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纪二十五孝成皇帝下绥和二年（甲寅、前7）
汉纪二十五汉成帝绥和二年（甲寅，公元前7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
春季，正月，成帝前往甘泉，在泰祭天。
二月，壬子，丞相方进薨。
二月，壬子（十三日），丞相翟方进去世。
时荧惑守心，丞相府议曹平陵李寻奏记方进，言：“灾变迫切，大责日加，安得保斥逐之戮！阖府三百馀人，唯君侯择其中，与尽节转凶。”方进忧之，不知所出。会郎贲丽善为星，言大臣宜当之。上乃召见方进。还归，未及引决，上遂赐册，责让以政事不治，灾害并臻，百姓穷困，曰：“欲退君位，尚未忍，使尚书令赐君上尊酒十石，养牛一，君审处焉！”方进即日自杀。上秘之，遣九卿策赠印绶，赐乘舆秘器、少府供张，柱槛皆衣素。天子亲临吊者数至，礼赐异于他相故事。
当时星象显示火星停留在心宿。丞相府议曹平陵人李寻向翟方进上呈文说：“灾害天变逼迫，严厉的谴责天天增加，怎样才能做到只受斥逐的惩罚！整个丞相府有三百余人，请您从中挑选合适的人与他一起尽节，转移凶险。”翟方进感到忧愁，不知如何是好。正好郎官贲丽精通天文星象，说大臣应当代替天子身当灾祸。于是成帝召见翟方进。翟方进从宫里回来，还没来得及自裁，成帝就下策书，斥责他把国家政事管理得乱七八糟，天灾人祸同时并作，百姓穷困。并说：“本打算把你免职，但尚未忍心，派尚书令赐与你上等好酒十石，肥牛一头，你好自为之！”翟方进即日自杀。成帝对此事保密，派九卿拿着皇帝的策书，赠翟方进印信绶带，赐御用冥器，由少府供设帷帐，房柱和栏杆都裹以白布。成帝数次亲临吊唁，礼仪之隆重，赏赐之多，不同于其他丞相，前所未有。
臣光曰：晏婴有言：“天命不，不贰其命。”祸福之至，安可移乎！昔楚昭王、宋景公不忍移灾于卿佐，曰：“移腹心之疾，置诸股肱，何益也！”藉其灾可移，仁君犹不忍为，况不可乎！使方进罪不至死而诛之，以当大变，是诬天也；方进有罪当刑，隐其诛而厚其葬，是诬人也；孝成欲诬天、人而卒无所益，可谓不知命矣。
臣司马光曰：晏婴有句话说：“天命不容怀疑，命运只有一个，无法改变。”祸福降临，难道可以转移吗？从前楚昭王、宋景公不忍将灾祸转移到大臣身上，说：“把心腹的疾患，转移到四肢，有什么好处呢！”假如灾祸可以转移，仁慈的君王还不忍心那样做，何况不可转移呢！假使翟方进罪不至死而诛杀了他，以承当天变，这是诬蔑上天；假使翟方进有罪应当处以死刑，却秘密诛杀，又赐以厚葬，这是欺骗人心。孝成皇帝想欺天、欺人，但最后并没有好处，可以说是不知天命。
三月，上行幸河东，祠后土。
三月，成帝前往河东，祭祀后土神。
丙戌，帝崩于未央宫。
丙戌（十八日），成帝在未央宫驾崩。
帝素强无疾病，是时，楚思王衍、梁王立来朝，明旦，当辞去，上宿供张白虎殿；又欲拜左将军孔光为丞相，已刻侯印，书赞。昏夜，平善，乡晨，傅绔袜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昼漏上十刻而崩。民间欢哗，咸归罪赵昭仪。皇太后诏大司马莽杂与御史、丞相、廷尉治，问皇帝起居发病状；赵昭仪自杀。
成帝一向身体强壮，没有疾病。当时，楚王刘衍、梁王刘立来京朝见，第二天早晨就要辞行归国。成帝铺设帷帐，宿于白虎殿。成帝又想拜左将军孔光为丞相，已刻好侯爵的印信，准备了封拜诏书。黄昏和夜间，还一切平静如常，清晨，成帝穿裤袜要起床，突然衣服滑落，不能言语，当计时的昼漏到十刻时，成帝驾崩。民间喧哗，都归罪于赵昭仪。皇太后诏令大司马王莽，与御史、丞相、廷尉一起追究审理，查问成帝起居和发病的情况。赵昭仪自杀。
班彪赞曰：臣姑充后宫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数为臣言：“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嘿，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矣。博览古今，容受直辞，公卿奏议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于邑！”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崐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
班彪赞曰：我的姑母曾在后宫充当婕妤，她的父亲、兄弟都在宫廷皇帝身边侍奉，他们多次对我说：“成帝善于修饰仪表。上车后端正地站立，不向内回顾，说话不急，不指指划划。临朝时仪态深沉、平静，象神一样尊严，可称之为肃穆温和的天子之容。成帝博览群书，融贯古今，对臣下直率的言辞，能宽容接受，公卿的奏议有可称道的内容。正逢承平之世，上下和睦。然而，他耽于酒色，使赵氏秽乱于内宫，外戚擅权于朝廷，说起来令人叹息！”建始元年以来，王氏开始执掌国家命运，哀帝、平帝都短命，于是王莽篡夺了皇位。王氏的威福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是日，孔光于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绶。
成帝驾崩当天，孔光在大行皇帝灵柩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信、绶带。
富平侯张放闻帝崩，思慕哭泣而死。
富平侯张放听到成帝驾崩的消息，追思仰慕哭泣，悲痛而死。
荀悦论曰：放非不爱上，忠不存焉。故爱而不忠，仁之贼也！
荀悦论曰：张放并非不爱成帝，而是光有爱，没有忠。因此，爱而不忠，是仁义的大害！
皇太后诏南、北郊长安如故。
皇太后下诏：恢复长安南北郊祭祀天地大典。
夏，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大赦天下。
夏季，四月，丙午（初八），太子即皇帝位。拜谒汉高祖刘邦的祭庙。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大赦天下。
哀帝初立，躬行俭约，省减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
哀帝即位之初，亲自厉行节俭，减省各项费用，政事由自己裁决处理，朝廷上下一致希望能天下大治。
己卯，葬孝成皇帝于延陵。
己卯（疑误），葬孝成皇帝于延陵。
太皇太后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宫。
太皇太后下诏，命傅太后、丁姬每十天一次到未央宫探望皇帝。
有诏问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当何居？”丞相孔光素闻傅太后为人刚暴，长于权谋，自帝在襁褓，而养长教道至于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与政事，不欲与帝旦夕相近，即议以为：“定陶太后宜改筑宫。”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宫。”上从武言。北宫有紫房复道通未央宫，傅太后果从复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称尊号，贵宠其亲属，使上不得由直道行。高昌侯董宏希指，上书言：“秦庄襄王，母本夏氏，而为华阳夫人所子，及即位后，俱称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为帝太后。”事下有司，大司马王莽、左将军、关内侯、领尚书事师丹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号，天下一统，而称引亡秦以为比喻，诖误圣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谦让，纲用莽、丹言，免宏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称尊号。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诏尊定陶恭王为恭皇。
