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至1887年，杜尔克姆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巴黎地区的公立中学担任哲学教员。在此期间，他利用假期赴德国游历，了解和熟悉了当时德国的许多新学科和新思潮。
在短短的几年中，由于良好的教学效果和学术上取得的引人注目的成就，他于1887年获得了波尔多大学教育学和社会科学系的教师职位，这是法国大学所开没的第一个社会学讲坛。1892年，杜尔克姆在索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又在这所学校开设了社会学课程。
1896年，杜尔克姆被提升为社会学教授。这是法国大学中第一个社会学教授职位。1899年，杜尔克姆应聘来到法国高等教育中心——巴黎大学，在他的影响下，终于在这个法国最有声望的学府中为社会学争得一席之地；1913年，该校设立了社会学教授职位。这标志着法国学术界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社会学的正式承认。
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杜尔克姆发表过许多重要著作。最著名的代表作有：《论社会分工》（1893）、《社会学方法的规则》（1895）、《论自杀》（1897）、《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等，其中《论自杀》一书影响最大。
2.内容梗概
《论自杀》一书的研究重点是对自杀现象进行因果分析，即寻找导致自杀现象的原因。
1.关于研究对象的说明
（1）自杀的定义
在杜尔克姆的社会学方法论思想中，十分重视对研究对象下操作定义，把它作为实证研究的第一步。科学的定义必须严格遵循客观原则，不要一开始就对现象的本质进行主观揣测，而只需找出同类事物共有的、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外在特征。这种操作定义可以保证研究对象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被不同的研究者进行考察时始终具有客观同一性。
那么，根据什么外在特征将自杀现象从一切死亡现象中区分出来呢？杜尔克姆根据其一贯立场，反对以不能为研究者直接观察到的当事人的内在动机（自愿或不自愿等）为区分依据，而主张只根据当事人的行动与结果这两个外在特征来下定义。这样，凡是当事人自己采取直接的或间接的、积极的或消极的行动，达到了预期死亡结果的情形都算作自杀。
（2）个人自杀事件与自杀率
社会事实是群体及社会层次上的特有现象，自杀能否算作一种社会现象呢？
很显然，自杀是一种个人行动，是个人面临某种特定情景时，在某种特定心理状态驱使下而采取的一种选择。导致个人自杀事件的直接原因是个人的动机、性格和遭遇。对这种现象怎么能避开个体的和心理的解释而进行社会学解释呢？杜尔克姆通过将自杀率与个人自杀事件进行区分而解决了这一问题。自杀率与个人自杀事件分属于社会与个人两个不同层次。
社会学感兴趣的只是自杀者在某一群体或某一社会中所占的比例，即自杀率。而自杀率是一种只能以群体为其基本单位的社会事实。
（3）选择自杀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杜尔克姆之所以对自杀现象作了深入的探讨，主要是由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这是由杜尔克姆一贯的理论兴趣所决定的。这一理论兴趣表现在力图说明社会团结状态的变化，探明社会危机的原因及其表现形式。自杀现象就是社会危机现象的一种表现形式。
其次，对自杀现象进行社会学分析，为杜尔克姆提供了一个向学术界证明自己方法论原则优越性的绝好机会。杜尔克姆相信，如果对自杀这种与社会事实似乎距离很远、而与个人特征关系十分密切的现象，能够避开其他各种非社会因素的解释而成功地运用社会学解释，就能有力地确立社会学方法的威信，说明社会学可以在其独特的方法论原则基础上成为一门独立科学。
此外，还有一个更具体的原因是，有大量的官方统计资源可以直接利用。
2.直接影响自杀率的社会原因
杜尔克姆首先反驳了各种以非社会因素解释自杀现象的理论，从而通过间接证明的途径确立了以社会事实解释自杀现象的基本原则。然后他进一步分析社会现象中哪些基本要素影响着群体的自杀率，即寻找决定群体自杀率的直接原因。
（1）对自杀现象的分类方法
杜尔克姆所面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为自杀现象划分类型。
杜尔克姆按照预先的构想将群体自杀率分为三大类型（以及一个附带类型），以此为逻辑线索展开其全书的内容。这些自杀类型是：利己型、利他型、失范型（以及宿命型）。这些不同自杀类型的比率分别被不同的原因所决定。
（2）利己型的自杀
杜尔克姆首先发现，不同宗教教派在自杀率上存在着明显差异。以天主教为主的国家（如法国）的自杀率低于以新教为主的国家（如德国）。对同一国家的不同省份的自杀率进行比较也可以发现，天主教徒所占比例越大，自杀率越低。
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杜尔克姆认为，这不是由于两个教派教义上的区别，因为这两个教派的教义中都有关于自杀的禁忌。而犹太教教义中没有这种禁忌，反而自杀率最低。真正的原因必须从宗教群体结构上的差异中寻找。
（3）利他型的自杀
利他型自杀是杜尔克姆划分的又一个自杀类型，它与利己型自杀背后的原因根本不同。
