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宣宗李忱曾励精图治，被人誉为“小太宗”。可是因服用所谓长生之药，于公元859年中毒，一病不起，于公元860年死亡，葬于贞陵。
唐朝的皇帝，包括高祖和武则天在内共21人，竟然有6人死于丹丸，实在是令人触目惊心。
（四）白居易识药力
就在唐代的各位皇帝们热衷服食各种长生不老药的时候，文武大臣们也争相效仿，一些著名的大文豪也对神仙之说迷信不已，积极地加入了服食金丹的行列，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韩愈是我国唐代著名诗人、散文家。他是贞观八年的进士，历任监察御史、刑部侍郎，但因反对迎接佛骨之事，触怒了唐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不久回朝，官居国子监祭酒，转兵部、吏部侍郎。韩愈作为中唐古文运动的主要人物，他的文章逻辑严密，笔势纵横又流畅明快，被后人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可惜的是他也服食了矿石药物，一病不起。此后又有杰出诗人元稹、杜牧步其后尘。唐朝不少文武大臣也为丹药所惑。白居易在其《思旧》诗中记载了这一惨痛教训。
白居易青年时被眼疾、足疾、气管炎、肺渴等多种病症缠扰。中年后，他特别注意养生之道，晚年身体反而健康了，活到75岁，成为唐代的长寿诗人之一。
中古时期服食之风在有闲阶层中极为盛行，上自皇帝、下至普通方士和一般士人，均痴迷于采药炼丹，妄图得道成仙长生不死。但白居易对当时社会上士大夫阶层中流行的求仙学道服石炼丹的做法不以为然，“莫学长生去，仙方误杀君”。他的不少朋友由于迷恋服食“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他认为“生涯有分限，爱恋无终已”，生命有常理，养生应道法老子，顺其自然。这种理性的思想，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五）李时珍辨正误
在 《本草纲目》特设的“正误”一栏中，李时珍依据中医理论以及个人临床经验与亲身观察，指出前代本草著作中药名、产地、形态、气味、主治等多方面的误解。
例如，黄精补中益气，钩吻则有剧毒，有“断肠草”的别名，历代本草对二者形状分辨不清，有说相似，有说不同，莫衷一是。李时珍经过长期而仔细的考察，肯定了二物的迥然不同之处。再如，自古以来，服食丹药之风盛行不衰，当时的明世宗也沉迷于炼丹术，但李时珍却多次指出服食丹药的危险。
又如水银，东晋葛洪《抱朴子》以及历代多种本草认为不仅无毒，而且“久服神仙”，对此李时珍的态度是：在实事求是地指出滥服水银危害性的同时，也认可了水银的药用价值。
（六）石散
五石散自汉代出现，至魏时因玄学宗师之一何晏的服食而大行于世，东汉时服食相当普遍，由魏晋至唐，为害时间历五六百年之久。服者众多，中毒死亡者亦多。
三国魏时的何晏，权倾一时，耽声好色。据晋代皇甫谧 《论寒食散方》介绍，何晏最早开始服用五石散后，觉得神明开朗、体力转强。于是大肆渲染五石之功，京师轰动，相互传授此方。后何晏被司马懿所杀，但服用五石散的人却越来越多，掀起了绵延五百年的服石之风。
五石散即寒食散，主要药物是石钟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等，也配合使用若干植物药。这种寒食散可使服药之人很快进入燥热亢奋状态，这时就要脱衣用冷水尽情冲淋，让药势更加畅快地运行。据说等到周身都凉快下来，就会有心意开朗的感觉，有疾病的人也会觉得其病如失。
五石散对年迈体虚、阳气偏衰者，用之得宜，有一定的助阳强体作用，但在养生求仙之风的劲吹之下，该方被赋予了它并不具备的用途，来企图实现那虚幻的神仙梦。于是，修道之人，从帝王贵胄，还扩展至大夫士人，均风行服食之。而它的药性往往致人重疾乃至死亡。
自魏正始（240—248年）到唐天宝（742—755年）之间的500多年，服寒食散的人可能有数百万，因此而丧生的人也可能有数十万。沉迷寒食散的人中不乏王公贵族、名人学士，如司马丕（晋哀帝）、嵇含、裴秀、王羲之、王微等等。寒食散一旦药力发作，就会使人狂躁失态、披头散发、袒胸露体，一副疯疯癫癫、落柘不羁的样子。魏晋六朝间的所谓名士风度，与服石之风有很大关系。
