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人都笑了。但是，麦持内毫不为意地接着说，“的确，年轻的朋友，你应该考虑到你比我们大，从前学的东西忘光了，以后就不得不从头开始。我们从前做过的习题都忘光了，智力减退了，判断力也逐渐迟钝，我们的专业知识差不多全忘光了。文明、知识——我们都必须从头学起，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请你相信我的话。你想想看，我们亲眼看到过在前线上发生的一切情况，以后对人生还会尊重吗？若是你的房东拒绝给你修理屋顶，你能不动手枪吗？关于我自己的事情，我至少打算这样做。若是邮差大清早把我惊醒了，那么就要提着夜壶朝他嘴里灌，然后才起来给他开门。我赫尔曼，麦持内就是这样的人，我出生在马格德堡，绝不是一个天性残酷的人。可是，法律家先生，你们这些杂役兵二十个月以来在所有的军官面前以立正的姿式，垂手站立，唯命是听，在这里再没有比你们地位更低的人了，因此你注定是要毁灭的。就假定你没有发生什么事，一直到战争结束，你们不过还是穿着这件军服。往后你退伍了，照常保有服从的习惯。将来你们不会说什么不平，人们跟你们要求什么，如果语调十分客气和蔼，那么你们就会象黄油一样融化了。实际生活使你去寻找某人，让他替你介绍工作，解除你的重担。当你又开始为赚得丰厚的薪金而在办公处或其他什么地方工作的时候，你在那过着美丽生活的这一天会明白，在战时已经消失了你的仅有的全部个性，而且你会回忆起，有一个麦特内，被迫牺牲了自己的右臂，呻吟着，咬得牙齿咯咯作响，再也没有比他更倒霉的了。”
“嘿，这都是我讲过的话，”克罗辛冷笑地说，“亲爱的麦特内，你是一个聪明人，而且如果活的日子更长，我们一定还要倾听你的高论。你让善良的贝尔廷憎恶杂役兵的生活情况，这是值得赞扬的。就是我对你发几句牢骚，你也不会认为我坏，因为我完全是对战争发的无用的牢骚，倘若我不能再当工兵军官，那么就去当飞行员。呆在后方的军官，是没有权利去考虑自己和自己的个性的。他目前要考虑的是德国。每一天，我们军官和他们这些士兵都要付出生命，有的是必要的，有的是多余的。倘若现在有一个人，既勇敢，又富有责任感，而且有一些领导才干，那么，他妈的，他就会在皇帝陛下的声誉好的军官团中，呆到响超和平的钟声为止。至于战后他的前途怎样，让德国去管吧。我们的国家是不会亏待人的。晚安，先生们，请你们暂时别听吧。
我要和贝尔廷谈点我的私事！”
弗拉华和麦持内翻身面对着墙壁。麦特内少尉早已放弃了对年纪虽大、壮志犹存的克罗辛发生影响的念头。而且他还知道，弗拉华少尉是不到要害不发言的，他总是赞佩老练的斗剑士。他认为凡事用不着急躁，得慢慢来，于是他很舒适地蜷缩在被子里了。当然，克罗辛只不过是由于忧伤或更坏的其他原因，而想要把这个大额头和戴着一副特厚近视镜片的，没有用的梦想家诱导到穿军官制服人们的集团中来，但是时间也指示麦特内应该怎样办，因此他睡了。一个人能睡觉，他就是一个聪明人。
贝尔廷很感兴趣地望着麦特内的后背，这个受伤的人好象是从沉醉中醒过来了。贝尔廷很想以后能够跟他成为朋友。贝尔廷在谈话时不止一次地想到自己描述克罗辛的那部小说，心里有些不愉快，自己不能确定这部小说的好坏。也许这部小说一塌糊涂，而他自己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两年来杂役兵的生活已经使他把过去的学识忘光了，并且磨去了他自己应有的个性……战后他去干什么呢？一阵恐惧的波涛冲击着他。不能再往下想啦！他自己内心里在叫喊：救命啊！只要现在一想这些，明天就不能好好地工作，也许会碰到哑弹或者流弹吧。最后，他只有一项义务，仍然要活下去。多喝这样的牛肉汤，听麦特内少尉的话，不要让任何人钻自己的空子……
