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家境贫寒，可林志学习很用功，在我们打牌、聊天、听音乐会或者谈恋爱的时间里，他不是在教室就是在图书馆。而且，他还会把自己点点滴滴的感受写成文字，寄到报社发表。他用得到的稿费来交学费或买书，我们也曾戏言过要他请客，但我们一次也没真要他请过。我们知道，每一笔稿费对他来说都很重要。
毕业典礼就在我们的教室里举行，同学们互写赠言、互送礼物。四年里，虽然也有恩怨，也有辛酸，可想到马上就要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这样相聚一起的时光了，心头都不免有些酸楚。
这时候，我发现林志不见了。林志呢？正当我们要寻找他时，他却抱着一摞笔记本进来了。怎么这么俗呀？都毕业了，还给大家送笔记本？他没理会大家，往每人手里塞了一本。然后，走上讲台，打开笔记本并举着说：“这是我四年来发表的作品，我精选了35篇出来，我发现，每个同学都给过我帮助，每个同学的关怀我都用笔记录了下来。我把它们复印并贴成了35个笔记本。大家给我的帮助我无以回报，但这些真挚的情感会一辈子留在我心里！”他深深地鞠躬，久久没抬起头来。等他抬起头时，我发现他已热泪盈眶。
静，静得可以听到心跳的声音。我们都被感动了。我们当初的付出真的是微不足道，但我知道，因为有了这个特殊的礼物，我们之间的友情，变得更加珍贵了。
“作对”的朋友
“同事是和你一个屋檐下的竞争对手，不是整日耳鬓厮磨的朋友！”家人的千叮万嘱，在第一天上班的电梯里就得到了验证。
那天早晨，狭小的电梯里已经挤了十三个人，每个人都敛声屏气。在电梯门缓缓闭合时，我看见一个小心翼翼地捧着一摞成衣模型的女子努力地向电梯奔过来。“请等我一下！”所有的人都看见了也听见了，却没有一个人伸出手按下电梯按钮。我忍不住探过身，在门即将合上的一瞬间用手挡了一下，设有保护装置的电梯门马上弹开了。几秒钟后，那名女子站在电梯里感激地对我说“谢谢”。
我们都在7楼走出电梯，并一前一后拐进“天魅”制衣公司。我忙伸出手：
“您好，我是新来的阿楠，请多关照！”她惊讶地扬起眉毛：“欢迎你啊！”说完，转身走进设计部的落地玻璃门。当经理将我引进设计部一一介绍时，我才知道这名修眉细眼的女子叫阿鸿，慢慢也了解到电梯里大家熟视无睹的原因——谁也不想因为陌生人而迟到。
“天魅”的每一个人都全力以赴地埋头设计，对我这个新人偶尔的指点——“领口的处理可以查手册”或者“这个口袋设计不太贴身”——已经是天大的帮助了。让我想不通的是，阿鸿也常常让我难堪。我用打印机打效果图时，恰巧她路过，她竟然神经质地尖叫一声：“阿楠，你好浪费！这张纸明明能打印两张图，而你却只打印一张。你只要调一下页面设置就可以避免浪费。”安静的办公室里，阿鸿的声音显得特别刺耳。我又气又急，刚来就给同事留下大手大脚的印象是多么糟糕的事情啊！还有一次，我的高跟鞋坏了，只好穿着平跟鞋挤在电梯里，恰巧阿鸿也在。我正想和她打招呼，她却先声夺人：“天啊，你居然穿平跟鞋来上班！”电梯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的脚上。我郁闷极了，经她这么一嚷，恐怕整幢大厦的人都知道“天魅”公司有一名仪容不整的女员工了吧？！
在周一的经理级会议上，我和阿鸿做记录。第一次参加限制级会议的我紧张地将泡好的咖啡放在每位上司面前。“阿楠，这是晨会，应该泡茶！”该死的阿鸿尽量压低声音但还是让所有的经理都听见了。我手忙脚乱地重新泡茶，忙乱中又将董事长面前的咖啡撞翻了。虽然没有人再责怪我，我想自己的前程已经毁在阿鸿的嘴上。那一刻，我恨极了她，把她当作我最大的敌人。
