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的确是一篇有趣的论文，然而是否讨论到哲学系与法律系的关系，则不无疑问。第三篇文章以写信给胡费兰的方式讨论他的《论延年益寿的艺术》（这是康德颇为关心的题目），与本书书名的题旨关系更遥远。不过，若我们要了解康德的生死观，这篇文章可以引起很高的兴趣。康德同意胡费兰的看法，认为我们必须以道德去对待人类的生理元素，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就是“预防胜于治疗”。康德表示，这与胡费兰所谓的延年益寿之道并无二致。对康德而言，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是要过着安逸的生活，而如果过度纵容自己，最后会毁了自己，较好的做法是斯多亚的“忍耐与克制”。它“不只是一个重要的德行理论……也是养生术”，两者甚至是相辅相成的。康德认为“对于没有病痛的人来说，温暖、睡眠与过度的照料”都是违反斯多亚学派的一般原理的安逸与纵容。疑病症或者病态的意志消沉，都可以藉此予以克服。康德甚至说他自己已经做到了。的确，康德在很早以前就善于“养生之术”，而且也收到效果，甚至太成功了，因为他的长寿使他早就活得不耐烦了。
在同样是在1798年出现的《实用观点下的人类学》里，康德整理他在担任教授的年代里最重要且受欢迎的讲课教程：从1772—1773年上学期开始，他就有规律地开这门课。1797年的大部分时间，康德都用在整理该书的书稿。
康德认为，真正的道德哲学应该仅仅以纯粹的道德原则为对象。康德有个很著名的技巧性的问题，曾让许多读者感到愤怒：“我们是否认为亟需建构一个纯粹的道德哲学，完全排除经验性的、因而属于人类学的元素？”我们当然会希望他不是完全不经任何论证就主张说：“从平常的义务观念和道德法则看来，这样的道德哲学想当然是必须存在的。”在康德写下这句话前，有些哲学家就作过截然不同的主张，而且我们很难相信康德会不知道这点。但无论实际的情形如何，他显然认为在“伦理学里，经验性的部分应称为实践人类学，理性的部分才是真正的伦理学。”而根据康德自己的说法，道德的形而上学与“自然”的形而上学一样，“必须仔细排除一切经验性的元素，如此我们才能明白在两者之中纯粹理性本身的作用有多大，而其先天的学说源自何处。”康德净化他的道德概念的努力甚至可能太成功了，以至于最悉心钻研他的作品的人们都看不出来，他谨慎地从纯粹道德概念排除掉的人类学概念究竟是什么。仅仅就这个理由来看，《实用观点下的人类学》就足以构成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康德的《实用观点下的人类学》与我们现在的人类学讨论完全不同。它试着回答一个哲学性的问题：“人是什么？”就此，康德广泛涉猎了经验心理学。占全书75％的第一部分处理的便完全是这方面的主题。在其中，康德提出了对人类认识能力的看法（第一卷），愉快或不愉快的感情（第二卷）以及欲望能力（第三卷）。有趣的是，三卷的内容虽然分别对应着他的三大批判，呈现的顺序却大有不同。在《判断力批判》里讨论的主题现在被放在中间。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标明了它在其哲学体系的位置，被康德放在最后面而且最重要者，是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
第二部分处理的是（一）个人的特性；（二）性别的特性；（三）民族的特性；（四）种族的特性；（五）种类的特性。在某种意义下，它只是第一部分最后一卷的延伸，也重申了康德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的历史和政治论文里强力捍卫的论点。康德说，他的要旨在于：它要求人类不是表现为恶，而是表现为一个从恶不断进步到善，在阻力之下奋力向上的理性生物的类。于是，人类的普遍意志是善的，但其实现却困难重重，因为目的的达到不是由“单个人”的自由协调，而只有通过存在于世界主义地结合起来的类的系统之中、并走向这个系统的世界公民的进步组织，才能够有希望。这就是书名的意义所在。这部《实用观点下的人类学》是“以实用的观点”建构的人类学，因为它不仅仅探讨“自然使人类成为什么”；更重要的是提供必要的知识，让我们了解，人作为自由实践的存在，“可以使自己成为什么”或“应该使自己成为什么”。的确，人类学只有在包含对于人类作为“世界公民”的认识时，才能算是“实用”的。