蒙麦廸吗？啊，对，克罗辛打听那里是否发生了什么新的情况。贝尔廷用手理了理头发。他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听到那里的消息了。克罗辛托胥斯曼转交给贝尔廷的证明文件，可能已寄到了蒙麦廸。但是，从军法官梅尔滕斯自杀以后……
“总是碰上倒霉事，”克罗辛躺在病床上震怒地叫喊起来，他的鼻子的轮廓很清楚地映在病房的墙上，“难道这种万恶的飞机就不能把炸弹投在英雄尼格尔的房顶上吗？然而，没有，飞机投弹专炸好人，而且是偏炸不可缺少的人！”
贝尔廷默默地点点头。狂风暴雨之夜狩猎的魔王克罗辛关于不可缺少的人的死所说的某种东西在引诱着他。但是他并不尊敬那个离开尘世者的人格。
“另外我什么都不知道了，”贝尔廷说了谎。
“可是，我比你知道得更多，”克罗辛说，“柏林人波利什下士先生到我这里来过。他是一个非常奇怪却又善良的人。首先，他明确了梅尔滕斯先生的继任人绝不打算处理这个谋杀案件。然后他向我提了一些意见。”
贝尔廷很呆板地把烟斗插进嘴里，拼命地大口吸。在他面前仿佛出现了波利什的肿胀的苍白的面孔，和好说讽刺话的鹈鹕——福尔特下士，以及福尔特在罗曼尼的那间墙上交叉地挂着一双宝剑的小屋子。由于可怜的希里斯托夫·克罗辛，这些人已经陷入混乱，不能再保持原来的状态了。
“波利什是一个聪明人，”贝尔廷说。
“对，”克罗辛回答说，“他谈到我必须向这里的西区军法庭控诉尼格尔，属于李霍夫师的管区，德军某某战地邮局——这些我都记在一张小纸条上了。我要去找那里的军法官波斯南斯基博士，首先我要简单扼要而有说服力地跟他谈一谈案件的始末，提出你作证人，请他来找我，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谈一次话，以免万一在鼠目寸光的军法庭的眼睛里认为证据不足时，我的部队里的人们说我好打官司和好闹事。”
贝尔廷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理智的建议。
“不过，”克罗辛接着说，“年轻的朋友，在我着手办理这个案件以前，我也一定要预先告诉你。你也许会感到不愉快。一个普通的杂役兵反对一个大队长，可能会有各种顾虑吧。我打听不到你的通信地址，而且我的脚妨碍了我，我想向普鲁士人学习。可是，现在你来了，我要问问你：你想参预这个案件吗？”
“我的态度当然还跟以前一样，”贝尔廷毫不犹疑地回答说，“我绝不违背我向你弟弟所作的诺言。只要你许可的话，现在我就行动。我的伙伴保尔住在对面三号病房里。”
克罗辛一面向贝尔廷伸出手，一面说：“我不必向你说什么感谢了。好，我已经知道怎样办了。你明天听我的信吧。到什么地方去找你呢？”
贝尔廷站起来，告诉克罗辛说，他住的营房就在维龙—奥斯特车站货物装卸场附近，在斜山坡下边；在地图上看来紧挨着，可是走起来却需要足足二十分钟。傍晚以后，他任何时候都在服勤务。
贝尔廷一面系着军服上衣的钮扣一面说：“万一向军法庭控诉尼格尔先生的道路行不通，那可又怎么办呢？”
“那时我就亲自出马，干掉这个家伙。只要他跟我两个人都活着，我就不能与他善罢干休。而且我要从他的办公室或床上把他拉出来，甚至就是他躲在厕所里我也要把他拖出来。谁若是杀害了我的弟弟，谁就得死在我克罗辛的枪口之下或粪叉子。之下，绝不能让他活着。你去看你的伙伴吧。他叫什么名字？”“保尔，”贝尔廷回答说，“威廉·保尔，您若能稍稍关照他，那我真是求之不得，太感谢了。晚安。”