当经理宣布公司要从基层提拔总设计师助理时，我盯着阿鸿，对自己说一定要让她输得心服口服，不敢再嘲弄我。这次选拔非常严格，除了考查设计本领，制作样品衣，还要测试公关能力，联系到愿意批量生产的厂家。设计部里再没有询问和探讨，只有鼠标清脆的点击声和翻阅资料的哗哗声。可阿鸿仍不忘“奚落”我：“阿楠，你这个细节早已过时了！”我把牙咬得咯咯响。
我针对白领女士设计了秋季的中长款上装，命名为“温暖”。样品衣制作出来了，模特也已经请好，偏偏在联系生产厂家上出现了问题。我抱着样品衣走遍全城的工厂，每一次对方看了我的设计均表示满意，但一听说我是新人即刻委婉拒绝。我心灰意冷，但每一次打算放弃时，阿鸿的声音就会萦绕在耳边，我暗暗发誓：“一定要打败她！”
样品展示的前一天，我终于找到了愿意合作的厂家。当时已近黄昏，合同一时无法拟出，我们便约定第二天早晨8时签合同，然后我赶赴9时召开的公司选拔展示会现场。
第二天偏偏赶上堵车，刚刚签完合同的我坐在出租车里急得直冒汗。眼看就到9点，我拉开车门，努力向公司冲去。9时一刻，我气喘吁吁地推开展示厅的门，心里直犯嘀咕，上司们会怎么看待一个不懂节约、不懂仪容、不懂泡茶，又在这么重要的场合迟到的女员工呢？令我惊讶的是，选拔会居然还没开始。大厅里众人皆在，似乎只为等我一人。董事长对我挥挥手：“快去叫模特换装，我们这就开始！”
在更衣室里，我从模特口中得知，选拔会按时开始时，阿鸿突然站起来，大声说：“阿楠还没来，我希望公司不要因为几分钟而放弃一个人才！”会场立刻议论声一片，谁不希望减少一个竞争对手呢！董事会的董事们商量了一下，问阿鸿：“如果吴小姐不来，你打算怎么办？”阿鸿斩钉截铁地说：“阿楠一定会来，如果不来，我愿承担一切责任。”
那天，我红着眼圈给大家介绍我的设计主题，目光一直没有离开阿鸿。介绍完后，我看见她很卖力地为我鼓掌。从那刻起，我知道自己一直在误解她，虽然她平时毫不留情地指出我的缺点，并用她的大嗓门把我的缺点暴露在众人面前，但是，关键时刻，她却在真心地帮助我、提携我。结果出乎意料，原本只有一名助理位置，最后却破格提了两个：阿鸿和我。事后，董事长微笑着对我们说：“在今后的竞争中，希望你们的友谊会更加牢固！”
原来，朋友不是整天腻在一起的人，也不是总说你好话的人。有些人让你觉得可能总是和你“作对”，可是，偏偏是这样的人，才是愿意为你按下人生的电梯按钮，和你一起上升的朋友！
一句话的力量
1989年发生在美国洛杉矶一带的大地震，在不到4分钟的时间里，使30万人受到伤害。
在混乱的废墟中，一个年轻的父亲安顿好受伤的妻子，便冲向他7岁的儿子上学的学校。
他眼前，那个昔日充满孩子们欢笑的漂亮的三层教室楼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他顿时感到眼前一片漆黑，大喊：“阿曼达，我的儿子！”
跪在地上大哭了一阵后，他猛地想起自己常对儿子说的一句话：“不论发生什么，我总会跟你在一起！”他坚定地站起身，向那片废墟走去。他知道儿子的教室在一层左后角处，他疾步走到那里，开始动手。
在他清理挖掘时，不断有孩子的父母急匆匆地赶来，哭喊过后，他们绝望地离开了。有些人上来拉住这位父亲说：“太晚了，他们已经死了。”
这位父亲双眼直直地看着这些好心人，问道：“谁愿意来帮助我？”没人给他肯定的回答，他便埋头挖着。救火队长挡住他：“太危险了，随时可能起火爆炸，请你离开。”这位父亲问：“你是不是来帮助我？”警察走过来：“你很难过，难以控制自己，可这样不但不利于你自己，对他人也有危险，马上回家去吧。”“你是不是来帮助我？”人们都摇头叹息着走开了，都认为这位父亲因失去孩子而精神失常了。这位父亲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儿子在等着我。”
他挖了8个小时、12个小时、24个小时、36个小时，没人再来阻挡他。他满脸灰尘，双眼布满血丝，浑身上下破烂不堪，到处是血迹。
