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农村妇女倒是的确有非常漂亮的，他想。 谭大娘说的话最多。别人大都只是含着微笑，喃喃地说两声“现在乡下好喽！”
或者“现在两样喽！”谭大娘总是中气很足地高叫着：“要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我们哪有今天呀？”她永远在“毛主席”后面加上“他老人家”的字样，显得特别亲热敬重。
顾冈可以看出来，她是王同志最得意的展览品，也许他让他住在她家里，就是为了这原因。王同志临走的时候，顾冈送他出去，王同志用一种宽容的口吻说起那老妇人：“她倒是有一桩——说话非常直爽。” 王同志已经和他提起过这里的冬学，建议叫他去教书，可以和群众多一些接触。
现在他又说：“好好的休息休息吧，同志，路上一定辛苦了。明天我来陪你到识字班去，给你介绍介绍。 他又详细解释识字班的重要性，可以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听他说起来，简直仿佛顾冈现在要和镇上的小学生们轮流担任的这份工作，是全国最伟大最艰巨的工作。顾冈心时想，这王同志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家。王的党龄也很长，而且据他自己说，从前在苏北还有过实际战斗经验。他实在应当有一个较好的位置。为什么到现在还是在这穷乡僻壤做一个村干部呢？也许是因为党内派系的斗争，使他郁郁不得志。甚至于他也许曾经跟某一个被毛泽乐“清”掉了的中坚份子。如果是那样，那他就是个危险人物了，不宜太接近。顾冈因此谨慎了起来，态度也冷淡了许多。
王同志一个人走回去，他住在区公所里，区公所就是从前的武圣庙。他离开了顾冈以后，方才自己觉得，刚才他说了很多的话，关于他的过去……在日本人占领期间作地下工作，后来风声紧了，又学到苏北去参加新四军。他本来并没有打算提起这些——对一个初次见面的人，何必告诉人家这些话。“英雄不道当年勇。”难道他已经成了唠叨的老年人，只生活在自己的回忆里。自己想觉得很难过。大概是因为顾冈对他的态度里仿佛带着点轻视，使他不由得要夸耀自己的过去，“也让他知道知道我从前的历史。”他最讨厌顾冈和他说起国内新闻的时候，那神气就像是以为他除了当地村庄里的事情之外，一无所知。 他从来没听见过这顾冈的名字。但是从文联负责人写的那封介绍信的口气上面，可以看出他是“解放”后才加入他们的阵营的。 “我自己算算，为党服务不止二十年了，永远在斗争的核心里，”王同志对自己说，“现在倒在这里招待这投机份子，还要被他看不起。真是活回去了！——这么一个不要脸的机会主义者，胆小如鼠的知识份子，统治阶级的走狗，摇身一变，也前进起来了，还要看不起人！” 他自己也知道不应当滥发脾气，对于顾冈的估计也不一定正确，但是心里总觉得郁塞得厉害。他很希望他回到庙里的时候，有两个农民在他的办公室等候着，有些什么纠纷要等着他解决。那也许会使他胸中闷气稍微疏散些。他很会对付农民。
做一件自己善于做的事，那总是相当愉快的。而且在农民的心目中，他就是政府。
他们使他感觉到他是庞大的机器上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轮齿，而不是一个过时的工具，被丢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 他平常总是从早忙到晚，没有片的闲空，但是今一下午似乎竟是无事可做。他回到庙里之后，在他的写字台前面坐了一会，无聊得很，又站起来，背着手踱到外面去。小张同志替他管家，坐在门前一只薄团上，在那里剥蒜。破旧的薄团，蓝布绽开来，露出里面一根根的稻草。