据现代分析，当时人们服用“五石散”的目的只有三个，一是补虚，二是长寿，三是增强性能力。著名医学家皇甫谧在《寒石散论》中记述，尚书何晏喜好女色，荒淫无度，以致精神委顿，身体虚弱。服用寒石散后，精神好转，体力增强，所以京城的上流社会竞相效仿，从帝王、官员，到名士、妇女，就连皇甫谧本人也加入了服食的行列。
（七）明末荒诞的“以人补人”法
明末时期，烧炼金丹服食已经被千年以来的无数祸害证明了其危害，于是炼丹术从“外丹”（金丹）逐渐转向“内丹”（修练人体内胆精气神以求长生）。帝王宫廷的荒淫无道，使一帮方士、佞臣乘机进献所谓长生秘方，以达到壮阳补虚的功用。嘉靖年间，邵元节、陶仲文以方术得到一品官位，其他如段朝用、顾可学、盛端明、朱隆禧等数十辈，多以春方、媚药、房中术成为朝中官员，得到皇上的宠信。在这种风气下，“以人补人”的用药风潮就流行开来，席卷朝野。
“以人补人”法中使用最多的有四种：红铅、蟠桃酒、秋石、紫河车。这四种经过美化的药名，其实分别是女子月经、人乳、人尿液沉淀以及人胎盘。为了取得这些秘药，帝王听信方士之言，采取了种种荒唐的手段，对女性进行摧残。
为了炼制红铅，嘉靖皇帝在壬子到乙卯年间，两次选8-14岁的女子460余人进宫。这些女子被作为炼药的“鼎器”，要经过挑选，对身体、长相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她们进宫后被圈养起来，调养百日，不许吃荤腥辛热的食物，不许喧哗歌舞。等女子月经初潮之时，方士们用专门的器具收集女子们排出的月经。更有甚者，方士们为了尽快得到月经，甚至使用“催铅方”，用活血药物促使月经提前来临。这种服食“红铅”的风气在明末社会盛极一时，红铅价格极高，使得社会上不少人参与炼制红铅以牟取暴利，直至明朝灭亡方才停息。
（八）孙思邈驳斥“服石”之风
魏晋以来，“服石”之风大起。当时的士大夫意志颓废、生活糜烂，在长生不老、及时行乐且与耽声好色诸观念的诱惑下，服食一种由炼丹道士用硫黄、白石英、紫石英、石钟乳、赤石脂等矿物炼制的“五石散”粉剂。道士以它为神丹，到处招摇撞骗。而人们服此石粉后，在药力作用下，全身燥热、坐卧不安，神志癫狂，只求房中之乐，还每每宽衣大帽、到处游荡、以此为时髦。其实石粉中毒性不小，长期服用，往往会造成残废乃至丧命。
对于道士招摇撞骗的行径和弥漫于上层社会的服石之风，及所带来的严重恶果，孙思邈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他并不完全否定服石，他曾说：“人到了30岁之后可以服用一些矿物质的药物，但若是向来身体肥胖的就不能轻易服用。40岁的人一定要服用这些矿物质药物，50岁以上的人就要三年服一剂，60岁以上的人两年服用一剂，70岁以上的人就可一年服一剂。”接着他又指出：“服用的这些矿物质药一定要质地清白光润，罗纹鸟翮一切皆成，才可入服，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要多加注意，服用过多的话，反而会害了人的性命，比鸩毒还毒。”另一方面他又据理驳斥，痛下针砭，他指出：服食五石散的人都只是为了求取房中之乐；凡是背发痈疮的都是服食寒石、五石、更生散所导致的，有时还会贻害后代。并特地创制了白豉汤、甘草汤、杜仲汤及麦冬汤等为服石人解毒。
寻求长生不老和炼制黄金白银，这种对永恒的追求似乎难以实现，然而我们应该把这种思想放在人类认识世界的历史长河的源头中去观察，而不是用今天的科学认识去苛求两千年前的古人，应该看到在当时的技术水平、认识水平、社会条件之下所提出的“夺天地万物变化之功为我用”，并以此为根据去实验、实践，这在当时实在是一种很进步的思想和行为。
尽管长生不死的仙丹并不存在，但应该承认，某些丹药在临床上确实有较好的疗效。道教徒们在炼丹的过程中，多方探索，反复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矿物、冶炼、化学等知识，创制了许多实验器具和方法，后来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曾被英国著名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称为制药化学的始端，为化学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应当给予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