虽然康德对人种的讨论大部分显得怪异荒诞，虽然有许多内容已经过时甚至根本就是错误的，或许有不少段落只能供作历史性的研究，甚至可以放到“考古学”里面。然而，《实用观点下的人类学》还是很有趣的书，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其美学、伦理学和政治学观点的经验性背景。作为康德的讲课的概要，《实用观点下的人类学》不是很完整。康德所有的批判性作品都是由其讲课发展出来的，然而其论证的理路却不是课堂里的学生所能了解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也有这种情形；不过在《实用观点下的人类学》里却有所不同。虽然他的历史论著透露他的人类学思考的可能取向，我们也只能臆测，如果康德早一点出版该书的话，对后来的发展会有什么影响。浪漫主义者如施莱尔马赫认为它没有任何价值，但那不意味着我们也应该忽略这本书。康德终身都是个启蒙主义的思想家，从他在《实用观点下的人类学》卷末关于腓特烈大帝和祖尔策的轶事里，可以证实这点。腓特烈曾经问他非常敬重的祖尔策对于人类的一般品格有何看法。祖尔策答道：“自从人们接受了卢梭的人性本善的原则之后，情形有了改善。”国王说道：“啊！我亲爱的祖尔策，您根本不了解这个包括我们在内的该死的种族！”康德相信腓特烈的想法是错的。人性并不全然是恶的，而他最后几年的许多著作也都是在申论这个看法。
《实用观点下的人类学》出版以后，在康德有生之年陆续出现的著作，例如雅施出版的（《逻辑学》（1800）、林克出版的《自然地理学》（1802）与《教育学》（1803），命运都相同。它们都没有受到重视。此外，虽然名义上是出自康德的手笔，严格说来不能算是他的作品。它们是不同时期的讲演笔记编纂拼凑而成的，康德都没有实际参与。康德把这些稿件交给他人处理，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完成编辑的工作。在它们问世的时候，德国的哲学界已经“超越”了康德。它们都是次要而且有缺失的文献，已经或即将被康德的讲演录以及新版的学生笔记所取代。
四、离世
从1798—1799年上学期，康德的名字已经不再出现于大学的课程表。虽然从1796年起，他就不再开课，但是直到1799年，大学才明白康德将不可能重返讲堂。在那一年，康德也发表了最后一篇独力完成的作品，也就是“关于费希特知识学的公开宣言”。这也是康德最后一次对当代的哲学发展提出他的看法。他向哲学界与公众告别，并且说：我在此宣告，我认为费希特的知识学是个站不住脚的体系，因为纯粹的知识学不多不少仅仅是个逻辑，其逻辑原理不可能为我们带来认识的材料……评论者认为《批判》里讨论感性的段落的词不可以从“字面”去了解；每个想要了解《批判》的人必须先有个新的“立足点”（亦即贝克与费希特所持者），因为康德的文字与亚里士多德的一样，是会扼杀精神的。因此，我在此再次声明，我的（《批判》必须逐字去了解……瓦西安斯基说：“早在1799年，康德的衰弱还不是那么容易看出来的时候，他……对我说：‘先生们，我已经老了，而且很衰弱，您必须把我看作是一个小孩子。’”当然，雅赫曼在三年前就有机会注意到他的衰老。在另外一个场合里，康德说：先生们，我不怕死，将会知道怎么面对死亡。我在上帝的面前向您们保证：如果我在今天晚上感觉到我将离开人世，那我会举起我的手，在胸前合掌说：“赞美主！”然而，如果有个恶魔在我背后耳语说：“你让人类变得不快乐！”那么情形便完全不同。康德觉得自己没有做过这种事。他很满足，准备好接受死亡。其实，他甚至期盼死亡的到来。如果他可以在生死之间作选择的话，他可能会选择后者。不过他认为自己并没有选择的余地。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当中，他一再向朋友表示，他在每个夜晚就寝时，都希望那是最后一晚。由于比他小十一岁以上的弟弟已在1799年去世，他可能觉得这样的希望是合理的。
但是他的愿望很久都没有实现。他必须再等五年，他月复一月地慢慢衰老。每个传记作者都提到了他的日渐衰弱。早在1798年，他就已经很少接受晚间邀宴，而他的散步时间也明显缩短。但传记中所谓的“衰弱”指的并不是身体的虚弱，而是心智能力的衰退。一个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心灵，而今如此无助，的确是个悲剧t除了病情的折磨以外，他在晚年里也尝尽一切凄怆。
