学院，也轰动了整个科学界，因为他们用事实证明了牛顿的“扁球说”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为此伏尔泰风趣地写道：两个远征队用最雄辩的事实，“终于把两极和卡西尼都一起压下去了”。
最早算出地球大小的，应该说是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地理学家埃拉托斯特尼。他成功地用三角测量法测量了阿斯旺和亚历山大城之间的子午线长，算出地球的周长约为25万希腊里（39600千米），与实际长度只差340千米，这在2000多年前实在是了不起的。
20世纪50年代后，科学技术发展非常迅速，为大地测量开辟了多种途径，高精度的微波测距，激光测距，特别是人造卫星上天，再加上电子计算机的运用和国际间的合作，使人们可以精确地测量地球的大小和形状了。通过实测和分析，终于得到确切的数据：地球的平均赤道半径为6738.14千米，极半径为6356.76千米，赤道周长和子午线方向的周长分别为40075千米和39941千米。测量还发现，北极地区约高出18.9米，南极地区则低下24—30米。看起来，地球形状像一只梨子：它的赤道部分鼓起，是它的“梨身”；北极有点放尖，像个“梨蒂”；南极有点凹进去，像个“梨脐”，整个地球像个梨形的旋转体，因此人们称它为“梨形地球”。确切地说，地球是个三轴椭球体。
人认识的世界，究竟是一个“实在”的世界，独立于人之外的世界，还是一个“存在”的存在呢？这是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
即使到了今天，我们敢说：今天我们认识到的宇宙、地球、自然、有机界等等，都是真实的吗？我们今天的认识是真理吗？
4.3.2认知，永不停息的创造
认知与创造
孙正聿先生在《哲学修养十五讲》一书中指出，对于人的感性来说的人的存在，只能是一种表象的存在。而对于人的理性来说的存在，则只能是一种概念性的存在。这就是由感性与理性的矛盾所构成的表象与概念的矛盾。（孙正聿《哲学修养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
表象与概念的矛盾，在认识论上具体化了人与世界的矛盾关系。
所谓事物的现象与本质、个别与一般、偶然与必然，是同人的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密不可分的，是对人来说才有意义的。
表象与对象的关系，是以“映象”为中介的。
映像不是对象，对象是“意识外的存在”，而“映象”则是“意识界的存在”；映象是关于对象的“映象”，是把“意识外的存在”变成“意识界的存在”。
“映象”不是“对象”，而是“被意识到了”的“对象”“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对象”。
这意味着，作为“意识界的存在”，“映象”并不是纯粹“客观”的存在。
所谓“意识的内容是客观的”，只能是指“映象”来源于客观的“对象”，而不能把“映象”本身说成是“客观的”。
表象既是再现“映象”的形式，又是“映象”在人的头脑中再现的内容，因而是再现“映象”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人再现映象的表象，不仅是一般地超越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而再现的“映象”，而且特别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语词“呼唤”“调遣”各种表象；二是以语词“重组”“构建”各种表象；三是以语词“创造”“创建”各种表象。
表象同语词是密不可分的，把这二者联系起来，才能真正理解人的表象。在人的意识活动中，任何映象的再现，都是同“语言”密不可分的。
正如索绪尔告诉我们那样：“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后者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这种声音的心理印迹，我们的感觉给我们证明的声音表象。”由此，索绪尔“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并“用能指和所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
孙正聿先生指出，人的意识活动不仅仅是以语词“呼唤”或“调遣”表象，而且是以语词重组表象。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一个个相互独立的表象，在词人马致远的笔下，被组合成一种超越纯粹表象组合的表达人生况味的艺术意境。读者如果只是孤零零地“再现”关于这些独立表象的“映象”，就会成为一组互不相干、毫无意义、索然无味的“表象”。而正是语词，以其文化的内涵重组了表象，照亮了表象，这一首由诸种“表象”构成的“图景”，才引发了人的情感的共鸣和无尽的遐想。（孙正聿《哲学修养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
孙正聿指出，人的意识以语词重组表象，也以语词“创造”表象。人的意识之所以能够“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正是由于人的意识以语词而构建了人的表象的“小宇宙”。语词使表象得以千变万化、千姿百态地“组合”与“重组”，也使表象获得“意义”与“意境”。语词使表象获得了远远大于表象、远远超出表象的文化内涵。正是凭借这种文化内涵，人的表象实现了自我超越——不仅仅是再现“映象”，而且是创造“形象”，从而使人给自己构成自己所要求的“世界图景”。
语词与表象的关系，已经表明了概念与表象的矛盾关系。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具有感性和理性，在人的认识活动中，人的感性机能使对象的感性存在变成头脑中的“表象”，人的理性机能则使对象的内在规定变成头脑中的“思想”。因此，在人现实的认识活动中，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就呈现为“表象”与“思想”的矛盾运动；反过来说，“表象”与“思想”的矛盾运动，是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在人的现实的认识活动中的体现。