杜尔克姆首先举例说明利他型自杀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第一种是义务性自杀。第二种是负疚性自杀。
如果说利己型自杀的原因是社会整合程度不足，那么利他型自杀的原因恰恰相反，是社会过度整合。一个群体或社会，如果整合程度过高，也会造成利他型自杀率上升。
3.失范型和宿命型的自杀
在经济危机时期，自杀率往往急剧上升。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经济危机期间，社会生活陷于普遍的贫困，那些难以维持其基本生活的人很容易产生绝望的心理，走上自杀的道路。
杜尔克姆不同意把经济危机看作是自杀率变化原因的这种解释。他认为，人们的幸福或绝望与经济现象没有必然联系。
为了解释经济危机期间自杀率上升这一现象，杜尔克姆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假设：失范状态引起自杀率上升。
失范状态能够导致自杀率上升并不意味着规范对人的约束越严格，人们就越满足、越幸福。人们承受规范的约束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过了限度，规范的约束反而会变成一种压抑。如果人们一举一动都受到限制，自己没有丝毫选择的自由，那么整个生活就会涂上一层宿命的色彩。这种规范过严的状况，会引起宿命型自杀比率的上升。离婚率对女子自杀率的影响为这一理论命题提供了证据。
对于宿命型自杀，杜尔克姆没有展开专门讨论，只是顺便地提到了。因此许多研究者并没有把它列为一种自杀类型。
正如利己型和利他型自杀率可以由社会整合不足或过度来解释一样，失范型和宿命型自杀率可以由规范过宽或过严来解释。
4.自杀理论小结
通过对各类自杀现象的详尽研究，杜尔克姆建立了完整的自杀理论。他通过对自杀现象的考察发展了关于个人生活必须依赖于社会群体的基本观点。个人只有得到来自社会群体的有效的和适度的支持，才能获得生活的意义或生命的价值，因此，一定的社会支持发挥着遏制自杀倾向的社会功能。
3.社会评价
1897年发表的《论自杀》一书是杜尔克姆最著名的代表作，长期以来，被社会学界奉为里程碑式的经典著作，被认为是对社会现象进行社会学式的系统理论研究的典范。
杜尔克姆的《论自杀》之所以在社会学史上占有里程碑式的重要地位，不仅仅是因为它在经验层次上验证、深化和发展了他的社会学基本理论，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一研究体现了实证社会学的基本精神，在发展实证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论自杀》表明，在社会现象的研究领域，建立与自然科学相类似的那种既解释实际资料，又要接受实际资料检验的实证科学理论是可行的。在方法上，杜尔克姆自觉运用了他所确立的假设——预测——检验的基本研究步骤。尽管他所使用的统计技术在今天看有些粗糙，但他自觉将定量分析引进社会学研究，不仅为社会学定量分析开创了先例，而且也推动了现代社会统计方法的发展。
由于上述贡献，《论自杀》一书被列为实证社会学的经典著作，杜尔克姆也被公认为是继孔德之后实证社会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杜尔克姆是西方社会学形成时期为数不多的几个承上启下的最重要的开拓者之一，他在推动社会学发展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德国]马克斯·韦伯著
窥视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窗口
1.作者简介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他在法学、政治学、社会科学方法论和国民经济学等许多领域中，都有建树，著述甚丰。他被称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最大权威之一”，有些人称他为“资产阶级的马克思”。
马克斯·韦伯生于德国东部的爱尔福特城，幼年时全家迁居柏林，其父是普鲁士州议会议员，是民族自由党党团内有影响的人物。他的家庭是当地许多学者、艺术家、社会名流以及商人们的集会、交谈场所。韦伯在青少年时代就受到家庭的熏陶，关心社会问题。韦伯高中毕业后，曾在海德堡大学法律系读书，中间服过一年兵役，又到斯特拉斯堡、柏林和哥廷根继续上大学。在大学阶段，年轻的博士生韦伯的天赋和才能已经受到老师们的夸奖。
从1911起，韦伯的重点转向研究经济与社会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韦伯年已五十有余，没有参与战争。大战最后两年，他又把精力转向科研和撰写文章，许多论文在他身后编成《经济与社会：理解性社会学概要》一书（1922年初版）。
1920年年末，韦伯染肺炎病逝，享年56岁。
