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朝司法制度
13世纪初，蒙古族各族结束了内部纷争，在领袖铁木真的领导下实现了统一，建立了蒙古汗国。铁木真被尊为“成吉思汗”，即拥有四海的皇帝。蒙古国建立以后，便开始了拓展疆域的南征北战，先后灭掉了西夏、金、南宋。公元1264年，将统治中心从上都（今蒙古多伦附近）迁至燕京（今北京）。公元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元朝，并于1279年最终统一全国。
蒙古国时期，尚未形成系统的司法制度，实践中既无固定的司法机关，也无稳定的诉讼审判程序。建元后，在民族传统习惯、宗教信仰的差异和阶级矛盾的交相作用下，逐渐形成了多元化、复杂化的司法体制。元朝统治者将中国境内的居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人。司法审判权因不同的对象，由大宗正府、刑部、御史台、宣政院等司法机关分别行使。元朝的司法机关系统紊乱，与唐宋相比，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但这一时期的诉讼与审判制度有所发展，“诉讼”已作为专篇出现在法典之中，并规定了较为严格的诉讼制度，表现出诉讼法与程序法分离的趋势。
1.司法机关体系
首先，元朝的中央司法机关，由大宗正府、刑部、御史台、宣政院等组成。元朝以大宗正府取代大理寺成为中央审判机关，由蒙古王公掌管，专门审理蒙古王公贵族的犯罪案件。具体而言，大宗正府的职责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管理诸王公、驸马、投下（一种官衔）、蒙古人、色目人的刑名词讼事务；二是对汉人的奸、盗、诈伪、蛊毒厌魅、诱拐逃亡驱口（男女奴隶的统称）等负有审理职责。大宗正府在元朝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前代的大理寺不同，它与刑部没有隶属关系，地位与中书省、枢密院并列，不受御史台的监督检查，司法审判完全独立进行。刑部既是元朝的中央司法行政机关，又是最高审判机关，“掌天下刑名法律之政令”。这一时期，刑部的职能大大超过唐宋，其下不设分司，重在强调司法的功能；同时，刑部还附设监狱。蒙古贵族、僧侣、军官的犯罪案件则均不归其管辖。因此，虽然刑部的职权范围扩大了，但同时也受到最高权力的限制。
宗教在元朝受到特别推崇，僧侣们被赋予种种特权。这使僧侣飞扬跋扈、强占民宅、奸淫妇女、侵夺财物、强占民田之类的事情时有发生，甚至将一般的贵族、官僚也不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元朝设立宣政院作为全国最高宗教管理机关与宗教审判机关，专门负责审理重大的僧侣案件和僧侣纠纷。但僧人除犯有奸盗、诈伪、殴伤人命等罪归司法机关审问外，其他一般案件，都由寺院审理。为了保护僧侣的特权，由地方官审理的涉及僧侣的案件，必须上报宣政院。
同时，元朝统治者为了控制宣政院的审判权，诏令御史台参与、监督宣政院的司法审判，并有权惩治宣政院官的徇私枉法行为。此外，其他一些国家机关也握有一定的审判权。如掌管宫廷执事的中政院，兼理内廷官吏案件的审理。元朝还在蒙古驻军所在地和军户所在地设立由枢密院统辖的“奥鲁”，负责审理属下军户的斗讼、婚田、钱债、私奸、杂犯等诉讼。其余有关人命、强盗、窃盗、防火、私印假钞等死罪案件，则由奥鲁与有关司法机关一起审理。
其次，地方司法机关。元地方政府分为行省、路、府（州）、县四级。行省是地方的最高政务及司法机关，享有司法审判权。与它同级的是行枢密院和行御史台，前者负责军人的司法事务，后者所设肃政廉防使司有权监督各路司法，处断官吏犯罪，审覆民间冤案。路是一级重要的地方机构，设有总管府。达鲁花赤是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司法审判的具体事务，同时握有审判的批准权和上报权。总管府设有推官，专门负责刑事审判事务。军人的司法事务则由“奥鲁”官府管理，不受路或府州县的统辖。此外，路一级还设有僧录司，负责僧尼词讼。如果地方军民、僧侣间发生重大案件，通常由这些机构共同审理。由上述机构共同审理军民、僧侣之间发生的重大争讼。由此以来，路一级存在多重的司法机构。州、县的设置，大致与路相似。元朝地方司法机关的审判权限是杖罪以下的案件，而徒、流、死罪要由司法监察机关复审后，再审奏刑部作最后裁决。
元代的司法机关受蒙古贵族、地主的控制、垄断。上层司法机关，如宗正府、刑部、御史台以及各道的提刑按察司的长官都以蒙古人为主，而汉人最多为副职。御史大夫更是非蒙古贵族不授，各地方司法大权也掌握在蒙古人手中。
2.诉讼审判制度
元朝诉讼制度在法典上独立成篇，这在元以前的法典中是没有的。它不仅对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实体法与程序法作出了初步分离（如对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一般不予羁押，军官、巡检、出使人不得接受民词，推官专管刑狱，正官专理词讼等），而且还规定了严格的诉讼制度（如代诉和“诉状”的格式等）。