到第38个小时，他突然听到底下传出孩子的声音：“爸爸，是你吗？”
是儿子的声音！父亲大喊：“阿曼达，我的儿子！”
“爸爸，真的是你吗？”
“是我，是爸爸，我的儿子。”
“我告诉同学们不要害怕，说只要我爸爸活着就一定来救我，也就能救出大家。因为你说过不论发生什么，你总会和我在一起！”
“你现在怎么样？有几个孩子活着？”
“我们这里有14个同学，都活着，我们都在教室的墙角，房顶塌下来架了个大三角形，我们没被砸着。”
父亲大声向四周呼喊：“这里有14个孩子，都活着！快来人！”
过路的几个人赶紧上前帮忙。50分钟后，一个安全的小出口开辟了出来。
父亲声音颤抖地说：“出来吧！阿曼达。”
“不，爸爸。先让别的同学出去吧！我知道你会跟我在一起，我不怕。不论发生什么，我知道你总会跟我在一起。”最后，这对了不起的父子在经历了巨大的磨难后，无比幸福地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一辈子最感谢的人
我的家在一个偏僻的山村，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我有一个小我三岁的弟弟。有一次我为了买女孩子们都有的花手绢，偷偷拿了父亲抽屉里的5毛钱。父亲发现钱少了，就让我们跪在墙边，拿着一根竹竿，让我们承认到底是谁偷的。我被当时的情景吓傻了，低着头不敢说话。父亲见我们都不承认，说，那两个一起挨打，说完就扬起手里的竹竿。忽然弟弟抓住父亲的手大声说：
“爸，是我偷的，不是姐干的，你打我吧！”
父亲手里的竹竿无情地落在弟弟的背上、肩上，父亲气得喘不过气来，打完了坐在炕上骂道：“你现在就知道偷家里的，将来长大了还得了？我打死你这个不争气的。”当天晚上，我和母亲搂着满身是伤痕的弟弟，弟弟一滴眼泪都没掉。
半夜里，我突然号啕大哭，弟弟用小手捂住我的嘴说：“姐，你别哭，反正我也挨完打了。”
我一直在恨自己当初没有勇气承认，事过多年，弟弟为了我挡竹竿的样子我仍然记忆犹新。那一年，弟弟8岁，我11岁。
弟弟中学毕业那年，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同时我也接到了省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天晚上，父亲蹲在院子里一袋一袋地抽着旱烟，嘴里还叨咕着，两娃都这么争气，真争气。
母亲偷偷抹着眼泪说：“争气有啥用啊，拿啥供啊！”
弟弟走到父亲面前说：“爸，我不想念了，反正也念够了。”
父亲一巴掌打在弟弟的脸上，说：“你咋就这么没出息？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你们姐弟俩供出来。”说完转身出去挨家借钱。
我抚摸着弟弟红肿的脸说：“你得念下去，男娃不念书就一辈子走不出这穷山沟了。”弟弟看着我，点点头。当时我已经决定放弃上学的机会了。
没想到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弟弟就偷偷带着几件破衣服和几个干馒头走了，在我枕边留下一张字条：姐，你别愁了，考上大学不容易，我出去打工供你读书。
我握着那张字条，趴在炕上，失声痛哭。那一年，弟弟17岁，我20岁。
我用父亲满村子借的钱和弟弟在工地里搬水泥挣的钱终于读到了大三。一天我正在寝室里看书，同学跑进来喊我：“梅子，有个老乡在找你。”
怎么会有老乡找我呢？我走出去，远远地看见弟弟，穿着满身是水泥和沙子的工作服等我。我说：“你咋和我同学说你是我老乡啊？”
他笑着说：“你看我穿的这样，说是你弟，你同学还不笑话你？”
我鼻子一酸，眼泪就落了下来。我给弟弟拍身上的尘土，哽咽着说：“你本来就是我弟，这辈子不管穿成啥样，我都不怕别人笑话。”