哀帝下诏询问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应当居住在什么地方才合适？”丞相孔光素来听说傅太后为人刚强暴烈，工于心计，善于弄权，哀帝在襁褓中时，便由她抚养教导，以至成人，哀帝能继位，她又出了大力，孔光担心傅太后会干预政事，不想使她与皇帝早晚接近，于是就建议说：“定陶太后应另行修筑宫室居住。”大司空何武却说：“可以住在北宫。”哀帝听从何武的建议。北宫有紫房复道通到未央宫，傅太后果然从复道早晚去哀帝住所，请求哀帝加封她尊号，提拔宠信她的亲属，使哀帝无法以正道行事。高昌侯董宏迎合哀帝、傅太后的心意，上书说：“秦庄襄王的母亲，本来是夏氏，后来庄襄王被华阳夫人认为嗣子。等到继位后，夏氏、华阳夫人都被尊称为太后。应该尊定陶共王后为帝太后。”哀帝把此奏章交给有关官署讨论，大司马王莽、左将军、关内侯、主管尚书事师丹联合上奏弹劾董宏说：“董宏明知皇太后是最为尊贵的称号，现今天下一统，他却援引亡秦的事例作为比喻，贻误圣朝，这不是应该说的话，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哀帝新继位，态度谦让，采纳了王莽、师丹的意见，把董宏免官，贬为平民。傅太后勃然大怒，要挟哀帝，非要称崐尊号不可。哀帝于是转告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同意下诏尊定陶恭王为恭皇。
五月，丙戌，立皇后傅氏，傅太后从弟晏之子也。
五月，丙戌（十九日），立傅氏为皇后，她是傅太后堂弟傅晏的女儿。
诏曰：“春秋》，母以子贵。宜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长信宫、中宫。”追尊傅父为崇祖侯，丁父为褒德侯；封舅丁明为阳安侯，舅子满为平周侯，皇后父晏为孔乡侯，皇太后弟侍中、光禄大夫赵钦为新城侯。太皇太后诏大司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帝遣尚书令诏起莽，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卫尉傅喜白太皇太后曰：“皇帝闻太后诏，甚悲！大司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听政！”太后乃复令莽视事。
哀帝下诏说：“春秋》说，母以子贵。所以应尊定陶太后为恭皇太后，尊丁姬为恭皇后。各自设置左右詹事，采邑如同长信宫皇太后和中宫皇后。”同时追尊傅太后的父亲为崇祖侯，丁姬的父亲为褒德侯。封哀帝舅父丁明为阳安侯，舅父的儿子丁满为平周侯，傅皇后的父亲傅晏为孔乡侯。又封皇太后赵飞燕的弟弟、侍中、光禄大夫赵钦为新城侯。太皇太后王政君诏令大司马王莽离开朝廷，回到府第，以避开哀帝的外戚。王莽上书请求退休。哀帝派尚书令持诏书命令王莽出来任职。又派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卫尉傅喜向太皇太后报告说：“皇上听到太皇太后的诏书，十分悲痛！如果大司马不出来任职，皇上就不敢听政了。”太皇太后于是又命令王莽上朝处理政事。
成帝之世，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至与人主争女乐。帝自为定陶王时疾之，又性不好音，六月，诏曰：“孔子不云乎：‘放郑声，郑声淫。’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别属他官。”凡所罢省过半。然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沔自若。
汉成帝时代，靡靡之音特别盛行。以致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流，都以富有闻名于世。皇亲国戚甚至与天子竞赛女乐。哀帝在当定陶王时，就对这种风气十分厌恶，生性又不喜好音乐，于是在六月下诏说：“孔子不是说过吗：‘抛弃郑国音乐，郑国音乐太淫荡。’兹撤销乐府官。经书上记载的郊祀大典的音乐以及古代兵法武乐，不属于郑国、卫国的音乐，由其他官署管理。”裁减人员超过一半。但是百姓受靡靡之音熏染的时间很长了，又没有制定其他高雅的音乐来替换，因此富有的官吏百姓，依然沉湎其中，一如往昔。
王莽荐中垒校尉刘歆有材行，为侍中，稍迁光禄大夫，贵幸；更名秀。上复令委典领《五经》，卒父前业；秀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叙诸子，分为九流：曰儒，曰道，曰阴阳，曰法，曰名，曰墨，曰从横，曰杂，曰农，以为：“九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治诸侯，其言虽殊，譬如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或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王莽举荐中垒校尉刘歆，说他有才干德行，任命为侍中，逐步升为光禄大夫，地位显贵，受到皇帝宠信。刘歆改名为刘秀。哀帝又命令刘秀负责审核校对儒学《五经》，完成其父刘向未完成的事业。刘秀于是汇总群书，编成七略上奏，有《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记录书目的共有六略，包括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中叙述诸子的，分为九大流派：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他认为：“九家都兴起于王道已经衰微、诸侯以实力为政的时代，当时的君主们的喜好厌恶大不相同，因此九家学派同时兴起，各持一端，推崇所喜好的学说，并用这些学说去游崐说各国，争取诸侯的赞同。主张虽然不同，但就象水火相灭，同时也相生一样，它们也是相反相成的。比如仁与义，敬与和，虽然相反，但也都是相成的。《易经》说：‘天下人都回到同一个地方，但走的路不同；天下的道理是一致的，但人们却有许多种思虑。’而今，各个不同学派的人推崇自己学派的长处，如果深入研究，弄清它们的宗旨，虽然都有掩蔽短处的现象，但综合各家学说的主要内容和宗旨，也不过是儒学《六经》的支派或末流。倘若这些人能遇到圣王明主，将他们的主张折中修正，那么他们都可成为栋梁之才。孔子说：‘礼仪失传，到乡野去寻找。’现在距闻圣人的时代，已经很久远了，当时的道术不是缺失，就是废止了，无处追寻，这九家学派，不是胜过乡野吗！如果能钻研儒学《六艺》，再参考这九家学说，舍弃短处，采取精华，就可以精通万种方略了。”
河间惠王良能修献王之行，母太后薨，服丧如礼；诏益封万户，以为宗室仪表。
河间王刘良，能学习献王的高尚品行，母亲王太后去世，他完全按照礼仪的规定服丧。哀帝下诏褒奖，增加采邑万户，使他成为宗室奉行礼仪的表率。
