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随着人的精神和知识空前的释放，出现了20世纪如洪水般卷来的思潮的巨流。人类的各种本能、潜意识，那被历史上宗教或者说文明的创造物长期压抑的人类思想和情绪的梦幻，如同鬼怪一样一下从阿拉伯的魔瓶中释放出来，这使得今天的哲人猛然发现人的精神世界从本质上仍然是非理性的。虽然在形形色色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冲击下，20世纪的理性主义的重建是极其艰难的，但是，令人欣慰和鼓舞的是，今天理性主义结构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强大和牢固。因此，当代人可以比历史上的人更彻底、更大无畏、更自由地思想。我们没有必要担心思想的彻底解放会动摇理性和真理的基础，思想的自由可以使我们去想象那些罪恶的行径，但我们却没有必要因为想象犯罪而感到害怕，因为大无畏的理性的太阳仍在天空照耀。我们不会因为狂热而变成真正的疯子，人类也不会因为具有毁灭自己的能力而真正去毁灭自己。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是生活在整体的世界之中，而整体是和谐而宏伟的存在，只有凭借理性才能正确地揭示它，把握它，每个生活在整体中的个人必须珍惜它，这样他才能成为未来人进行健全而大无畏探索的保证。总之，未来的人可以允许比以往任何时代的人更偏激并尝到更多、更丰富的非理性的思想果实，科学理性之树已经壮大到足以支撑它们。
足以支撑——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重要论断。狂欢的自由，恰恰要建立在强大的理性支撑之上。人的能动性，只能建立在理性的发展基础上。金观涛提出的“人的哲学”的基本构架和直观唯物主义以及主观唯心论都是不同的。它所描述的世界，比建构主义和直观唯主义更需要人的责任心和事业心，并发现了具有科学精神的人类作为一个把个人团结为不朽的共同体的意义。
首先，那个冰冷的而没有观察者的世界是存在的，那就是死亡和虚无。那些强迫人服从、人类除了去顺从它以外别无他择的自然规律也是有的，但它们不是世界的全部。严格说来，它们只代表了人尚处于孤立状态和童年时代所面临的世界。今天人类已经成人，那普罗米修斯偷来的天火已燃成了熊熊的火炬，将来世界越来越依赖于人的建构。人已有能力在善和恶、生和死、兴盛和灭绝之间作出选择。
每个人都知道，选择从人诞生那一天起就引导着人生，它是人每天都在做而且可以说是人们做的全部事情。然而选择却并非如直观唯物论所认为的那样，只是对必然性的适应和顺从，也不是如建构主义和主观唯心论所认为的那样，可以绝对自由和随心所欲。人每一步选择都需要理性地思考人和外界整体的关系。因此也可以说，人的哲学是一种强调科学合理地进行选择的哲学。因为我们需要选择，并对选择的那深远的影响和不可逆转的后果负责，我们才要去研究人面临可控变量后面那漫长的自然规律之链。每一次进步都是人对选择盲目性的减少，因此人类本身为目的就可以赋予理性以意义。
金观涛指出，人的哲学不承认那与每一个个人都无关的绝对客观的价值，那超越人类的目标以及可以从外部强加给人类的价值准则也是虚妄的。但正因为人的哲学从人和自然整体合理的关系来理解价值，那么价值观必然是人对自己和人以及外部事物关系某一个方向和方面思考的结果。因此，全面地思考价值观，必然会发现理性的怀疑精神和价值中立原则在科学上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不可少的。但是其准确的含义是：价值中立不是上一个世纪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力图在判断中排除人的价值判断，而是从更高层次上去思索价值是什么，以及去诉诸检测真理和谬误的科学精神和规范！
人的哲学把人类的创造和趋向完备当做人类共同体的最终意义。虽然对每个个人来说，日常生活本身就是意义，个人的自由意志和偏好使每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的价值取向，而使世界成为丰富和多元的。但对整个人类历史来说，纯属个人的价值取向必然如过眼烟云。人不能要求个人的享乐和经历达到不朽。每个人都有一死，但这不等于说一切价值都是虚假和短暂的，人可以去追求那永恒的价值和不朽的目标，这就是他必须把个人孤独的人生投入到人类互相沟通和用科学规范的共同探索中去。