贝尔廷走出病房以后，麦特内少尉仰面躺在床上说道：
“要是这个年轻的小伙子真的出头当证人去反抗一个上尉，你算毁灭了他，亲爱的克罗辛。”
“你可以把灯熄了吗？亲爱的麦特内，”克罗幸很客气地请求说。
麦特内一点也没有感到发窘，他笑了。
“行，亲爱的克罗辛，弗拉华早已睡着了，他真是个有福的人。”
二、痛苦的肉体
“也有人来看他，这太好了，”负责第三号轻伤病房的女护士玛莉恒说。她用小蓝眼睛很亲切地看着杂役兵贝尔廷，“他的病怕不能好了。他好象无止境地在沉思。请您只告诉他一些好的消息，哪怕是根本没有的好事也好。现在，请您稍微等一会，”她要求说，“我马上给你们带吃的东西来。”
她象母亲一样摇着头，离开寂寞的病房到厨房去了，她和女护士安恒和路伊塞小声说着话。
保尔的病床紧靠着窗户。十八张病床只空着四张。在中间的过道上面悬挂着三盏电灯，但只有一盏带有蓝色纸罩，发出很暗淡的光亮。
“你坐近些，伙计，”保尔以十分微弱的声音说，“他们都睡了，女护土也到外边去了。也许我俩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单独谈话了。”
贝尔廷很激动地望着排字工人保尔那张变得非常生疏的面孔，仿佛彼此从来也没有见过面。保尔面色如土，晴淡无光，好象中世纪画上刚从十字架上卸下来的基督的脸色一样。他的两颊长了很多次褐色的长茸毛，他那顽固的额头突出得更加明显了，扁平的鼻子，特别明亮的眼睛。嘴唇上长着稀疏的胡子，两道浓眉，嘴角上显出了很深的皱纹。他把被子一直蒙到下巴底下，整个遮没了他那短短的脖子，在贝尔廷一向熟悉的这张面孔上，除了充满痛苦的表情以外，简直没有剩下其他任何东西。
“这里一切都不错，”保尔说，“这里的人们都很有礼貌，而且可以吃得饱。然而，他们对我的照顾却不能使我脱离痛苦。我觉得自己还不到该死的时候。”
贝尔廷同情地摇摇头。威廉·保尔过去的确不是这样的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最近几年间，与一切“轻微事件”一起发生的事情，就是他的大脚趾被医生迅速地割下去了，因为不能再拖延了，血里的毒已经攻到了脚心。人们把保尔抬到擦得很干净的手术台上，用皮带把他捆好，按住他，然后开始动手术。
“伙计，他们没有给我打麻药，在我神经十分敏感的情况下，他们就狠着心无情地给我动了手术。”
战地医院院长不但毫无怜悯的心情，而且还跟排字工人保尔说，不应该因为这点小事就大嚷大叫！若是治好了，他应该高兴，因为脚肿会直接往膝盖上发展，皮肤会随之发红，发黑，若是一定非得再动第二次手术，还是没有麻药。
幸而动过一次手术就行了。但是，战地医院院长还是感到很奇怪，因为杂役兵保尔的伤在动过手术以后并没有丝毫好转。
在换绷带的时候，保尔尽量克制着自己，咬紧牙关，一句话也不说，但是他浑身直哆嗦，几乎晕过去了。有一次当某些人认为保尔是“假装病”的时候，参谋部医官慕尼赫博士向医师助手和知识水平高的男女护士解释说：一定有一种什么东西钻到他心里去了。慕尼赫博士把这种病叫做“心理创伤”，说是由于他幼年的痛苦遭遇和身体的畸形发展所引起的。但是，如果治好了，还可以重新体验到生活的愉快，而且有上进心。直到现在为止，他显然还没有摆脱痛苦的束缚。
“伙计，”保尔叹息着说，“凡是世界上存在的东西，都在刺激着一个人，直接地、彻底地刺痛他的心、他的脑髓，并且反复折磨他……这种情形是与涂着蔚蓝色的天空，明媚耀眼的阳光和鸟儿的婉啭歌声非常不调和的。这种景况只能与进行着残酷战争的社会相合，只能与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社会情况相合。一个人从生下来就给别人当牛马，而自己却遭受贫困和饥饿，尽管他具有能为人类造福的杰出的天赋，也同样逃脱不了这种悲惨的命运，这是多么值得令人诅咒的社会……”他沉默下来，闭上了眼睛。