初，董仲舒说武帝，以“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及上即位，师丹复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宜略为限。”天子下其议，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请：“自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奴婢毋过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时田宅、奴婢贾为减贱，贵戚近习皆不便也，诏书：“且须后。”遂寝不行。又诏：“齐三服官、诸官，织绮绣难成、害女红之物，皆止，无作输。陈任子令及诽谤诋欺法。掖庭宫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为庶人。益吏三百石以下俸。”
早先，董仲舒曾劝说汉武帝：“秦国采用商鞅之法，废除井田，人民可以买卖土地，造成富者田地一望无际，贫者没有立锥之地。县邑有尊贵如君王一样的人，乡里有富比公侯的财主，小民怎能不困乏呢？古代的井田法现在虽然难以仓猝实行，但也应该少有恢复，应限制人民占田的数额，将多余的土地补给不足者，堵塞兼并土地的途径。取消奴婢，除去主人可以随便杀害奴婢的特权。减少赋税，减轻徭役，使人民得以休息。然后才可把国家治理好。”等到哀帝即位，师丹又建议说：“而今连续几代的太平盛世，豪有的吏民的家产数目达数万万，而贫弱的人却愈加困乏，应该略为限制一下占田数额。”哀帝把这个奏议让大家讨论。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上奏，请求：“从诸侯王开始，诸侯王、列侯、公主占田各定限额。关内侯、官吏、庶民占田都不得超过三十顷。奴婢人数不得超过三十人。期限定为三年，三年后有违犯规定的，财产没收入官。”这一来，造成一时田宅、奴婢的价格下跌，皇帝贵戚和天子的亲信都感到对自己不利，于是哀帝就下诏书说：“暂且等待以后再说。”这个办法遂停止不行。哀帝又下诏：“设于齐国的三服官以及其他主管皇家服装的官署，由于绮罗的纺织刺绣，十分艰难，因而全部停止不再制作和向京师运送；废除二千石官员可以保荐子弟当官的任子令以及诽谤诋欺法；掖庭宫女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令其出宫嫁人；官奴婢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的，免除奴婢身份，成为庶民；增加官秩在三百石以下的官吏的俸禄。”
上置酒未央宫，内者令为傅太后张幄，坐于太皇太后坐旁。大司马莽按行，责内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与至尊并！”彻去，更设坐。傅太后闻之，大怒，不肯会，重怨恚莽；莽复乞骸骨。秋，七月，丁卯，上赐莽黄金五百斤，安车驷马，罢就第。公卿大夫多称之者，上乃加恩宠，置中黄门，为莽家给使，十日一赐餐。又下诏益封曲阳侯根、安阳侯舜、新都侯莽、丞相光、大司空武邑户各有差。以莽为特进、给事中，朝朔望，见礼如三公。又还红阳侯立于京师。
哀帝在未央宫摆设酒席，内者令把傅太后的座位设在太皇太后座位旁边。大司马王莽巡视后，斥责内者令说：“定陶太后不过是藩王妃而已，怎配跟至尊的太皇太后并排而坐！”下令撤去原先的座位，重新摆放。傅太后听说崐后，大怒，不肯赴宴会，极端愤恨王莽。王莽再次上书请求退休。秋季，七月，丁卯（初一），哀帝赐给王莽黄金五百斤、四匹马驾的安车一辆，让他辞官回到府邸。公卿大夫大多称赞王莽，哀帝于是给予他更多的恩宠，特意派中黄门到王莽家，以供差使。每隔十天，哀帝赐餐一次。又下诏，增加曲阳侯王根、安阳侯王舜、新都侯王莽、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采邑人户各不等。赐王莽为特进、给事中，每月一日和十五日可以朝见皇帝，朝见时的礼节一如三公。又召回红阳侯王立，使居京师。
傅太后从弟右将军喜，好学问，有志行。王莽既罢退，众庶归望于喜。初，上之官爵外亲也，喜独执谦称疾；傅太后始与政事，数谏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辅政。庚午，以左将军师丹为大司马，封高乡亭侯；赐喜黄金百斤，上右将军印绶，以光禄大夫养病；以光禄勋淮阳彭宣为右将军。大司空何武、尚书令唐林皆上书言：“喜行义修洁，忠诚忧国，内辅之臣也。今以寝病一旦遣归，众庶失望，皆曰：‘傅氏贤子，以论议不合于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为国恨之。忠臣，社稷之卫；鲁以季友治乱，楚以子玉轻重，魏以无忌折冲，项以范增存亡。百万之众，不如一贤；故秦行千金以间廉颇，汉散万金以疏亚父。喜立于朝，陛下之光辉，傅氏之废兴也。”上亦自重之，故寻复进用焉。
傅太后的堂弟、右将军傅喜，喜好学问，有大志德行。王莽既已罢职退下，大众希望傅喜接替王莽的位置。当初，哀帝加封外戚官爵，唯独傅喜自称有病而谦让推辞。傅太后刚开始干预政事，傅喜就多次进言规谏，因此傅太后不想让傅喜辅政。庚午（初四），任命左将军师丹为大司马，封高乡亭侯。赐傅喜黄金百斤，缴还右将军的印信绶带、以光禄大夫的身份在家养病。任命光禄勋、淮阳人彭宣为右将军。大司空何武、尚书令唐林都上书说：“傅喜行事仁义，品德高尚廉洁，忠诚忧国，适宜做内朝辅弼大臣。现在以有病为借口，突然被遣返回家，使大众感到失望，都说：‘傅氏是贤能之人，只因见解与定陶太后不合，因此被斥退。’百官没有不为国深深痛惜的。忠臣是国家的卫士。春秋时，鲁国因任用季友，治理好了混乱；楚国以子玉是否活着，决定被别国看重或轻视；魏国依仗有公子无忌，才能战胜强敌；项羽则由范增决定他的生存与灭亡。百万人之众，不如一个贤才。因此秦国用千金去离间廉颇和赵王的关系；汉高祖散万金使项羽疏远范增。傅喜能担当朝廷大任，是陛下的光辉，也是决定傅氏兴废的关键。”哀帝自己也很器重傅喜，因此，不久就再次征召任用他。
建平侯杜业上书诋曲阳侯根、高阳侯薛宣、安昌侯张禹而荐朱博。帝少而闻知王氏骄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且优之。后月余，司隶校尉解光奏：“曲阳侯，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掖庭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置酒歌舞，及根兄子成都侯况，亦聘取故掖庭贵人以为妻，皆无人臣礼，大不敬，不道！”于是天子曰：“先帝遇根、况父子，至厚也，今乃背恩忘义！”以根尝建社稷之策，遣归国；免况为庶人，归故郡。根及况父商所荐举为官者皆罢。
建平侯杜业上书诋毁曲阳侯王根、高阳侯薛宣、安昌侯张禹，而推荐朱博。哀帝小时候就听说王氏骄横，心里对他们没有好感。因为继位时间短，因此对他们暂且优待。杜业上书一个多月后，司隶校尉解光上奏说：“曲阳侯王根，在先帝还没入陵安葬之时，就公然聘娶后宫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在家置酒歌舞。王根的侄子、成都侯王况，也公然聘娶先帝后宫的贵人为妻。他们都没有人臣之礼，犯了大不敬、不道之罪！”于是天子说：“先帝对待王根、王况叔侄，极为优厚，现在他们竟背恩忘义！”由于王根曾有立定陶王为太子的建议，因此仅遣送回封国。王况被夺爵，贬为平民，遣归原郡。由王根以及王况的父亲王商所举荐而当官的人，全部罢免。