我们必须理解，虽然人生来是自由和孤独的，人可以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但是如果没有社会性，也就不会有人从观察者向思想者的超越，不会有文明和科学，也不会有人清醒的自我意识。因此，我们可以说，虽然每个孤立的个人是渺小的，但每个人都有和他人同类的身体和大脑结构，因此每个人都可以代表人类。自从人吃了智慧之树的禁果，他们终于发现了存在着与他们身体和思想结构类似的同类。于是他们互相沟通，可以相爱，并在沟通中建立了清醒的理性世界！人的哲学最重要的发现乃是找到了清醒意识和区别真理和谬误准则的来源——这就是人的社会性，这种社会性是指人作为一个可以沟通的类的共同性，而不是阶级性。
“今天，是时候了，我们必须从笼罩着人类近半个世纪的相对主义虚无的梦中清醒过来。对于每一个个人，人不得不生老病死，似乎没有个人的灵魂得以永垂不朽，但是个人对人类的变化及他对人类的思想的贡献却可以一代代留下来，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他对自身结构和自己在自然界位置的探索将万古长存！”（金观涛《系统的哲学》，新星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第88页）
金观涛先生最终把“人的探索”作为自己“人的哲学”的核心。
哲学家早就知道，人在用概念、模型、语言认识自然规律时，概念常常可能是不正确的，认识可能是不完全的，主观性错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怎样排除主观错误历来是一个重大的哲学难题。
这里有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一种是辩证逻辑所采取的，即在我们进行某种规定、实行某种理论抽象时，为了避免绝对化的形而上学变形，而使用悖论性语言，把规定性搞得似是而非。每个规定本身看来似乎都避免了绝对化，更接近于现实。而科学家则采取另一种方案。他们用确定无疑的逻辑语言来把握每一个概念，并大胆地承认其中可能有错，但却通过纠错机制来发现错误，通过反反复复地纠错来逼近真理。
对新闻来说何尝不是这样！长期以来，我们固执地追求的“客观性”和绝对的“真实性”，说起来理直气壮，但实际上却“说一套做一套”。我们不敢承认新闻的主观性，不敢承认“新闻真实的主观性”，也就无法自觉地建立起新闻的“纠错机制”，就无法使我们的新闻认知在不断纠错中向真理靠近。一句“新闻本源是事实”，就成了我们否认“新闻不真实”的挡箭牌！看看今日之新闻媒体，有几个堂堂正正地在显著版面发表“更正”？甚至，我们知错而不改，至少是“能不改就不改”，理由往往是“那多丢人啊”“有失媒体形象”——事实上，不敢面对自己的错误，甚至掩饰错误，这才是最畏怯、最虚弱、最无能的表现。
金观涛指出，历史似乎和哲学家开了一次无情的玩笑。他们采用第一种方案，用心善良，出发点理想而深刻，但结果却是坏的。因为任何单个孤立的概念、孤立的陈述都不足以反映规律和真理。辩证逻辑一旦把看来深刻全面但是用悖论性语言表达的概念结成一个理论之网时，逻辑推理的确定性就破坏了。只要愿意，任何一个结论都可以推导出来，人们总是可以选择那些和观察事实相符的结论作为推论，这样它永远是真的，它不可能通过和观察事实的比较来纠错。主观错误将永远停留在那混混沌沌的理论体系之中，正如今天人们可以说中国道家思想和东方神秘主义哲学中，某些结论可以和量子力学最新成果相符。很可能，正如德国非理性学派哲学家尼悉所比喻的，人们在东方哲学中找到的恰恰是自己塞进去的东西。在一片漆黑的混水中，除了自己的倒影，什么也看不见。
在数学世界里，“集合论悖论”的发现引起了数学家们的高度重视。经过一番艰苦探索，他们终于发现：关键在于我们使用的概念在同一层次或不同层次之间必然存在着定义上的互为因果的关系。更准确的表述是：这些概念存在的前提构成一个循环。
罗素曾用“理发师悖论”来比喻他发现的震撼集合论基础的“罗素悖论”。当然，悖论的问题在于“规定的结果反过来影响条件”。1908年，格瑞村发现，当人们用概念和语言来把握世界时，虽然我们尽可能严格使用概念，也会导致悖论。比如，我们用某一个形容词来表示某一种性质时，这个词可能本身就有这种性质，即可以表达形容词自己，也可能不表示他自己。比如我们用“黑的”一词表示黑色。当这个词用黑油墨印出来时，它是表示自己的，当用蓝色墨水写这个词时，它不表示自己。依此，必然可以根据这种性质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己表达自己的，称为自适用的；另一类是自己不能表达自己的，成为非自适用的或异己的。
