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是清代文坛最大的散文流派，作为一种恢弘壮观的文化现象，桐城派从其产生到终结，大体可以分为初创、兴盛、末流三个互相衔接而各有特点的时期。
（一）初创时期
桐城派的初创时期为清康熙至乾隆年间，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櫆。戴名世是桐城派的先驱者，在桐城派孕育初期，起到了继往开来的特殊作用。他论文主张立诚有物，率真自然，提倡道、法、辞并重，精、气、神合一。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王朝入关后，为巩固其封建统治地位，采取尊崇儒家理学的策略，以软硬两手迫使知识分子就范，宣扬“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给宣扬儒家道统的文学带来了发展良机。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及其古文流派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方苞早在青年时代，就有以唐宋八家之文，载程、朱之道的志向。25岁时，他在京师与姜西溟、王昆绳论“行身祈向”时就曾说过“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以后，他在《读史记八书》《书史记十表后》中提出了“义法”主张。及至从《南山集》案中解脱后，“义法”说得到了进一步明确和完备，雍正十一年（1733年），方苞任翰林院侍讲学士，替和硕果亲王编成《古文约选》，便为“义法”说提供了一部示范书。在此书“序例”中，他阐述了道统与文统统一的问题，揭示了“助流政教之本志”。《古文约选》当即“刊授成均诸生”。乾隆之初，又“诏颁各学官”，成为官方的古文教材。方苞所写倡导“义法”的“序例”，也就具备了“钦颁”的权威性。自此，“义法”之说，受到士林的普遍重视。方苞授徒数十年，弟子甚众，他们在道学、经学、义理等方面各有侧重，后多成为推动桐城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其中主要有县人叶酉、张尹，宁化雷鋐，吴江沈彤，天津王又朴，仁和沈庭芳，大兴王兆符，歙县程崟等。县人刘大櫆长于古文，辞如欧苏，文气富丽，虽与方苞异趣，无师承关系，但他对方苞极为敬服，方苞亦对他的散文极推崇。方苞尊奉程朱理学，标举“义法”，要求文章内容和形式相统一。方苞的“义法”说，后来成为桐城派文论的基础。刘大櫆在“义法”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神气”“音节”说，刘大櫆一生致力于教学和著述，传人众多，在他的影响下，产生了以恽敬、张惠言为代表的阳湖派，实为桐城派初创时期的别支。
（二）兴盛时期
桐城派的兴盛时期为乾隆年间至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主要代表人物是刘大櫆的弟子姚鼐。他提出了“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的创作主张，并编选了《古文辞类纂》75卷作为典范。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他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正式亮出了桐城派的旗号。在此文中，他引用吏部主事程晋芳、编修周永年所云：“为文者有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治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此文还阐述了方苞、刘大櫆以及姚鼐之间的理论继承关系，揭示桐城古文形成派系的端绪。此后桐城派之名遂显于世。姚鼐初受业于古文家、伯父姚范，继师事刘大櫆，充《四库全书》馆编修官。中年称疾归里，先后主讲钟山、梅花、紫阳、敬敷书院四十余年，传授古文法，培养写作人才。姚鼐为文修洁雅醇，气质较方苞恣肆，较刘大櫆严谨，涉猎汉、宋诸学，兼及考据、训诂。为文提倡“考据、义理、辞章”兼备。其所编《古文辞类纂》，世人称为古文读本最精赅之书。桐城派至姚鼐，文章风气始遍及全国，形成所谓“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姚鼐把桐城派的古文理论提高到了一个崭新境界，而且也对整个中国古代古文理论作出了总结性贡献。姚鼐以文名确立了其桐城派集大成者和领袖人物的地位，门人众多又进一步壮大了桐城派的声威，弟子中以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四人成就最高，世称“姚门四杰”。
（三）末流时期
桐城派的末流时期为鸦片战争后至1919年五四运动之间，主要代表人物为梅曾亮、曾国藩。梅曾亮是江苏上元（今南京）人，官至户部郎中，主张文章反映现实，为现实服务，提倡作家“以昌明道术、辨析治乱是非为己任”，故其为文长于议论，指陈方略，识见颇高，又善于开掘题材，细致入微而又透彻有力。道光时期的湖南湘乡人曾国藩，因创建湘军、镇压太平军、助清廷实现所谓的“同治中兴”，积功累迁至两江总督、体仁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侯，卒谥文正。曾国藩竭力倡导古文，以维护封建道统，一时被视为文章的中兴功臣。他称自己“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肯定姚鼐“义理、考据、辞章”的“学问之途”。基于“文章与世变相因”的认识，他对桐城家法已有所变化和超越。曾国藩门下以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无锡薛福成、遵义黎庶昌四人声名尤著，世称“曾门四弟子”，他们奉曾氏之说惟谨，不断宣扬曾氏业绩以及桐城派。
福建侯官人严复曾从吴汝纶学习古文，受其影响，论文力求实用，其政论文理充气沛，深美可诵，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桐城派的范围。与他们同时而年辈稍晚的桐城派作家还有桐城人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他们的文学成就虽然不及前辈作家，但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桐城派在民国初年仍在文坛保持相当的影响。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桐城派被作为旧文学的代表遭到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攻伐，被斥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促使风烛残年中的桐城派最终走向消亡。桐城派的消亡，缘于它自身艺术创造力的衰竭，其所固守的文化价值及道统、文统观念的不合时宜，其行文拘谨的文言文体形式与日益丰富繁杂的时代内容不可协调，以及科举制度的废除，封建王朝的覆灭等桐城派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的变化。但桐城派前后绵延二百余年，先后归聚散文作家千余人，留下两千余种著作，形成“天下高文归一县，遂令天下号宗师”的文学奇观，在中国古典文学的长河中，就流派而言，其持续时间之长、作家人数之多、流行区域之广、影响熏染之深，堪称绝无仅有。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标志，包括桐城派在内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创造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寄托。桐城派虽然是以一个文学流派的面目流行于世，但它所彰显的人生主张、思想见解、价值取向却不局限于文学领域。桐城派作家群体所集中体现的忠诚奉献的爱国情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谐精致的处世理念、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以及独树一帜的创新风格，既是区域文化、乡风民俗和人文精神的总体概括与展示，也是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应大力弘扬的优秀文化传统。研究桐城派，开发利用这一宝贵文化资源，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从学术的角度而言，是文化自身再生产的需要；从应用的角度而言，有利于扩大对外影响，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提供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