九月，庚申，地震，自京师到北边郡国三十余处，坏城郭，凡压杀四面余人。上以灾异问待诏李寻，对曰：夫日者，众阳之长，人君之表也。君不修道，则日失其度，昧亡光。间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夺失色，邪气珥、数作。小臣不知内事，窃以日视陛下，志操衰于始初多矣。唯陛下执乾刚之德，强志守度，毋听女谒、邪臣之态，诸保阿、乳母甘言卑辞之托，断而勿听。勉强大义，绝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赐以货财，不可私以官位，诚皇天之禁也！
九月，庚申（二十五日），发生地震。自京师至北边郡国，有三十余处地方毁坏了城郭，共压死四百余人。哀帝因为发生灾异而询问待诏李寻，他崐回答说：太阳，是所有阳性物质的主宰，是君王的象征。君王不行正道，则太阳会失去常度，暗淡无光。最近，太阳尤其不明亮，光彩被侵夺而失去原来的颜色，邪气插入，晕霓屡次出现。我地位卑微，不了解内廷的情况，只以太阳的变化来观察陛下，志节和行为都比即位初期大为衰退了。请陛下振奋阳刚之气，意志坚决，严守法度，不听女人的请求，不受邪臣的摆布，那些保姆乳娘甜言卑辞的请托，绝不要听。努力实现大义，不要在小处不忍。实在不得已时，可以赐予他们钱财珍宝，不可用官职去殉私情，因为这实在是皇天之大忌！
臣闻月者，众阴之长，妃后、大臣、诸侯之象也。间者月数为变，此为母后与政乱朝，阴阳俱伤，两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窃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唯陛下亲求贤士，无强所恶，以崇社稷，尊强本朝！
我听说，月亮是阴性物质的主宰，是后妃、大臣、诸侯的象征。近来，月亮多次发生变异，这显示母后干政乱朝，阴阳俱伤，两相妨碍。外臣不知朝廷大事，我只是相信天象。如果应对天象这样解释，那么陛下所亲近的大臣已不足依赖。陛下应亲自另行寻求贤能之士，不要使邪恶之人的势力强大起来，这样才能使国家昌盛，汉王朝强大。
臣闻五行以水为本，水为准平，王道公正修明，则百川理，落脉通；偏党失纲，则涌溢为败。今汝、颍漂涌，与雨水并为民害，此《诗》所谓‘百川沸腾’，咎在皇甫卿士之属。唯陛下少抑外亲大臣！
我听说五行以水为根本，水是公平的标准。实行王道，政治公平修明，则会百川治理，脉络畅通。如果政治偏离正道，失去了纲常，则会江河泛滥成灾。而今汝水、颍水腾涨漫溢，与雨水一起肆虐，给人民造成危害。这正象《诗经》里所说的‘百川沸腾’，这些灾害应归咎于外戚之类。请陛下稍稍抑制外戚大臣！
臣闻地道柔静，阴之常议也。间者关东地数震，宜务崇阳抑阴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闭绝私路，拔进英隽，退不任职，以强本朝！夫本强则精神折冲；本弱则招殃致凶，为邪谋所陵。闻往者淮南王作谋之时，其所难者独有汲黯，以为公孙弘等不足言也。弘，汉之名相，于今无比，而尚见轻，何况亡弘之属乎！故曰朝廷亡人，则为贼乱所轻，其道自然也。
“我听说大地行事温柔平静，这是阴性事物的正常状态。近来关东地区多次发生地震，为了挽救上天怪罪而降下的灾祸，应该崇阳抑阴。陛下要坚定意志，建树威严，关闭断绝私下请托之路，提拔引进英俊人才，罢退不称职的官吏，使本朝强大！根本强大了，就会精神振奋，所向无敌；根本衰弱了，则招灾惹祸，被邪恶的阴谋侵凌危害。听说当年淮南王谋反之时，他所害怕的只有汲黯一个人，认为公孙弘等都不值得一提。公孙弘是汉朝的名相，今天没有人可以比得上，他尚且被人看轻，何况今天连公孙弘之辈都没有呢！所以说，朝廷无人，就会被乱臣贼子轻视，这是自然的道理。”
骑都尉平当使领河堤，奏：“九河今皆灭，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壅塞之文。河从魏群以东多溢决；水迹难以分明，四海之众不可诬。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从之。
骑都尉平当，被委派主管治理河堤事务。他上奏说：“古代的九河，现在全都堙灭难寻。查考儒学经义，治水有决开堵塞的河道、深挖河床等方法，而没有高筑堤防、约束水流的记载。黄河从魏郡以东多次发生泛滥决口，水道难以确定，四海之内那么多人，是欺骗不得的。应该广泛征求有浚川疏河能力的人。”哀帝听从他的建议。
待诏贾让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污泽，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宫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于故大堤之内复有数重，民居其崐间，此皆前世所排也。河从河内黎阳至魏郡昭阳，东西互有石堤，激水使还，百余里间，河再西三东，迫厄如此，不得安息。
待诏贾让上奏说：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古人修筑城郭，使人民定居，划定疆界进行垦殖经营时，一定放弃在川泽之水汇聚之处，而要选择在估计水势不能到达的地方。大河不修堤防，而小河小溪可以流入，在地势低下的地方，利用山坡修筑围坝，形成湖泊池泽，秋季可以利用它蓄水，水面宽阔，水流缓慢不急迫。大地上有河流，就象人有口一样，用土石修筑堤防来阻止河水，就象塞住小孩的嘴制止他啼哭一样。难道不是很快就止住了吗？但是孩子的死期也跟着到了。所以说：‘优秀的治水专家，决开堤防，疏导水势；杰出的政治家，使人民心中的想法宣泄出来，畅所欲言。’堤防的修筑，历时未久，兴起于战国时代。各自为了本国利益，修筑堤防，堵塞百川。齐国与赵、魏以黄河为界，赵、魏这边是山，而齐国地势低下，于是齐国在距黄河二十五里处修筑堤防。河水东下到达齐国堤防，受阻，则向西岸泛滥，使赵、魏遭受水灾。赵、魏也在距黄河二十五里处修筑堤防，虽然采取的不是正确的方法，但当时河床宽，足以容纳。洪水时常到来，又走了，淤泥沉积成为肥沃的土壤，人民在上面耕种，或许赶上很久都没有发生水灾，于是陆续在这里兴建住宅，遂成村落。若洪水经常泛滥成灾，漂没田宅人畜，为了自救，就把堤防修筑得更高、更多，然后把城镇稍作迁移，排除积水，居住下来。在这种状况下，自然就会经常发生被洪水冲没淹死的惨剧。而今黄河堤防，近的距河仅数百步，远的有数里，在旧有的大堤之内又修筑数重堤防，人们居住其间，这都是前代的排水设施。黄河从河内、黎阳至魏郡、昭阳，东西两岸都互有石筑的堤防，疾驰的洪峰受到石堤的阻挡，急剧回转，百余里之间，黄河两次向西猛拐、三次向东弯折，挤迫到这种程度，自然不得安宁。
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难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析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奸；且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
如今若实行上策，则迁移冀州洪泛区人民，决开黎阳遮害亭的堤坝，放黄河向北溃决，流入渤海。黄河西邻大山，东近金堤，依水势不会流得太远。洪水泛滥一个月，自然就会稳定下来。有人将会诘难说：‘如果这样，势必毁坏数以万计的城市、田地、房舍、坟墓，人民会怨恨的。’从前大禹治水，山陵挡路，则摧毁山陵，因此凿通龙门、打开伊阙、劈分底柱、击破碣石，使天地的原貌改观。而城郭、田舍、坟墓不过是人工所造，何值得提起！现在濒临黄河的十郡，每年整修河堤的费用，将近万万钱，一旦发生大的决口，将毁坏无数。如果拿出数年治河的费用，可以安置迁移的人民，遵照古代圣贤的作法，确定山川的位置，使神和人都各得其所，互不相扰。况且大汉国土广阔万里，何必与黄河去争那一点土地呢！这计划一旦实现，黄河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千年没有水患，因此称为上策。