2.核心思想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反映了韦伯思想的总趋势。被学术界公认为世界名著。正如该书的内容提要中揭示的那样：“它致力于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仅仅出现在西方，而同时期的东方却呈现出停滞之势？本书的独到之处，在于极为注重对资本主义经济兴起过程中非经济因素的重要意义的探究。通过对大量经验材料的搜集与分析，论述了新教伦理与近代理性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生成发育关系，并对东西方宗教文化传统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不仅是结论而且包括本书的方法论，都为当代的社会科学提供了富于启迪意义的思路，并开辟了多线研究途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着重论述了宗教观念（指新教伦理）与隐藏在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某种心理驱力（指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生成关系。至于这篇论著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历史的与现实的价值，我们暂不作武断的评述，留待广大读者自己去品评。但在这里我们仅想指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在任何一项事业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3.内容梗概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共分两个部分，即上、下两篇。以下简要介绍一下该书的主要内容与学术观点。
第一部分即上篇，“问题”包括第一至三章，是对全书所要论述的问题的提出。正文前的“导论”是整个序列研究的导言，说明其研究目的，这里不作介绍了。
第一章，“宗教派别和社会分层”，分析宗教与经济的关系。根据统计资料显示，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而且，资本主义愈自由，这种情况就愈明显。其原因可以从所受的教育来分析。
第二章，“资本主义精神”，论述这种精神的实质。美国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关于资本主义精神曾有精辟的论述。他的论述可以概括为这样一种伦理：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人被赚钱的动机所左右，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这种获利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首要原则。
“职业”这一概念在德语中是“Berufliche”，在英语中是“Calling”，也可称为“天职”或“神圣”。这个概念的产生是路德宗教改革的结果。它包含了对人们日常活动的肯定评价。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这就使日常的世俗活动有了宗教意义，并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职业的思想。职业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惟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但是这种观念并不是资本主义精神本身。本书要以加尔文、加尔文派和其他新教派别的著作作为起点来研究古老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
第二部分即下篇，“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践理观”，包括第四章、第五章，论述了各新教的基本观点及其对资本主义精神形成的作用。
第四章，“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分析了一些主要宗教的教义及其演变过程，共分析了四种主要教派。加尔文派是基督教新教主要派别之一，这是以加尔文的宗教思想为依据的各派总称，产生于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把《圣经》作为信仰的惟一源泉，主张上帝预定论。
第五章，“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分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即如何从禁欲主义新教的基本宗教观产生出资本主义精神。新教的伦理观认为，只有当财富使人游手好闲时才是一种不良之物。在财富作为履行职业义务意义上说，获得财富不仅在道德上是允许的，而且在实际上是必行的。这就说明了现代专业化劳动分工的合理性。同时，把某种理论解释为天意，就说明了商人活动是合乎道德的。新教对禁欲主义的解释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密切相关的。
总之，在新教所影响的范围内，它的世界观有利于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发展。它在这种生活发展中的影响是最重要的、一致的。它哺育了近代经济人。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这是本书的中心论点。
3.社会评价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一部划时代的社会学名著。对这部专著的评价，英译者帕森斯在新版序言中写了一段中肯的文字：“认真的阅读这部著作可以成为掌握关于历史分析和人类解释问题方面更复杂深奥的社会科学分析方式的向导，这种方式在20世纪已经得到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