在缓慢走向死亡的五年过程里，心智能力的衰退或许让这样的等待容易一些，不过身体状况的恶化却使他饱受煎熬。康德缓慢的衰竭并没有任何不寻常之处，许多人也必须经历这样的过程。从康德的死亡，我们其实学不到什么新的东西。从他漫长的衰老过程中，我们看不出他的死亡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死是一个发生在他身上的外来事件，是个渐进的过程，首先夺走了他的精神，然后又夺走了他的身体。
慢慢的，为康德的生命带来秩序的规律被改变了。虽然他还是在早上五点起床，就寝的时间却提早了。散步的时候他也不能走得很远。他已经没有体力。他现在还是个理论家，自己发明了一种特别的走路方式，试着让脚笔直着地；他开始顿足而行。他的理由是他相信以脚掌平贴地面的方式走路可以加大反作用力，让他免于失足跌倒。然而他还是跌倒了。一个陌生女子有一次把他扶起来，他就把当时拿在手里的一朵玫瑰送给她。后来他就不再散步了。现在他连小额的金钱往来都没有办法处理了，因为他已经不能辨认小铜币。因此，他也被占了几次便宜。瓦西安斯基必须仔细打点，让他在生活上的每个细节都得到安顿。
首先，康德失去了短期的记忆。他开始忘记日常的琐事，在一天里重复同一个故事好几遍。他的长期记忆还维持得不错，像许多其他的老人一样，他开始活在自己的过去里面。但是他还可以警觉到自己在说重复的话，而且老是忘记事情，因此他养成了记事的习惯。在此时拜访过他的雅赫曼写道：在四年前，他已经开始使用便条纸记录来访者的名字。最后他在便条纸上记下别人告诉他的或自己想到的每一件小事。1800年，康德的记忆力已经坏到记不起几个小时之前做过的以及几个小时之内必须办的事情。他也不再回信。林克写道：“我不得不说，他已经没有回信的能力。”
到了1801年，他的记忆力更加恶化。现在似乎连工作的记忆力，也就是使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件事的记忆力，也受到了影响。不过它并没有完全消失。雅赫曼说：三年前［1801］，我必须告诉他我在工作上与住所的变动。但在当时他就觉得要记下我的职称十分困难，我只好逐字说给他听，让他写下。他在当时就感到自己有时候没有思想，思考和理解对他而言都已经过于困难，有时才想到一半就被迫中断他的思路。这一切可能比后来身体上更严重的衰老还让他感到不舒服。康德在便条纸上记载的内容五花八门，不过都已经看不出康德从前的锐利。瓦西安斯基举了下述的例子：过滤掉和餐饮有关以及不适合公开发表的文字，我抄下了这些简短而破碎的句子：……僧侣与俗众，前者是修士，后者是俗世。关于我从前对学生的训诫：应完全避免打喷嚏与咳嗽（用鼻子呼吸）。（脚印）这个字是错的，应该写作（也是脚印之意）。氮是硝酸盐的元素，可氧化。安哥拉的羊甚至是猪都会长的冬毛，在喀什米尔的高山上梳理，在印度能卖很多钱，他们的钱币叫做“肖尔斯”。女人与玫瑰花苞的类似之处，开放的玫瑰与洛神花……这便是哈塞用来写《康德的最后话语》的材料。其他关于康德的作品，也一样充满了这种庸俗的、可笑的或者悲哀的语录，让康德的衰弱暴露在世人面前。甚至是似乎真心喜欢康德的瓦西安斯基，也在出售这样的故事。它们经常涉及文字的拼法、字源和意义，显示了康德觉得自己正在失去语言的能力，而且与这种损失搏斗。几个月后，他甚至忘记该怎么称呼“卧室”，不得不用其他明确（或不那么明确）的方式描述，以便让别人知道他的意思，瓦西安斯基说，那时候只有跟他很熟的人才能明白他想说什么。他的辨别能力渐渐消退，或许这是一连串轻度的中风所造成的结果。
再过一阵子，瓦西安斯基就为康德做了一些小笔记本，用来代替他随时带在身上的许多便条纸，这样做可以帮助他记住一些事情。当然，康德衰老的过程并没有减缓。他开始编造奇怪的理论，使用的材料不是错误的就是遭到扭曲，例如在巴塞尔突然有许多猫暴毙，原因不明，于是康德就发明了一个理论，认为那跟电有关，因为猫是“带电”的动物，他甚至认为自己头部的压力也跟电有关。如果有人早夭，他就说：“这个人大概喝了啤酒。”如果有人生病了，他就问道：“他每天晚上喝啤酒吗？”他认为啤酒是慢性的毒药。瓦西安斯基这时下结论说：“康德这个大思想家已经不再思想了。”许多关于康德的奇言异行的轶事，大概就是出现在这个时期。它们与他的哲学或真正的人格没有任何关系。它们或许可以称为“后哲学时期”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