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虽非圣人法，然亦救败术也。可从淇口以东为石堤，多张水门。恐议者疑河大川难禁制，荥阳漕渠足以卜之。冀州渠首尽，当仰此水门，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则开东方下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民田适治，河堤亦成。此诚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
至于在冀州地区大量修筑运河渠道，一方面可使人民用来灌溉良田，另一方面又可分减水势。虽然不是圣人的作法，但也是挽救危局的良策。可从淇口开始，往东修筑石堤，多设水门。恐怕有人会怀疑，黄河这样的大河，用渠道水门难以控制得住，而荥阳粮道运河的功能，就足可以验证。冀州灌溉水渠，从头到尾，正应仰赖于这种水门。各个水渠往往都要从这里取水分流。天旱则打开东方下水门，使冀州田地得以灌溉；一旦洪水到来，则打开西方高处的水门，分散水流。这种方法，可使民田得到适当管理，河堤也不会毁坏。这实在是富国安民、兴利除害、能控制水患数百年的办法。因此称为中策。
若乃缮完故堤，增卑倍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至于只是修理完善原有的堤防，把低的地方增高，薄的地方加厚，消耗人力物力没有止境，却仍然频繁地遭受洪灾。因此这是最下策。”
孔光何武奏：“迭毁之次当以时定，请与群臣杂议。”于是光禄勋彭宣等五十三人皆以为“孝武皇帝虽有功烈，亲尽宜毁。”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议曰：“礼》，天子七庙。七者其正法数，可常数者也。宗不在此数中，宗变也。荀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为设数。臣愚以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毁！”上览其议，制曰：“太仆舜、中垒校尉歆议可。”
孔光、何武上奏说：“应撤除的亲情已尽的祖先祭庙的名次，应当及时确定下来。请陛下与群臣讨论。”当时光禄勋彭宣等五十三人都认为：“孝武皇帝虽然功勋卓著，但亲情已尽，应撤除祭庙。”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却提出异议，说：“按照《礼记》，天子的祭庙应有七座。七是正规的数量，可以作为常数。被尊为‘宗’的，不在此数中，宗是变数。如果有功德，就被尊为‘宗’，因此不可预先规定宗的数量。我们愚昧地认为，孝武皇帝的功勋那样大，而孝宣皇帝又如此地尊崇他，不应该撤除他的祭庙！”哀帝观看奏议后，指示说：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的建议可行。
何武后母在蜀郡，遣吏归迎；会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盗贼，后母留止。左右或讥武事亲不笃，帝亦欲改易大臣，冬，十月，策免武，以列侯归国。癸酉，以师丹为大司空。丹见上多所匡改成帝之政，乃上书言：古者谅暗不言，听于冢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亲属，赫然皆贵宠，封舅为阳安侯，皇后尊号未定，豫封父为孔乡侯；出侍中王邑、射声校尉王邯等。诏书比下，变动政事，卒暴无渐。臣纵不能明陈大义，复曾不能牢让爵位，相随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过。间者郡国多地动水出，流杀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举错失中，号令不定，法度失理，阴阳溷浊之应也。
何武的后母在蜀郡，何武派府吏回家乡去接她。正逢成帝驾崩，府吏恐怕道上有盗贼，就留下没有继续赶路。哀帝左右亲信有人指摘何武奉养后母不厚道，哀帝也想更换大臣，于是在冬季，十月，颁策书罢免何武官职，命以列侯身份回到封国。癸酉（初九），任命师丹为太司空。师丹见哀帝对成帝的施政措施多有更改，就上书说：古代，新君居丧期间沉默不语，国家大事，悉听宰相处理。三年之中，不能改变先父的主张。先前，先帝的尸体棺柩尚在灵堂，就给我们这些臣属以及亲属任官封爵，全都赫然显贵荣宠起来。如封舅父为阳安侯，皇后的尊号还未确定，就预先封她父亲为孔乡侯，并解除侍中王邑、射声校尉王邯等的职务等等。诏书连下，政事变动仓猝突然，急剧得没有逐渐发展的过程。我固然不能公开表明大义，又不能坚决辞让爵位，随波逐流，凭空接受封侯，更增加了陛下的过失。最近，郡国多次发生地震，涌出大水，淹死人民。太阳和月亮昏暗没有光彩，五星也失去正常的运行。这都是举措失当，号令不定，法令制度悖于常理，阴阳混浊不清的反映。
臣伏惟人情无子，年虽六七十，犹博取而广求。孝成皇帝深见天命，烛知至德，以壮年克己，立陛下为嗣。先帝暴弃天下，而陛下继体，四海安宁，百姓不惧，此先帝圣德，当合天人之功也。臣闻‘天威不违颜咫尺’，愿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观群下之从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附何患不富贵，不宜仓卒若是，其不久长矣。丹书数十上，多切直之言。
“我看人之常情，若没有儿子，年纪虽然六七十了，仍然多娶妻妾广为求子。孝成皇帝深刻认识天命，明了陛下有至高的德行，以壮年之身，为公去私，立陛下为嗣子。先帝突然抛弃天下，陛下继位，四海安宁，百姓不惊，这是先帝的圣德，正合天人合一的功效。我听说：‘不要违逆天帝的威严，因为他离你只有咫尺之远。’愿陛下深思先帝之所以选择你为继承人的深意，暂且克制自己，亲自实行新君不言的古制，观察群臣如何从善向化。天下者，是陛下的私产，陛下的亲属亲信们又何愁不会富贵起来，不应该如此仓猝、迫不急待，那样也不会长久。”师丹上书数十次，言词多是痛切直率。
傅太后从弟子迁在左右，尤倾邪，上恶之，免官，遣归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复留迁。丞相光与大司空丹奏言：“诏书前后相反，天下疑惑，无所取信。臣请归迁故郡，以销奸党。”卒不得遣，复为侍中。其逼于傅太后，崐皆此类也。
傅太后的堂侄傅迁，侍奉在哀帝左右，特别阴险奸邪，哀帝很厌恶他，就下令免去他的官职，遣回原郡。傅太后知道后，大怒，哀帝不得已，只好又留下傅迁。丞相孔光与大司空师丹上奏说：“两个诏书的内容，前后相反，使天下人疑惑，无法取信于民。请陛下仍把傅迁遣回原郡，以清除奸党。”但傅迁终于没有被遣归，而且恢复了侍中的官职。哀帝受傅太后逼迫的窘况，都类乎此。