金观涛指出，原来，当我们用语言（概念）来表达意义（或客体）时，一般总是假定语言（概念）本身和意义（客体）是两个不同层次的东西。黑的字母本身和字母所表达的意义是互相分离的。但对于“非自适用的”这个特殊的词（概念），它一方面意味着它是一个符号，另一方面又代表意义，两者互相交织在一起。“理发师悖论”是同一层次的规定和条件互为因果，而在“非自适用的”这个例子中两个层次互为前提交融在一起，结果也导致了悖论。
“事物之间可以是互为因果的——这是一个看来十分简单却长期没有被重视的事实。我们在给事物下定义，作出规定性的时候，只要无穷深究下去，必然要碰到互为因果的问题。”
“我们再一次想到整体和系统。众所周知，无论是经济系统，人体系统，社会系统，生态系统，只要我们不断地向下追溯单向的因果关系，只要我们力图掌握整体，都发现他们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循环圈。这种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关系正是系统各个部分互相调节以维持自己存在的基本机制。逻辑悖论中发现的因果循环圈，无疑是现实世界任何一个整体中都存在着不可割断的因果循环这一事实的逻辑思维中的反映！更为重要的是因果循环圈在逻辑上表现出的互相肯定模式和互相否定模式在一般系统中普遍存在着！”（金观涛《系统的哲学》，新星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第88页）
比如，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比如，“新闻就是事实”。如果新闻追求的是简单的、表面的真实，满足于表现对象浅层的真实，那么，新闻主体对新闻对象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对新闻对象深入的认知和表现，就难免对新闻对象形成扰动。面对记者的镜头、目光和追问，新闻对象怎么能够做到无动于衷、毫无反应？
畅游“不确定性海洋”
宏观物体的重要（本质）特征就是，人在对它的观察过程中，主体对它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对于确定的微观物体（比如电子），测量过程对它的扰动（或反作用）是必须考虑的。物理学家发现，对电子位置和动量的测量，正是两类互不相容、互相干扰的操作。
不确定性首先在概率论中普遍运用，接着在热力学、统计物理、量子力学、信息论、系统论、博弈论中都取得了成功。自从1930年后，不确定性的重要性在科学理论的各个领域越发显示出来。如果说量子力学表明不确定性对于把握实体是不可缺少的，那么信息论的出现则表明，不确定性对于指示事物之间的互相作用、互相关系同样至关重要。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它可以被看做负熵。而熵是事物混乱程度的度量，也是某一类内在的不确定性（无规则性）的度量。这样信息则代表了不确定性程度的减少。它的传递代表了控制、规则的确定和知识。
这就是信息的价值所在！
接着，对策论出现了，人类第一次用逻辑和数学的语言来研究利益敌对双方的斗争。从下棋、军事战略技术，经济对策，一直到人类如何在变幻不定的未来中制定正确的策略，对策论都提供了一套深刻而精确的研究方法，而对策论的方法的基石正是斗争双方面临格局时的不确定性。未来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对策的可能性空间，这个可能性空间可以随着双方选择某种策略而变化。接下来，人们又发现，任何控制过程都可以规定为可能性空间不确定性程度的变化，这样人类改造世界和种种控制斗争行为也都可以加以精确的表达。
金观涛先生认为，近半个世纪来，科学气势磅礴的发展使得新的理论、概念犹如海浪一般向人们涌来，然而在这新概念的浪潮之中，在气象万千的科学变幻的海洋之中，人们渐渐感到有一种万变不离其宗的东西。只要理解了它，也就可以抓住它的种种变形——这就是不确定性。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至今为止，大多数思辨哲学家都没有理解它，思辨哲学中的“有”和“无”，“存在”和“非存在”都是某些确定性。而展开不同含义（层次）的“不确定性”概念正是当代哲学家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