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尽变古人之形貌，虽有摹拟，不可得而寻其迹也。其他虽工于学古，而迹不能忘，扬子云、柳子厚于斯盖尤甚焉，以其形貌过于似古人也。而遽摈之，谓不足与于文章之事，则过矣。然遂谓非学者之一病，则不可也。
姚鼐《古文辞类纂》将文章体裁分为13类，即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藏铭、颂赞、辞赋、哀祭。分类方法系统简明，对文体理论是一个贡献。总之，《古文辞类纂》是学习古文的最佳入门，也是桐城派的最好宣传，自它问世以来，一直被桐城古文家奉为圭臬，吴汝纶甚至认为二千年高文略具于此，尊之为六经以后第一书。受姚鼐的启发，晚清前后的文人多热衷于推出自己的古文选本，以增加影响，如曾国藩之《经史百家杂钞》、王先谦、黎庶昌两家之《续古文辞类纂》，蒋瑞藻之《新古文辞类纂》、吴曾祺之《涵芬楼古今文钞》、王文濡之《续古文观止》等，这些选本在编纂体例方面大多受到姚书的启迪。
这篇序文，对各类文体的渊源、特点、功用及其代表作品都做了详细的评述，阐明了本书编写的目的，以及选录的标准，是一篇重要的文体论。
在对各类文体做了详细的论述后，姚鼐在序中对各类文体提出了八点要求，即所谓的“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是构成文章审美价值的内在因素，也就是深层次的审美因素，是文之精也；格、律、声、色是构成文章审美价值的外在因素，也就是浅层次的审美因素，是文之粗也。这两个层次是融为一体的，“精”是寓于“粗”之中的，所以在学习古文的时候，要通过感受它的格、律、声、色，深入领悟其神、理、气、味，最终达到去“粗”取“精”的境界。姚鼐对这八个审美因素的论述是十分精辟的，是对文学理论的一大贡献。
姚鼐还提出要以阳刚、阴柔区别文章风格，认为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都是文章需要的，不能偏执。姚鼐的论述较之曹丕、沈约、刘勰、严羽更为具体全面。姚鼐论刚柔的文章主要有《复鲁絮非书》《海愚诗钞序》。
姚鼐著有《惜抱轩文集》《九经说》《老子章义》《庄子章义》《惜抱轩书录》，编有《古文辞类纂》《五七言今体诗钞》《唐人绝句诗钞》等，散文成就尤高。姚鼐的文论，继承和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说和刘大櫆的“神气”说，有许多独到见解，在体系性和理论性方面，更加完整而周密。一方面，姚鼐所处的乾嘉时期，汉学声势很盛，骈文光芒四射，这种时代风尚使他不得不变更前人相对狭隘的文章观念，而在义理之外，兼取辞章和考证，追求三者统一，从而取得较方、刘二人更高的立足点，为其散文理论体系的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姚鼐与方、刘相比，虽说“经术根底不及望溪，才思奇纵不及海峰，而超卓之识，精诣之力，则又过之，善深于文事者也”。管同《公祭姚姬传先生文》称其“上究孔、孟，旁参老、庄，两氏之书，诸家之作，皆内咀含精蕴，而外觉浸其辞章”。说明姚鼐对前人的学术文化思想能兼容并包，取长济偏，胸襟与眼界都超人一筹。同时，由于他对政治的态度较为洒脱，兼之壮年即隐，心无旁骛，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从事文章功业，因而在文学、文派、艺术审美等方面的自觉性，远比方、刘二人来得强烈。
总之，桐城派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散文流派，创始于方苞，变化于刘大櫆，成熟于姚鼐。
（三）姚门四杰
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四十岁后远离官场，讲学育才，历时四十年，门生遍天下，桃李芬芳，最为突出的是“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他们并称姚门四大高第弟子，其中梅曾亮最得姚鼐心传，不仅古文创作及文论思想有很高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他在桐城派的传播以及方苞、刘大櫆、姚鼐文学理论的发展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在桐城派发展演变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使之成为继姚鼐后影响最大的桐城派代表人物。
1.梅曾亮（1786—1856），字伯言，江苏上元（今南京）人，祖籍安徽宣城，曾祖时移籍江苏。