议郎耿育上书冤讼陈汤曰：“甘延寿、陈汤，为圣汉扬钩深致远之威，雪国家累年之耻，讨绝域不羁之君，系万里难制之虏，岂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诏，宣著其功。改年垂历，传之无穷。应是，南郡献白虎，边垂无警备。会先帝寝疾，然犹垂意不忘，数使尚书责问丞相，趣立其功；独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寿、汤数百户，此功臣战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业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动，国家无事，而大臣倾邪，欲专主威，排妒有功，使汤块然被见拘囚，不能自明，卒以无罪老弃，敦煌正当西域通道，令威名折冲之臣，旋踵及身，复为郅支遗虏所笑，诚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蛮者，未尝不陈郅支之诛以扬汉国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惧敌，弃人之身以快谗，岂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虑衰，今国家素无文帝累年节俭富饶之畜，又无武帝荐延枭俊禽敌之臣，独有一陈汤耳！假使异世不及陛下，尚望国家追录其功，封表其墓，以劝后进也。汤幸得身当圣世，功曾未久，反听邪臣鞭逐斥远，使亡逃分窜，死无处所。远览之士，莫不计度，以为汤功累世不可及，而汤过人情所有，汤尚如此，虽复破绝筋骨，暴露形骸，犹复制于唇舌，为嫉妒之臣所系虏耳。此臣所以为国家尤戚戚也。”书奏，天子还汤，卒于长安。
议郎耿育上书为陈汤鸣冤，说：“甘延寿、陈汤为大汉在边远的异域血战扬威，雪洗了国家多年的耻辱，讨伐绝域不服从中国的君主，捕捉万里之外难以制服的强虏，难道有谁的功劳可与他们相比！先帝赞美他们，因而发布公开诏书，突出宣扬他们的功绩，为此而更改年号，使英雄的事绩，传之无穷。与此相合，南郡贡献白虎，边陲再无警报，不用戒备。当先帝卧病在床，可是仍然念念不忘，多次派尚书责问丞相，催促他们迅速拟定功劳等级。唯独丞相匡衡，从中排斥阻扰，仅封甘延寿、陈汤数百户的采邑，使功臣战士大失所望。孝成皇帝继承的是前人已功成业就的基业，乘讨伐战胜之威，不须动一兵一卒，而国家安宁。可是大臣倾轧邪恶，意欲独专朝廷的权威，排挤嫉妒有功之人，使陈汤只身被拘入狱，无法向陛下剖白辩冤，终于以无罪年老之身，被抛弃在边陲。敦煌正当前往西域的通道，从前威震远方战无不胜的名将，现在一转眼却成了罪徒，还要遭受郅支单于残部的讥笑，实在可悲！至今奉命出使各国的使节，无不用击杀郅支单于的事情来宣扬汉朝的强盛。借助英雄的功绩去威吓敌人，却抛弃英雄本人，使进谗之人称心快意，难道不令人痛心吗！况且安定不可忘记危险，强盛必须忧虑衰弱。而今国家平时没有文帝累年节俭积蓄的大量财富，又没有武帝延揽的众多勇猛善战令敌胆寒的名将，所有的，只是一个陈汤而已！假使陈汤已经过世，没有赶上陛下当政的时代，尚且希望国家追录他的功劳，聚土高筑他的坟墓，以鼓励后来的仁人志士。陈汤有幸得逢圣世，现在距他立功的时间又不太久，如果再听信奸臣的谗言，用鞭子把他驱逐到偏远的边塞，使他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有远见之人莫不思量，认为陈汤的功劳，几世以来无人可及，而陈汤的过错却是人情难免。陈汤尚且落到如此下场，那么我辈之人纵使粉身碎骨，疆场捐躯，仍免不了还会受制于奸臣的口舌，被嫉妒之臣陷害成罪徒。这正是我为国家特别忧愁的地方。”奏章呈上去后，哀帝下令让陈汤回到长安，后来就在长安去世。
孝哀皇帝上建平元年（乙卯、前6）
汉哀帝建平元年（乙卯，公元前6年）
春，正月，陨石于北地十六。
春季，正月，北地坠落十六颗陨石。
赦天下。
大赦天下。
司隶校尉解光奏言：臣闻许美人及故中宫史曹宫皆御幸孝成皇帝，产子；子隐不见。臣遣吏验问，皆得其状：元延元年，宫有身；其十月，宫乳掖庭牛官令舍。中黄门田客持诏记与掖庭狱丞籍武，令收置暴室狱。‘毋问儿男崐、女，谁儿也！’宫曰：‘善臧我儿胞。丞知是何等儿也！’后三日，客持诏记与武，问：‘儿死未？’武对：‘未死。’客曰：‘上与昭仪大怒，奈何不杀！’武叩头啼曰：‘不杀儿，自知当死；杀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继嗣，子无贵贱，唯留意！’奏入，客复持诏记取儿，付中黄门王舜。舜受诏，内儿殿中，为择乳母，告‘善养儿，且有赏，毋令漏泄！’舜择官婢张弃为乳母。后三日，客复持诏记并药以饮宫。宫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儿，男也，上有壮发，类孝元皇帝。今儿安在？危杀之矣！奈何令长信得闻之？’遂饮药死。弃所养儿，十一日，宫长李南以诏书取儿去，不知所置。
司隶校尉解光奏报说：我听说许美人和前中宫史曹宫，都曾蒙孝成皇帝召幸而生下儿子，而两个孩子下落不明。我派官员追查，他们都报告说：元延元年，曹宫怀孕，同年十月，在掖庭牛官令舍生下一个孩子。中黄门田客将皇帝手诏拿给掖庭狱丞籍武，命令他把曹宫关到暴室狱，并吩咐说：‘不许问她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也不许问是谁的孩子！’曹宫说：‘请把我儿子的胞衣好好藏起来，你知道我儿是什么人吗？’三天后，田客又拿着皇帝手诏给籍武，并说：‘男孩死了没有？’籍武回答：‘没死。’田客说：‘皇上和昭仪大怒，你为什么不动手杀掉？’籍武叩头大哭说：‘不杀这个男孩，自知难逃一死；杀了，也是死！’便让田客代为呈递密封奏书，说：‘陛下还未有嗣子，儿子不分贵贱，请陛下留意三思！’密奏呈上去后，田客又拿着皇帝的手诏来取走了孩子，把小孩交给中黄门王舜。王舜接受手诏，把孩子带到宫中，为他挑选官婢张弃做乳娘，并告诉她说：‘好好喂养这个男孩，会有赏赐的。千万不可泄漏消息！’三天后，田客又拿着皇帝的手诏和毒药，让曹宫自尽。曹宫说：‘果然，她姐妹俩想独擅天下！我的孩子，是个男孩，额上有’壮发‘，跟他祖父孝元皇帝一样。现在我儿在哪里？她们会害他、杀他的！怎样才能让太后知道呢？’遂饮毒药而死。张弃喂养那个男孩，刚十一天，宫长李南就拿着皇帝的诏书，把孩子抱走了。此后就再不知下落。
许美人元延二年怀子，十一月乳。昭仪谓帝曰：‘常给我言从中宫来，即从中宫来，许美人儿何从生中！许氏竟当复立邪！’怼，以手自捣，以头击壁户柱，从床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当安置我，我欲归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为，殊不可晓也！’帝亦不食。昭仪曰：陛下自知是，不食何为！陛下尝自言：“约不负女！”今美人有子，竟负约，谓何？‘帝曰：’约以赵氏故不立许氏，使天下无出赵氏上者，毋忧也！‘后诏使中黄门靳严从许美人取儿去，盛以苇箧，置饰室帘南去。帝与昭仪坐，使御者于客子解箧缄，未已，帝使客子及御者皆出，自闭户，独与昭仪在。须臾开户，呼客子，使缄封箧，及诏记令中黄门吴恭持以与籍武曰：’告武，箧中有死儿，埋屏处，勿令人知！武穿狱楼垣下为坎，埋其中。
许美人元延二年怀孕，十一月生下一个男孩。赵昭仪对成帝说：‘你常常欺骗我，说从中宫皇后那里来，既然从中宫来，许美人的孩子从哪里生出来！难道许氏竟然要重当皇后吗！’赵昭仪十分怨恨，用手捶打自己，用头撞墙壁和门柱，还从床上自己跌到地下，哭泣不肯进食。哭叫着说：‘你现在就得安排我，我要回家！’成帝说：‘我今天特地告诉你，你反而发怒吗，真不懂你这是为什么！’成帝也不吃饭。昭仪说：陛下既然自认为对，为什么不吃饭！陛下曾亲口说：决不负你！现在许美人生了孩子，终究负约背誓，还有什么话可说？‘成帝说：’我是说因为赵氏的缘故，所以不立许氏，使天下没有人能在赵氏之上。你不用忧虑！‘后来成帝下诏派中黄门靳严从许美人那里把男孩子取走，装在苇草编的小箱子里，放到饰室门帘的南边。成帝与昭仪坐着，命侍者于客子解开苇箱绳子。一会儿，成帝令于客子和侍者都退出去，自己关闭门户，单独和昭仪留下。一会儿，打开门，呼叫于客子，让他封好箱子，并写下手诏，命中黄门吴恭拿着手诏和箱子去给籍武，并说：’告诉籍武，箱子里有死孩子，把他埋在隐蔽处所，不许让人知道！籍武在狱楼墙下挖了个坑，把死孩子掩埋了。