他从兜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用手绢包着的蝴蝶发夹，在我头上比量着，说：“我看城里的姑娘都戴这个，就给你也买一个。”我再也没有忍住，在大街上就抱着弟弟哭起来。那一年，弟弟20岁，我23岁。
我第一次领男朋友回家，看到家里掉了多少年的玻璃安上了，屋子里也收拾得一尘不染。男朋友走了以后我向母亲撒娇，我说：“妈，咋把家收拾得这么干净啊？”
母亲老了，笑起来脸上像一朵菊花，说：“这是你弟提早回来收拾的，你看他手上的口子没？是安玻璃时划的。”
我走进弟弟的小屋里，看到弟弟日渐消瘦的脸，心里很难过。他笑着说：
“你第一次带朋友回家，还是城里的大学生，不能让人家笑话咱家。”
我给他的伤口上药，问他：“疼不？”
他说：“不疼。我在工地上，石头把脚砸得肿得穿不了鞋，还干活儿呢……”说到一半就把嘴闭上不说了。
我把脸转过去，哭了出来，那一年，弟弟23岁，我26岁。
我结婚以后，住在城里，几次和丈夫要把父母接来一起住，他们都不肯，说离开那村子就不知道干啥了。弟弟也不同意，说：“姐，你就全心照顾姐夫的爸妈，咱爸妈有我呢。”
丈夫升为厂里的厂长，我和他商量把弟弟调上来管理修理部，没想到弟弟不肯，执意做了一个修理工。
一次弟弟登梯子修理电线，让电击了住进医院。我和丈夫去看他。我抚摸着他打着石膏的腿埋怨他：“早让你当干部你不干，现在摔成这样，要是不当工人能让你去干那活儿吗？”
他一脸严肃地说：“你咋不为我姐夫着想呢？他刚上任，我又没文化，直接就当官，给他造成啥影响啊！”
丈夫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也哭着说：“弟啊，你没有文化都是姐给你耽误了。”
他拉过我的手说：“都过去了，还提它干啥！”
那一年，弟弟26岁，我29岁。
弟弟30岁那年，才和一个本分的农村姑娘结了婚。在婚礼上，主持人问他，你最敬爱的人是谁，他想都没想就回答，我姐。
弟弟讲起了一个我都记不得的故事：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学校在邻村，每天我和我姐都得走上一个小时才到家。有一天，我的手套丢了一只，我姐就把她的给我一只，她自己就戴一只手套走了那么远的路。回家以后，我姐的那只手冻得都拿不起筷子了。从那时候，我就发誓我这辈子一定要对我姐好。
台下一片掌声，宾客们都把目光转向我。
我说：“我这一辈子最感谢的人是我弟。”在我最应该高兴的时候，我却止不住泪流满面。
爱，就这么简单
那个时候，梅格和东安还处在热恋的季节，每次通电话，两个人都要缠绵很久，热恋的滋味总是这般甜蜜！末了，总是梅格在一句极为不舍的“再见”中先收了线，东安再慢慢感受空气中剩余的温馨，还有那份难舍的淡淡情愁！
后来，两个人因为一点琐事分手了，带着一丝虚荣和负气，梅格很快就有了新的男朋友，帅气、豪爽。起初，梅格感到很满足，也很得意，新男友带来的新鲜感让东安的身影渐渐模糊。
再后来，梅格渐渐感到，他们之间好像缺少些什么，这份不安一直让她有种淡淡的失落。可是究竟缺少什么呢？梅格自己也说不清，只是两人通话结束时，梅格总是感觉到自己的“再见”才说到一半，那边就已“啪”的一声挂线。
每当那时，她总感到刺耳的声音在空气中凝结成冰，划过自己的耳膜。她仿佛感觉到，新男友像一只断线的风筝，自己那无力的手总也牵扯不稳那根无望的线。
是不是每段恋情都有这样那样的不圆满？梅格问自己，神智却被耳边传来的“嘟嘟”声打碎。
终于有一天，梅格和他大吵了一架，男友很不耐烦地转身走了，出乎自己的意料，梅格没有哭，反而有一种解脱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