“这简直是一个大屠宰场，”他又摇摇头接着说，“这永久是一个大屠宰场，然而这只是在目前，在战争时期，到处都一样，我们是这个大屠宰场的牺牲品，为了这个大屠宰场而饲养着我们，为了这个大屠宰场而训练着我们，我们为这个大屠宰场劳动着，最后免不了还是死在这个大屠宰场里。这就叫做生活！”
他的呼吸紧迫，他把手伸出来放在被子上，肤色象蜡一样白。贝尔廷发现自己竟不自觉地在保尔的手背上寻找被大铁钉子钉破的红色伤口。几滴眼泪从保尔的右眼角滚了出来。
贝尔廷心里想，天哪，我刚才还在为一盘牛肉汤落泪呢！
“绝对不能再做这个大屠宰场的牺牲品，”保尔又说下去，他的声音很低，病房里的其他伤兵已打起了鼾声，“重要的是先让人们都认清这是一个大屠宰场。”
“只要我们有力量，”贝尔廷严肃地同意说。
“而且也只有我们有力量。只有用非正义行为下的牺牲者能消除非正义的行为。只有被压迫者才能结束人压迫人的现象。被当作炮灰的人们，而且也只有被当作炮灰的人，绝不会是别人，只有他们才能使制造军火的工厂停止生产。谁能从军火生产获得利润呢？从军火生产获得利润的人怎么能滑灭这些痛苦呢？
从军火生产获得利润的人是绝不会而且也不愿意这样做出。”
贝尔廷很高兴，保尔能够倾吐出反抗资产阶级社会的肺腑话，使他的悲痛思想消除了。
“这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了！”贝尔廷说，“聪明人应该自愿地放弃自己权利的三分之一，以便能够顺利地获得其他的三分之二。”
但是，保尔不同意贝尔廷的这种看法。因为贝尔廷所说的情况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任何人都宁愿紧紧地掌握三分之三，而且要尽量掌握得更多。因此，无产阶级必须跟资本家阶级进行清算。
贝尔廷想，痛苦正在加剧。于是他大声说：
“但是，也有很好的资本家。”
保尔勉强地张开嘴唇，用低微的声音驳斥贝尔廷的说法，他主张，首先必须消灭不正义的整个资本家集团。
“倘若他们先劈断你一个手指头，那么你就首先要用你的整个生命去消灭劈断你手指头的现象。一下子把一切话都说出来，倒也挺痛快。在这里，爱吵嚷的护土和屠户一样的外科医生来回巡视着，伤兵躺在病床上，脑子里所想的只不过是明天早晨喝什么汤，女护士到底跟谁睡觉了，是跟医官还是跟军官睡在一张床上。有时，这些情况使我狂暴起来。统治阶级真是压迫得我们太苦了！”
贝尔廷偷偷地看看手表，保尔注意到了贝尔廷这种举动，很自然地理会到了贝尔廷的思想：明天他还有繁重的工作，该回去睡觉了。
“那位好心肠的护士小姐马上就回来，因此我们有话要赶快说。”
倘若他——保尔病好了，又回到工厂里去作工，能把贝尔廷安置到什么地方工作，贝尔廷是否会要求到报馆里去工作？从拼版到排版工长，这是必须走的，而且也是最牢靠的路程。任何机关都认为报纸必须是鼓舞人们情绪的东西，在早晨也好，在中午或晚上也好。
贝尔廷陷入沉思中。仿佛遭受痛苦的人要证明自己的事业是正确的，证明自己能从这里找到出路。保尔是不是过于低估了困难呢？保尔很急躁地否认这一点。
“你回到柏林后，是买票去参加晚会，还是到工厂里去参加工人大会呢？你是不是替我写一些宣传标语，号召军火工厂的工人考虑举行罢工？你愿意这样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