其他饮药伤坠者无数事，皆在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谨按：永光三年，男子忠等发长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孝元皇帝下诏曰：‘此朕所以不当得赦也！’穷治，尽伏辜。天下以为当。赵昭仪倾乱全朝，亲灭继嗣，家属当伏天诛。而同产亲属皆在尊贵之位，迫近帷幄，天下寒心，请事穷竟！丞相以下议正法，帝于是免新成侯赵钦、钦兄子咸阳侯诉皆为庶人，将家属徙辽西郡。
“其他强迫吞服毒药、堕胎等事，无法计算了，都发生在四月丙辰（十八日）赦令发布前。据我考察：永光三年，名忠的男子等发掘长陵傅夫人墓，罪行发生在两次大赦前，然而孝元皇帝下诏说：‘这种罪行是朕不应当赦免的。’于是严厉究治，全部伏诛。天下人都认为处理得当。赵昭仪倾覆扰乱圣朝，亲手杀害皇帝的继嗣，家属应受上天诛杀。可是她的同母兄弟姐妹都处在显贵的位置，迫近皇帝，使天下人寒心。请陛下严厉追究此事。”丞相及以下朝臣议决，认为应该依法制裁。于是哀帝罢免了新成侯赵钦和其侄子咸阳侯赵的爵位，全都贬为平民。将赵氏家属迁移到辽西郡。
议郎耿育上疏言：“臣闻继嗣失统，废适立庶，圣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见历知适，逡循固让，委身吴、粤，权变所设，不计常法，致位王季，以崇圣嗣，卒有天下，子孙承业，七八百载，功冠三王，道德最备，是以尊号追及太王。故世必有非常之变，然后乃有非常之谋。孝成皇帝自知继嗣不以时立，念虽末有皇子，万岁之后未能持国，权柄之重，制于女主，女主骄盛则耆欲无极，少主幼弱则大臣不使，世无周公抱负之辅，恐危社稷，倾乱天下。知陛下有贤圣通明之德，仁孝子爱之恩，怀独见之明，内断于身，故废后宫就馆之渐，绝微嗣祸乱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庙。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匮之计，又不知推演圣德，述先帝之志，乃反覆校省内，暴露私燕，诬污先帝倾惑之过，成结宠妾妒之诛，甚失贤圣远见之明，逆负先帝忧国之意！夫论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众，此乃孝成皇帝至思所以万万于众臣，陛下圣德盛茂所以符合于皇天也，岂当世庸庸斗筲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广将顺君父之美，匡救销灭既往之过，古今通义也。事不当时固争，防祸于未然，各随指阿从以求容媚；晏驾之后，尊号已定，万事已讫，乃探追不及之事，讦扬幽昧之过，此臣所深痛也！愿下有司议，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晓知先帝圣意所起。不然，空使谤议上及山陵，下流后世，远闻百蛮，近布海内，甚非先帝托后之意也。盖孝者，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帝亦以为太子颇得赵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傅太后恩赵太后，赵太后亦归心，故太皇太后及王氏皆怨之。
议郎耿育上书说：“我听说，皇位继承顺序失去准则，废嫡立庶，这是圣人立法严厉禁止，也是古今绝对不能容许的事。但是，太伯发现季历适合当王位继承人，便退下来，坚决辞让，甚至逃到吴、粤。这是特殊情况下的权宜应变之法，不应算作常法。太伯把嫡子的地位让给季历，以尊崇圣嗣，结果姬昌终于统一天下，子孙承业，达七八百年之久，功勋居三王之首，道德最为完备，因此尊号追加到始祖，称为太王。所以，世上必有非常的变化，然后才有非常的决策。孝成皇帝自知早年没有及时生下嗣子，考虑到，虽然暮年也有可能得皇子，但自己去世之后，孩子年幼，未能掌握国家权力，重要的权柄，必然控制在母后之手，母后过于骄横，就会贪欲无边，无所不为。少主幼弱，则大臣也不会俯首从命，那时如果没有周公那样的大臣忠心辅佐，恐怕将会危害国家，倾覆扰乱天下。先帝知道陛下有贤圣明达的品德，仁爱孝顺的恩义，独具慧眼，暗下决心，因此就不再去后宫美人们的住所，断绝了由于主幼而带来祸乱的根苗，一心想把皇位传给陛下，以保证汉家宗庙的安定。有些愚昧的臣子，既不能全力挽救国家的安危，制定长远大计，又不知推广圣王的恩德，遵循先帝的志向，却反复在禁宫内调查审讯，暴露宫闱的陷私生活。诬蔑先帝有惑于美色的过失，造成宠妾因妒嫉杀人。这样便大大地抹煞了先帝圣贤远见的英明，违背辜负了先帝忧国的本意！论大德，就不能拘于世俗的见解；立大功，不必与众人相合。这正是孝成皇帝高明的思维胜过众臣万万倍的原因，这也是陛下圣德广大正符合皇天选择的缘故。这岂是当世庸碌短识之臣所能理解的道理呢！况且赞美发扬遵循君父的美德，补救消除已往的过失，这是古今共同的大义。事情发生时，不在当时坚持力争，防患于未然，反而各自顺从迎合，阿谀献媚。等到先帝去世后，尊号已定，万事都已完毕，才开始深究无法挽回的往事，攻击宣扬宫闱幽深昏暗处谁也说不清的过错，这实在令我深深痛心！希望陛下把这件事交付主管官署讨论，假如正如我所说，就应该公开向天下宣布，使小民都知道先帝神圣旨意的起因。不然的话，白白地让诽谤言论伤害到先帝坟陵，再流传到后世，远达边疆蛮族和外国，近则传遍海内，这与先帝将后事托付给陛下的本意，大相径庭了。孝顺的人，善于遵照先父的遗志，善于完成先人未竟的事业。请陛下考虑。”哀帝也认为，当年能被立为太子，赵太崐后出了大力，也就不再追究此事。傅太后感激赵太后当年的厚恩，赵太后也倾心相结，因此太皇太后以及王氏家族都感到怨恨。
丁酉，光禄大夫傅喜为大司马，封高武侯。
丁酉（初四），任命光禄大夫傅喜为大司马，封高武侯。
秋，九月，甲辰，陨石于虞二。
秋季，九月，甲辰（十五日），虞地坠落两颗陨石。
郎中令泠褒、黄门郎段犹等复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复引定陶藩国之名，以冠大号；车马、衣服宜皆称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职；又宜为共皇立庙京师。”上复下其议，群下多顺指言：“母以子贵，宜立尊号以厚孝道。”唯丞相光、大司马喜、大司空丹以为不可。丹曰：“圣王制礼，取法于天地。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乱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为号者，母从子，妻从夫之义也。欲立官置吏，车服与太皇太后并，非所以明‘尊无二上’之义也。定陶共皇号谥已前定，义不得复改。礼：‘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无爵父之义，尊父母也。为人后者为之子，故为所后服斩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统也。孝成皇帝圣恩深远，故为共王立后，奉承祭祀，令共皇长为一国太祖，万世不毁，恩义已备。陛下既继体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庙、天地、社稷之祀，义不可复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庙。今欲立庙于京师，使臣下祭之，是无主也，又，亲尽当毁，空去一国太祖不堕之祀而就无主当毁不正之礼，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