梅曾亮生长于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诗书之家，他的祖辈是当时著名数学家梅文鼎，父亲梅冲饱读诗书，并于嘉庆五年（1800年）中举，母亲侯芝亲自改订过弹词《再生缘》，因此他从幼年时代就受到良好的家庭环境熏陶。梅曾亮年少的时候喜欢骈文，与管同是好朋友，后来转为研习古文。
姚鼐在钟山书院主讲的时候，二人都去听讲。梅曾亮在青年时期就拜桐城姚鼐为师学习古文，深得姚鼐文法的精髓，同时与桐城的文人刘开、方东树、姚莹等人往来密切，潜心学习，谈诗论文，相互切磋，以求真谛，逐步使自己成为继承和弘扬桐城派大师方苞、刘大櫆、姚鼐散文理论的核心人物，使这一时期的古文创作形成以梅曾亮为中心的局面，当时很多人都推崇他，对他大加赞赏。梅曾亮成为继姚鼐之后影响最大的桐城派代表人物，在当时及后世均享有很高的评价。“京师治文者，皆从梅氏问法。当是时，管同已前逝，曾亮最为大师。”梅曾亮六十大寿时，朱琦作诗致贺，曰：“桐城倡东南，文字出淡静。方姚惜已往，斯道堕尘境。先生年六十，灵光余孤炯。绝学绍韩欧，薄俗厌鹑黾。古称中隐士，卑官乐幽屏。文事今再盛，四海勤造请。”吴南屏在《梅伯言先生诔辞》中说：“时学治古文者，必趋梅先生，以求归、方之所传。”桐城派后期古文大家吴汝纶说：“郎中（姚鼐）君既没，弟子晚出者，为上元梅伯言，当道光之季，最名能古文，居京师，京师士大夫日造门问文法。”王先谦说：“道光末造，士多高语周、秦、汉、魏，薄清淡简朴之文为不足为。梅郎中、曾文正之论，相与修道立教，惜抱遗绪，赖以不坠。”所以说梅曾亮在桐城派中的地位和声望“仅次于方苞、姚鼐”，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人物。
桐城派的影响也因梅曾亮而扩大到全国，以致桐城派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古典文学长河中，成为持续时间最长、作家人数最多、流行区域最广、影响熏染最深的文学流派。
在姚鼐的诸多弟子当中，梅曾亮能够得其精髓，而成为继姚氏之后影响最大的桐城派代表人物，与他所处的家庭、社会环境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人生观有密切的关联。梅曾亮认为人生在世，要做“高世奇伟之士”；即使不能立“非常之功”，也要使自己取得的成就“异乎其人”。他进士及第后仅授户部郎中的官职，这个官一做就是十多年，在政治上难有作为，只得“甘心于寂寞之道，而自居于文人之畸”了，但他又不甘心“敝于管库绳墨之间”，以“功名之庸庸者自处”，因此将主要精力都倾注到姚师所授的文学创作之中。他学桐城派、继承桐城派，更发展了桐城派的古文创作理论。梅曾亮进一步阐述发挥了刘大櫆提倡的“气”说，继承了刘大櫆“音节者，神气之迹”和姚鼐“诗古文各要从声音证入”的主张。
梅曾亮生活的时代，是封建制度逐渐解体的时期，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国内、国际矛盾日益激化。他身处动荡不安的政治形势之中，与姚莹等其他桐城派作家一样，仍然维护封建礼教和统治，心系国家安危，表现出对国事与现实极度关心的热情。梅曾亮和其他桐城派作家一样，尤其强调要以救时济世为己任，多方探讨国计民生之大事，谋划治国之道，心系国家安危。鸦片战争爆发后，他更是表现出一腔爱国热情，为抗击侵略者、鼓舞官民士气而奔走呐喊。在强调文章关乎世用的基础上，主张“言有用”，提出了“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把“通时合变”作为立言的准则，“惟陈言之务去”，强调文章创作要“得其真”、文学创作要“生乎情”和“乐乎心”……这些都给桐城派散文理论注入了充满个性风格的新鲜活力，是桐城派作家进步性的具体表现；这对方、刘、姚理论的发展，使古文创作有了取之不尽的生活源泉，无疑是个巨大的进步。
梅曾亮主张读书人要以救时济世为己任，他在《上汪尚书书》中写道：
曾亮自少好观古人之文词，及书契以来治乱要最之归，立法取舍之辨，以为士之生于世者，不可苟然而生，上之则佐天子宰制万物，役使群动，次之则如汉董仲舒、唐之昌黎、宋之欧阳，以昌明道术，辨析是非治乱为己任。其待时而行者，盖难几矣，其不待时而可言者，虽不能逮而窃有斯志。
他认为那些仕途畅达的人，在其位当应行其志，要以佐君济世为己任。那些才学高超，仕途阻塞，升迁无望的人，不要灰心丧气，要以“昌明道术，辨析是非治乱为己任”，这样才能真正有益于世。他在《复邹松友书》中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智士无思虑之变则不乐。上者立功业，其次垂文章于将来，有自见于没世之心，则不必当吾世而尽如吾意也。”倡导士人，要么立功，要么立言，人人都要为济世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梅曾亮把刘大櫆提倡的“气”说，进一步阐述发挥。在《李芝龄先生诗集后跋》中说道：
芝龄先生诗集若干卷，曾亮既校读毕，而做跋其后曰：