孙正聿指出，人全部的认识，就是人的感性和理性的矛盾运动。人的感性和理性的矛盾运动，在其现实性上，表现为思想与表象的矛盾运动。人的感性与理性不仅仅是两种认识机能，它还是文化的产物。人的感性也好，理性也好，都是一种有文化内涵的东西。不仅仅理性是文化的产物，被理性所规范的感性也是如此。
马克思说，人的五官就是整个世界历史的产物。我们的五官就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产物。一个婴儿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已经是人类多少万年的结果了。你照镜子看看自己的眼睛，品味一下自己的目光，你就会发现，人的眼睛是整个世界历史的产物，因为它在创造意义。
因此感性和理性不像我们原来理解的，一方面人有纯粹自然的感觉、知觉和表象，另一方面人还有作为文化产物的概念、判断、推理。这个感觉、知觉、表象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产物。马克思告诉我们的是：历史地去看待人，历史地去看待人同世界的关系。这就是关键。
“人既是历史的经常的前提，又是历史的经常的结果。人只有作为历史的经常的结果，才能够成为历史的经常的前提。”马克思的话，实在是精彩。我们只有这样来理解人以及同世界的关系，它才是现实的。
孙正聿先生指出，主体，它的感性和理性，都是历史文化的结果，因此人的认识过程，它的感性和理性的矛盾，表现为思想同表象的矛盾运动。那么这种思想与表象的矛盾运动，是贯穿于认识过程始终的，而不是一先一后的。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的认识大体上可分为三个基本过程：第一个过程，形成关于事物的“混沌的整体表象”；第二个过程，形成“片面的思维的规定性”；第三个过程，达到“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实际上，马克思说的就是“感性的具体”——“理性的抽象”——“理性的具体”；就是思想“把握”表象——思想“蒸发”表象——思想“重组”表象三个阶段。
在“思想把握表象”的矛盾运动中，虽然认识主体是以“概念”去把握表象，但是这里的“概念”还只能是把握表象的“名称”，而没有展现概念自身的丰富的思想内涵，因而“概念”是围绕“表象”旋转的，由此而形成的认识只是一种“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
关于从“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和“理性具体”的矛盾运动，马克思作出这样的描述：“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形成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列宁提出，“当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它不是离开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列宁得出的结论是：“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
在表象与思维的矛盾中，思维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固定”，从而形成了关于对象的各种规定性的“理性抽象”。但是，由于这种“理性抽象”还只能作为一个“既与的、具体的、生动的整体的抽象片面的关系”而存在，因此还必须使“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孙正聿先生指出，这个再现就是“理性具体”。
认知与建构
对世界的复杂性和人的认知的复杂性，金观涛《系统的哲学》一书中作了深刻地剖析。他指出：“山峰由于它的高度引起的眩晕，从来只存在于山下的观望着的感觉中，而不适用于登山者。我发现，如果把观察者和他观察的对象看做一个耦合而成的组织系统，那么我在研究组织系统存在和演化中发现的普适公理同样可以解决唯物论遇到的挑战。”（金观涛《系统的哲学》，新星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第40页）
金观涛决定把理性哲学的重建分为三个环节来实现：第一部分是用不确定性概念来取代矛盾，以作为辩证法有关世界万物是发展的这一原理的科学表述；第二部分是建立一种用于分析有组织的整体为何能存在又为何会演化的方法；第三部分是用新的发展观和整体观考察人和他观察的对象耦合而成的特定的组织系统，研究客观性和科学认识论的基础。
在这里，金观涛把人的因素放到了至关重要的地位。他认为，科学以人本身为中心，但是这不等于客观和理性的消失，而知识意味着更高层次的理性的出现。
傅伟勋先生曾把哲学分成十大层面的问题，从认识论、方法论开始一直到人生的价值以及终极关怀。实际上价值伦理行为准则、人生意义和终极关怀才是哲学的核心。而金观涛提出，价值与伦理和知识与方法论的关系也是相似的。人的任何追求必定是整体的，越是基本的东西一定越是具有整体性。人生观和终极关怀是一个人精神世界中安身立命的支柱，它是一种超越的境界，一种最高的感悟，一种爱和创造力的源泉，它是生命的最终归宿，它必定是站在人类通过科学方法和知识铺成的大道上登上那个最高山峰上所看到的太阳。（冯金朋《浅谈傅伟勋方法论体系》，《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02期）
也就是说，理性哲学的终极关怀、理性哲学的人生态度、理性哲学的价值不是和作为方法和知识的基本科学理性相冲突，而是和谐地水乳交融，它们是一个宏伟而壮丽的整体。世界的客观存在是辩证理性的出发点。它也是至今为止常识和理性的基础。没有一个哲学命题会比客观性受到怀疑更具挑战性。然而半个世纪以来，那不依赖于人的纯客观性在越来越多的场合被新科学成果推翻，辩证逻辑在新哲学潮流冲击下千疮百孔，人们在一片精神的瓦砾中渴望理性的重建。
金观涛提出，今天，我们已经被迫从与人无关的客观性之梦中醒来，发现宇宙原来是以人为中心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只是空虚人生之幻觉。存在的基石不是那渺小的自我中心的个人，而是指在心灵上相通的一代又一代创造者的群体——大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