郎中令泠褒、黄门郎段犹等又上奏说：“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都不应再把定陶藩国的名称，加到尊号之上。车马、衣裳服饰也都应与‘皇’的身份相称。应设置二千石以下官员在那里供职。还应为共皇在京师建立祭庙。”哀帝又将此建议交付臣下讨论，大多数官员都承顺哀帝的旨意说：“母以子贵，应该建立尊号，以重孝道。”只有丞相孔光、大司马傅喜、大司空师丹认为不可以。师丹说：“圣王制定礼，是取法于天地。上尊下卑的原则，是摆正天地位置的依据，不可以混乱。现在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为号，表示母从子、妻从夫的。要建立官属，设置官吏，车马衣裳服饰与太皇太后一样，是无法表明‘至尊不能有二’的原则的。定陶共皇的尊号、谥号前已确定，从大义出发，不能再改动。《礼记》说：‘父亲是士，儿子成了天子，祭祀父亲时，虽可使用天子的祭仪，但父亲的殡服仍必须穿士的服装。’说明儿子没有给父亲封爵的道理，是表示尊重父母。成为人家的后嗣，也就成为人家的儿子，因此要为人家穿不缝边的粗麻衣服守三年孝，而对生身父母，则要缩短守孝期，用以表明尊崇被继承人的祖先，重视正统。孝成皇帝圣恩深远，特意为共皇选定继承人，以承奉共皇一脉的祭祀，使共皇能长久为藩国的太祖，祭庙香火万世不灭，恩义已经备至。陛下既为先帝的继承人，身居嫡系大宗，承袭了宗庙、天地、社稷的祭祀，从大义出发，就不能再承奉定陶共皇，到共皇祭庙去祭祀。现在要在京师为共皇立庙，派臣下去祭祀，这是无主的祭祀。再有，皇帝的祭庙，当亲情已尽时，就应当撤除。白白放弃一个藩国太祖万世不堕的祭祀，而去趋就一个既无主，将来应撤除，又不符合正道的祭祀，这不是尊崇厚待共皇的作法。”师丹从此渐渐不称哀帝的心意。
会有上书言：“古者以龟、贝为货，今以钱易之，民以故贫，宜可改币。”上以问丹，丹对言可改。章下有司议，皆以为行钱以来久，难卒变易。丹老人，忘其前语，复从公卿议。又丹使吏书奏，吏私写其草；丁、傅子弟闻之，使人上书告“丹上封事，行道人遍持其书。”上以问将军、中朝臣，皆对曰：“忠臣不显谏。大臣奏事，不宜漏泄，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决，给事中、博士申咸、炔钦上书言：“丹经、行无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发愤懑，奏封事，不及深思远虑，使主簿书，漏泄之过不在丹，以此贬黜，恐不厌众心。”上贬咸、钦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朕惟君位尊任重，怀谖迷国，进退违命，反覆异言，甚为君耻之！以君尝托傅位，未忍考于理，其上大司空、高乐侯印绶，罢归！”
正巧，有人上书说：“古代用龟甲、贝壳作为货币，而今改成钱币，小民因此贫困，应该改变货币。”哀帝问师丹的意见，师丹回答可以改。于是把奏章交付主管官署讨论，主管官员都认为，使用钱币的时间已很长，难以仓猝地改变。师丹人老神衰，忘记了他以前说过的话，就又去附合公卿们的意见。此崐外，师丹让属吏书写奏章，属吏私自抄写了一份草稿。丁、傅两家子弟知道了，派人出面控告师丹说：“师丹呈上的密封奏书，街上行路之人都拿着副本。”哀帝问将军和宫廷官员的看法，都回答说：“忠臣不会显示他对君王的劝谏，大臣奏事的内容不应该泄漏。应该将师丹交廷尉治罪。”此案交付廷尉审理，廷尉弹劾师丹犯了大不敬罪。事情还未最后裁决，给事中、博士申咸、炔钦上书说：“师丹的经学和品行没人能赶得上。自近世以来，大臣能象师丹那样的很少了。由于师丹心中愤懑，呈递密奏，来不及深思熟虑，而命主簿书写，泄露的过错不在师丹。用这个理由把他贬黜，恐怕不能令众人心服。”哀帝命将申咸、炔钦的官秩各降二等。接着下策书罢免师丹说：“朕见你官位尊贵，责任重大，却怀诈惑国，言行违抗诏令，反复无常，言词矛盾，朕深为你感到羞耻！由于你曾担任过朕的师傅，不忍心将你依法究治。今交还大司空、高乐侯的印信、绶带，罢官免爵回家。”
尚书令唐林上疏曰：“窃见免大司空丹策书，泰深痛切。君子作文，为贤者讳。丹，经为世儒宗，德为国黄，亲傅圣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内未见其大过。事既以往，免爵太重；京师识者咸以为宜复丹爵邑，使奉朝请。唯陛下裁览众心，有以尉复师傅之臣！”上从林言，下诏，赐丹爵关内侯。
尚书令唐林上书说：“我看了罢免大司空师丹的策书，深深地感到痛心。君子作文章时，会为贤者讳言过失。师丹精通五经，是儒学一代宗师，品德高洁，是国家的老前辈，亲自教导辅佐陛下，位列三公，而所犯下的过失极其微小，海内之人都没见他有什么大错。事情既然已成过去，免爵的处罚太重。京师有见识的人，都认为应恢复师丹的封爵采邑，使他有机会朝见陛下。请陛下考虑大家的心愿，用以安慰报答当过师傅的大臣。”哀帝听从了唐林的意见，下诏封师丹为关内侯。
上用杜业之言，召见朱博，起家复为光禄大夫；迁京兆尹。冬，十月，壬午，以博为大司空。
哀帝采纳杜业的建议，召见朱博，恢复他的官职，任命为光禄大夫。不久，又升迁京兆尹。冬季，十月，壬午（二十三日），任命朱博为大司空。
中山王箕子，幼有眚病，祖母冯太后自养视，数祷祠解。上遣中郎谒者张由将医治之。由素有狂易病，病发，怒去，西归长安。尚书簿责由擅去状，由恐，因诬言中山太后祝诅上及傅太后。傅太后与冯太后并事元帝，追怨之，因是遣御史丁玄按验；数十日，无所得。更使中谒者令史立治之；立受傅太后指，冀得封侯，治冯太后女弟习及弟妇君之，死者数十人，诬奏云：“祝诅，谋弑上，立中山王。”责问冯太后，无服辞。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还谓左右：“此乃中语，吏何用知之？欲陷我效也！”乃饮药自杀。宜乡侯参、君之、习及夫、子当相坐者，或自杀，或伏法，凡死者十七人。众莫不怜之。
中山王刘箕子，幼年就患有眼病，祖母冯太后亲自抚养看护，不断祈祷，求神免去他的病灾。哀帝派遣中郎谒者张由去医治刘箕子的病。张由一直患有疯狂变态病，到中山国后，突然犯病，狂怒而离开中山国，西行返回长安。尚书用文簿一一责问张由擅自离开中山的原因，张由恐惧，就编造谎言，说中山国冯太后诅咒皇帝及傅太后。傅太后与冯太后都是汉元帝的妃子，傅太后追想旧恨，于是派遣御史丁玄去追查，调查数十天，没有结果，就又派中谒者令史去追查究治。史立接受傅太后的旨意，希图能因此立功封侯，于是究治冯太后的妹妹冯习以及弟媳君之，严刑拷问之下，死者竟达数十人。随后史立诬告上奏说：“冯太后进行诅咒，阴谋害死皇上，好另立中山王。”但审问冯太后时，并没有认罪的供辞。史立说：“当年熊扑上殿时，你何等勇敢，今天又害怕什么呢？”冯太后回宫后对左右说：“挡熊之事，是旧时宫中的话，这个官吏怎么会知道了？这是宫中有人要陷害我的证明！”于是服毒自杀。宜乡侯冯参、君之、冯习和她的丈夫、儿子，凡被牵连进此案的，或自杀，或受刑被诛，死者共十七人。人们无不对此感到哀怜。
司隶孙宝奏请覆治冯氏狱，傅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隶，主使察我！冯氏反事明白，故欲抉以扬我恶，我当坐之！”上乃顺指，下宝狱。尚书仆射唐林争之，上以林朋党比周，左迁敦煌鱼泽障候。大司马傅喜、光禄大夫龚胜固争，上为言太后，出宝，复官。张由以先告，赐爵关内侯；史立迁中太仆。
司隶孙宝奏请重新审理冯氏一案，傅太后怒气冲冲地说：“皇帝设置司隶崐，是用来追查我！冯氏谋反事实明白，孙宝却故意要挑剔，来宣扬我的过错，我应当被治罪！”哀帝顺从傅太后的旨意，把孙宝关进监狱。尚书仆射唐林为孙宝争辩，哀帝却认为唐林营私结党，把他贬为敦煌鱼泽障候。大司马傅喜、光禄大夫龚胜，坚持为孙宝辩护，哀帝把情况禀告傅太后，才释放孙宝，官复原职。张由因首先揭发逆案的功劳，赐爵关内侯。擢升史立为中太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