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百花园里，宋词犹如一朵鲜艳夺目的出水芙蓉，她清新典雅，摇曳多姿，前承唐诗与之争芳，后启元曲与之斗艳，从先秦两汉的诗词歌文赋中撷英取华，又为后来的明清戏剧小说储存了营养。直到今天，那些闪烁着人文光辉与爱国思想的经典篇章仍然在滋养着整个中华民族。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最辉煌的时代，统治者深知“武功文治”，采取开明积极的文化政策，甚至有的国君自己就是有高深文化修养的文士，他们大力推行文化教育，使文化出现繁荣兴盛的局面。唐诗与宋词是中华文化的两座高峰。唐代国力强盛，人们积极入世的思想使人的视野开阔，进取心强烈。如果说读唐诗（特别是初唐和盛唐时期的诗）犹如站在长城上面远观起伏的群山，让人开朗豁达，积极进取，尽显阳刚健壮之美。那么读宋词就好像是拿着放大镜欣赏手艺精细的艺术品一样，让人深刻细腻，尽显阴柔内敛之美。
词起源于民间，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梁代的开国君主萧衍精通音乐、爱好民歌，在其夺取帝位之前，被称为“竟陵八友”之一。由于他对诗歌的热忱和作为帝王的特殊身份，梁代诗歌的演变开始有了向词发展的趋势。
宋词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始于唐代，定型于五代，兴盛于两宋。唐代从西域传入的各民族的音乐与中原旧乐渐次融合，并以胡乐为主产生了燕乐。
后来文人依照乐谱声律节拍而写新词，叫做“填词”或“依声”。从此词与音乐分离，形成一种句子长短不齐的格律诗。五、七言诗句匀称对偶，表现出整齐美；而词以长短句为主，形式更为活泼。
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是武将出身，他在建国之初积极总结晚唐五代军政节度使拥兵自重，形成藩镇格局，割据一方甚至威胁中央政权，直到废立国君的历史教训。《续资治通鉴》载宋太祖赵匡胤在酒宴上要求收回统兵将领兵权的语录：“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籓，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之业，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后人称之为“杯酒释兵权”。
随后，赵宋王朝为了顺应国家行政机构急剧膨胀的需要而扩大科举取士的名额，作为保障中央高度集权的基层力量，就是《宋史.职官志》中记载的“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代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之内外之事”。同时大一统政权的巩固也给晚唐五代时期连年混战的社会经济的恢复提供了休养生息的机会，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逐步趋向繁荣。封建君主给官僚队伍很优厚的生活待遇，从而使士大夫阶层的诗酒雅集风气得以盛行，他们在宴席上以歌儿舞女来助兴，也直接促进了曲调（即为词）的发展繁荣。
中国历史上，上至天子宫廷百官府第，下到普通百姓市井家庭都有唱词的特有文化繁荣景象，只有唐人的和诗之风能与之比肩。
词的繁荣兴盛是赵宋王朝兴衰的见证。在两宋将近300年的历史上，词随着民族国家的兴亡而发展变化，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发展趋势：文坛上婉约的低唱浅斟与豪放的慷慨激昂并举，政坛上主战派的强硬积极与主和派的消极妥协纵横交错发展。
追古惜今，不论婉约的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还是豪放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都让今人荡气回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