诗至今日，难言工矣。言唐者容，言宋者肆，汉魏者木，齐梁者绮，矜其所尚，毁所不见，舌未干而名磨灭者，不可胜数也。然则孰探其所从生？曰：空而善积者，人之情也，习而善变者，物之态也；积者日故，变者日新，新故环生，不得须臾平，而激而成声，动而成文。故无我不足以见诗，无物亦不足以见诗，物与我相遭，而诗出其间也。
今以吾一人之身，俄而廊庙，俄而山水，俄而斋居，俄而殇咏，将拘拘然类以居之，派以别之，取古人之所长而分拟之，是知有物而不知有我也。若昧昧焉不揣其色，不别其声，而好为大，曰不则其境隘，好为庄，不则其体徘，好为悲，不则其情荡，是知有我而不知有物也。知有物而不知有我，则前乎吾后乎吾者，皆可以为吾之诗，而吾如未尝有一诗；知有我而不知有物，则道不肖乎形，机不应乎心，日与万物游而未尝识其情状焉，谓千万诗如一诗可也。
然则诗恶乎工？曰：肖乎吾之性情而已矣，当乎物之情状而已矣。审其音，玩其辞，晓然为吾之诗，为否与是物之诗，而诗之真者得矣。夫水之恃源也，饮一勺而知海味，其性全也。日月旁魄于三十八万七千里之外，而一隙容其光，神不穷于分也。今先生其性情深厚得之天，其鉴彻万类得之人，情足以充其词，才足以穷其趣，故于诗有兼长而无二弊，读者其以是而求之。
本文明确指出了诗歌创作应该包含“有物”和“有我”两个方面，强调诗歌创作中的物我统一。一方面是“我”，即有我之真性情，“无我不足以见诗”；一方面是“物”，即我之情需因物而生，托物以见，“无物亦不足以见诗”。所以诗歌只有做到“肖乎吾之性情”“当乎物之情状”，才能写得有情有兴，形象宛然。该文论诗与前篇论文，其精神完全一致。梅曾亮的这种创作思想较多地涉及了作家的创作个性问题，这对方苞的“义法”说和刘大櫆的神气说，无疑是一个发展。
梅曾亮在桐城派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是由于他官场失意，仕途不畅，潜心古文学习，其古文创作成就高于同时期其他作家，吸引了许多文人归附门下。方东树推崇他：“读书深，胸襟高，故识解超而观理微，论事核，至其笔力，高简醇古，独得古人行文笔势妙处。此数者，北宋而后，元明以来，诸家所不见。为之不已，虽未敢许其必能祧宋，然能必其与宋大家并立不朽。”姚莹也说他：“伯言为户部郎官二十余年，植品甚高，诗、古文功力无与抗衡者，以其所得，为好古文者倡导，和者益众，于是先生（指姚鼐）之说盖大明。”另一方面，道光后期桐城古文家较有名者，相继谢世。这为古文创作形成以梅氏为中心的格局，客观上提供了一定的外部环境。梅曾亮在这一时期，久居京城，交结文士，遍纳门徒，自然成为弘扬桐城派大师方、刘、姚散文理论的核心人物。
2.管同
清朝乾嘉年间，桐城派在文坛上已经取得了一代正宗的地位，时有“天下文章出桐城”之说。作为“桐城三祖”之一的姚鼐，多年主讲于书院，培养了大批弟子，管同就是他的“四大弟子”之一。
管同（1780—1831），字异之，江苏上元（今南京市）人，近代散文家。管同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地主家庭，一生相当坎坷。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十六日，管同出生在其祖父、颍上教谕管霈官署。乾隆五十三年他九岁时，其祖与父相继去世，他不得不随母亲邹氏、祖母叶氏返回家乡居住。由于生活实在困难，嘉庆三年（1798年），他十九岁时即开始在亲戚家授学谋生，随后到处流浪。
道光五年（1825年）中举，入安徽巡抚邓廷桢幕。管同与同乡梅曾亮都是姚鼐高足，论学为文一遵姚氏轨辙，史称“鼐门下著籍者众，惟同传法最早”，梅曾亮即受管同影响，才改习古文。著有《因寄轩文集》《孟子年谱》等。
管同一生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正是清王朝由兴盛走向衰落的时期：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激烈，但还未全面爆发；嘉庆末年的白莲教起义虽然遍及数省，但还没有动摇清王朝的统治基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虽时刻觊觎中国，但还没有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管同生活于社会的中下层，对于当时吏治的腐败，世风、士风的日下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和认识，他也曾渴望大展雄风，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在其《拟言风俗书》中，管同直言：“朝廷近年大臣无权而率心畏软，台谏不争而习为缄默，门户之祸不作于时而天下遂不言学问，清议之持无闻于下而务科第、营货财，节义经纶之事漠然无与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