首先，告诉、管辖制度。这一时期的诉讼仍然区分自诉和官府纠举两种方式。仿效唐宋，元代对自诉主体的诉权做出种种限制。奴婢、雇佣者除主人犯恶逆侵害自身允许告诉以外，其余不得告诉，违者处杖刑，甚至死刑。同时，对妻子告丈夫、子女告父亲的案件也是严厉禁止的。元朝允许逐级上诉，但不得越级上诉（但如果主管官吏收受贿赂、徇私枉法，则可以越级上诉，且不以越诉论处）。为标榜仁政，元代承袭前代的上诉制度，在中书省设立登闻鼓，允许有冤情的当事人击登闻鼓申诉。元代的司法管辖，除了地区管辖外，还有因民族、职业、户籍、身份、信仰等不同而设置的专门管辖。如关于僧侣、军人、蒙古人等的案件，一般都由专门机关管辖。当不同户籍、民族以及僧侣之间发生刑名诉讼时，就由政府将有关户籍的直属官员请来共同审理。这就是所谓的“约会”制度，它只适用于轻微的刑名词讼。
其次，审判制度及法官责任制度。元朝法律对审判程序有详尽的规定：一是除了重大案件外，一般不得在夜间询问被告；拷讯囚徒，必须经过主管官吏立案后，按规定施行；任意用刑致使被告伤亡的，主管官吏将承担刑罚。二是禁止司法官以搜集书证、进行尸检为由任意抄没民宅。三是“恤囚”制度在这一时期也所发展，轻重囚犯、男女囚犯分别关押，医治有疾病的囚犯，有严重疾病的囚犯可以免带枷锁。如果不分轻重缓急，或因治疗不及时导致囚犯死亡或伤病，则主管官吏要承担刑事责任。元朝法律规定了司法官吏的审判回避制度，如果审判、听讼官吏与当事人有亲戚、姻亲、师友、同僚关系，或与当事人有仇隙，则其在审判时应该回避。对于故意出入人罪的，要受到严惩；过失出入人罪的，也要面临相应的处罚。对于官司拖延审判，或因为法官意见不一且没有及时向上级报告的，由监察御史及廉访司对有关人员进行纠治。
最后，民事诉讼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和民族交往的频繁，民事纠纷日渐增多。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元朝民事诉讼有了一些新的发展：一是诉讼代理的范围有所扩大，元律规定，对于70岁以上、15岁以下、有疾病的人的诉讼，可以由少壮人代理。元代的代理制度，更多地运用于田宅、婚姻、继承等民事诉讼案件之中，但不仅限于民事诉讼。二是对民诉采取不告不理的原则。三是广泛地运用调解，包括司法机关的调解和民间调解。民间调解由县以下设置的社长负责。调解的结果对当事人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一般不得再以同样的事实和理由提起诉讼。
然而，虽然元代法律规定了较为详尽的诉讼审判制度，但由于统治者“任意而不任法”，这些规定往往成为一纸空文。实践中，司法官员知法犯法、贪赃枉法、滥施酷刑、杀戮无辜的现象十分普遍。
（二）明朝司法制度
元末的残暴统治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农民起义，公元1368年，红巾军领袖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定都南京，年号洪武。从此，拉开了明朝封建统治的帷幕。同年，朱元璋开始北伐中原，推翻元朝统治，最终统一全国。明朝统治中国长达276年之久，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个重要王朝。明初统治者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与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策，使明朝的统治得到稳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文化和科学技术不断进步，达到了封建社会所能达到的高峰。明朝中叶，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西方的科学文化开始传入，反封建的启蒙思想越来越活跃。这预示着封建社会已经走向衰亡。
明朝法制上承唐宋、下启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典型代表。这一时期的法制虽不如唐律影响深远，但它是清朝制定法律的蓝本，并对同一时期日本、朝鲜的法律制度产生了直接影响。但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古代法制是在封闭的环境中独立形成、发展的，同样，它的没落与腐朽也是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的，这是封建专制制度本身所决定的。明律虽然包含着反映社会发展要求的某些新内容，但本质上仍然是完整、纯粹的封建法典，在某些方面甚至落后于七百年前的唐律。如复活肉刑（创立于夏商时期），采取刑罚的威吓与报复，听任长卫干预司法等，这些都是专制制度极端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而恰恰是明朝专制制度的极端发展，扼杀了16-17世纪刚刚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是中国封闭和落后的原因所在。在这一时期，司法制度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1.司法机关的变化