小张同志洗了衣服，在那里雕花槛上穿了一根绳子晾着。淡淡的一块日影，照在那惨红的庙墙上，一动也不动。 王同志忽然想起来，他似乎永远是住在庙里，在那些宽广的殿堂上，黑洞洞的空房里；被逐出的神道仿佛阴魂不散，仍旧幢幢来往着。他从前和沙明结婚的时候，也是住在庙里。他知道的——反正只要一想起从前的事，马上就会想起她来，那似乎是最容易记起的一部份。 第一次见到她，是有一次干部开大会。他在苏北的新四军里——那时候他就用着现在的名字，叫王霖。那次把所有的干部都集中在一个小县城里上大课，借一个地主的住宅。地主本人不在那里，搬到芜湖去了。那阴黑的大厅，竖着一根根青石柱子，风飕飕的，有点像户外的黄昏。大家都坐在砖的地下听演讲，各人记笔记，膝盖上顶着一本拍纸簿。演讲照例是以喊口号作为结束。大家一律站起来跟着喊，“毛主席万岁！”同时把帽子纷纷毛到空中去，用尽力气，能丢多高就丢多高。但是帽子落下来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本事接到自己那一顶。大家正手忙脚乱满地抢帽子，演讲的人倒已经又高高竖起一只手臂，嘶哑也跟着往上一提。“史达林万岁！”他高叫着。 “史达林万岁！”大家跟着一声呐喊，一只只帽子又黑雨似地飞上天去。 散会以后，王霖注意到一个女干部手里拿着帽子站在那里，很为难的样子。她搭错了一个帽子。她年纪非常轻。别的女干部的头发都是剪短了，油腻腻地披在面颊上，她却是梳了两只辫子，盘在头顶上，藏在帽子时面，完全看不见。所以平时一眼看上去，会把她当作一个男孩子，尤其因为她那清的没有血色的脸，两只眼睛分得很开，是一个清俊的男孩子的面貌。但是现在没戴帽子，露出辫子来，就完全像一个女学生了。她穿的一套制服太大了，穿在身上，倒更显得身材纤弱。 王霖把自己头上的一顶污旧的帽子摘下来，拿在手里翻过来看了看，显然是他自己的。实在不好意思走上去问她是不是她的帽子被他拾了来了。有好几个男干部都拿着帽子去问她，但是没有一个是她的。后来有一个人发现有一顶帽子高栖在一根屋梁上。一个姓俞的青年马上设法弄了一旧梯子来，爬上去替她拿了下来。王霖离开会场的时候，俞同志还站在那里和她说话。王霖虽然明知道俞同志职位太低，还没有结婚的资格，但是并不因此就觉得安心。 “刚才闹丢了帽子的那个是谁？”他仿佛很不耐烦地问另一个干部。“真是笑话！”
“我没有看见过她。是新来的。——怎么，你对他有意思？” “别胡说！” 饭后，他又试着问另一个人。“那梳辫子的那个——她的爱人是不是姓陈？”
“她没结过婚吧？你是说沙明是不是？她来了还不到一年，在电讯组，没结婚。”
“大概我认错了！”他喃喃地说：“还当她是陈同志的爱人。” 女干部都在合作社里过夜。他第二天早上一早就到合作社去，要求和沙明同志谈话。 这里也按照普通店堂的布置，一边摆着一排红木椅子，两张椅子夹着一只茶几。
他坐了下来，背后后墙上挂着红纸对联，祝贺合作社开张之喜。 “这该是好兆头！”王霖想：“在一个合作社里向她求婚。这应当是我们在革命岗位上终生合作的开始。” 清晨的阳光从门外射进来，照亮了他脚边的一筐筐的米与赤豆，灰扑扑的蘑菇与木耳，还有大片的笋衣，发出那干枯的微甜的气味。女干部们在柜台上大声谈讲着，卷起她们的铺盖。她们昨天晚上还睡在柜台上。 然后他看见沙明匆匆地向他走来。王霖自我介绍了一下。“我想跟你谈谈！”
他说。 她微笑着坐了下来，显然是准备着接受批评。后来她苦诉他，她当时以为他一定是为了她打辫子的事，来向她提意见，因为她两根辫子已经引起了许多批评。
“我听见说你还没有结婚，”王霖说。“我也没有。我提义我们向组织上请求结婚，你认为怎么样？” 她倒很镇静，他想。当然她仿佛是有一点诧异。我微笑着回答：“考虑考虑吧！”
“在我这一方面，是没有重新考虑的必要。我已经决定了。” 她仍旧微笑着说：“这是很严重的一个步骤，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他没有逼迫她马上决定。在阳光中看见她，使他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她像一张泛了黄的照片，看上去是那样年轻，而是褪了色的。他仿佛觉是他得要小心，那照片不能用手指去碰它，不然更要褪色了，变得更淡，甚至完全消失。 两星期后，他到二十里外的电讯站去找她，她不得不把一个夜班的同事叫醒了，给她做替工，才能够抽身出去和他说话。 “我们还是递一个申请书进去吧！”他建议。“如果两个人里面有一个是不宜结婚的，你放心，组织上一定会告诉我们的，这桩事尽可以让组织上替我们决定。”
她仍旧是那句话：“考虑考虑吧！”但是他第二次再去找她，她让步了，迟疑地说，“好吧！”于是他们递了申请书进去，得到了上有许可。有一天傍晚，王霖派了勤务员牵着马上接她。 马蹄声在黄昏的寂静中听上去特别清脆。他站在庙门前的石阶上，等那蹄声去远了，方才进去。大殿上黑沉沉的，只有他们房门里射出来的一些灯光，隐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