首先，明代中央司法机关由刑部、大理寺和督察院组成，合称“三法司”。刑部是中央审判机关，原设四司，后来又扩充为十三清史司，分别受理地方的上诉案件，以及审核地方的重案和审理中央百官及京师地区的案件。刑部有权处决流刑以下的案件，但定罪以后，须将人犯连同案卷送往大理寺复核后，奏请皇帝批准。大理寺是复核机关，凡是刑部、督察院审判的案件，都必须将案卷和人犯移送大理寺复核。如果大理寺认为判决得当，则允许原审机关行刑；反之，则驳回改判。都察院是原来的御史台，是中央监察机关，有权监督刑部的审判和大理寺的复核、驳令。洪武十七年，为了增强司法审判的公正性，重大案件实行刑部、大理寺、督察院三法司联合审判，即“三司会审”。会审后作出的判决，还要经过皇帝的批准。
其次，明朝的地方建制为省、府（州）、县三级。省一级设有提刑按察使，专管司法审判事务，有权处决徒刑以下案件，徒刑以上重案要报送刑部。府（州）、县二级的司法权仍由行政机关兼理，由知府、知县等地方行政长官审理争讼纠纷。明朝还在各州县及乡里设立申明厅，它对民间争讼的解决方法以调解为主。明朝采取了军户、民户分别治理的体制，因而军户的诉讼与司法管辖由专门的军事司法机关负责。但如果军户犯的是人命案件，则要由军事司法机关与地方或中央司法机关一起审理。
2.会官审录制度
明朝的审判制度比元朝有更大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创立了一套会官审录制度，即对疑难、重大案件以及死刑复核案件进行会官复审。会官审录制度主要有三司会审与圆审、朝审、大审、热审四种。首先，三司会审和圆审。三司会审是指凡是重大、疑难案件，都要由三法司长官（刑部尚书、大理寺卿和都御使）共同审理，称为“三司会审”，最后由皇帝裁决。对于特别重大的案件，或经过反复审判而人犯仍不服的案件，则由皇帝诏令三法司长官，会同吏、户、礼、兵、工五部尚书和通政使等九卿会审，称为“圆审”，但判决结果仍要奏请皇帝批准。其次，朝审是指对已决在押囚犯的会官审理，由三法司和公、侯、伯等在每年霜降后对大案重囚共同审理。朝审是古代录囚制度的延续与发展，清代的秋审和朝审制度就发端于此。再次，大审是指由皇帝委派太监会同三法司审录囚徒的制度，每五年举行一次。最后，热审是指在每年暑天小满后十余日，由太监会同三法司审理囚犯，一般轻罪，决罚后立即释放；徒流罪减轻发落；可疑重囚的处理则要听凭皇帝的旨意。会官审录制度，有利于皇帝对司法活动进行控制和监督，以及避免或纠正冤假错案。
3.厂卫干预司法
厂卫干预司法活动，是明朝司法制度的一大特点，也是极端君主专制在法律制度上的表现。厂，包括东厂、西厂和内行厂，是由太监组成的特务机关，专管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重案。卫，即锦衣卫，皇帝最亲信的一支亲军，主要职责是掌管皇帝出入仪仗和警卫事宜。从朱元璋开始，锦衣卫以兵兼刑，掌握了缉捕、刑狱的权力。明朝从未规定过厂卫的职责，但是厂卫特务从事缉捕、审判，涉足司法活动的各个环节，实际权力远在三法司和其他中央机关之上。比如，厂卫从事缉捕、监视活动，它所派出的密探“番子”“缇骑”遍布全国，无孔不入，无论官民公私的大小事务都在特务的监视范围之内。得到情报后，即可直接送入宫中，而且有任意行使刑讯拷打的权力。
厂卫直接参与司法审判，官府会审狱案和锦衣卫北镇扶司拷讯重囚，厂卫都要派人监视，称为“听记”。厂卫还可随时到各官府、城门访缉、查讯、称为“坐记”。厂卫还自设特别法庭，任意刑讯问罪，假造证据、严刑逼供之事屡屡发生。厂卫和镇扶司所使用的刑罚也大多是法外之刑，残忍异常。在这种极端恐怖下，百姓官员人人自危，不敢多言。厂卫特务组织干预司法，是封建君主专制极端发展、统治者滥用权力的结果。
（三）清朝司法制度
公元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定都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境内）；清太宗皇太极时改国号为清；1644年，顺治皇帝入关，迁都京师（今北京）。由满洲贵族建立的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1911年灭亡。
1.1840年以前清朝的司法制度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代王朝，在历经近两千年的发展之后，封建法制辗转相承，相当完备。表现在司法制度上，程序完备、审级严格，会审和死刑复核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
（1）司法机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