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百年辛亥，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尚欲打造一百尊孙中山铜像来纪念百年辛亥革命，而我又何尝不能用一百章来纪念一百年的辛亥革命呢？尽管我这样的考虑在孙女士之前就有，并无参照系，但说明了大凡碰大事，此心同此理亦同的现象，当有其不谋而合的共同特征的。
在写这部书时，为了尽可能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所花耗的时间相对于过去撰写《帝王的手段》，以及《我们时代的历史人物》就更长些，故从去年三月至今年六月初才脱稿，当真有“应是绿肥红瘦”的感觉。
一部百年历史的长篇画卷完成了，辛亥革命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充满着改良、革命的，为推翻封建帝制的英勇无畏的画面，在写作的过程中感染着我，激荡着我，让我思绪万千。
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奋生奋死地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体制的中华民国。然而，这个史称“第一共和”的中华民国却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虽然赶走了一个皇帝，废除了帝制，但广大人民并没有“当家做主”，仍然受到专制统治。共和政体的概念是，国家元首和权力机关必须由人民定期选举产生，各党领袖竞争执政，共同治理。但从袁世凯到蒋介石都没有走出这一步。迈不出这一步，难免“天下共击之”。
如今，两岸虽说还是“南北朝”现象，但，一个大变局的形势又将来临了，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也更理性了，因此，所谓“一场合乎法律秩序的革命”——走向共和统一，应该是必然的了。
在这样一个现实的基础之上，我认为，国共两党应该是再度牵手的时候了，而且应该是走向融合，彼此不再分你我；祖国两岸也是该统一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合力共建中华的完美的共和，共同为祖国的强盛，人民的幸福奋斗。
我希望在两岸共同纪念辛亥革命百年活动之际，双方迈出统一融合坚定的卓有成效的步伐！
这部历史长卷的完成，非我一人之功。在此我要向所有为此书出力的老师和朋友们致以真诚的谢意！
还是在去年春天，我和来京的挚友范道鉴与在京的老朋友王杨礼在香山“红翻天”吃饭，应了“酒过三巡”的俗套后，老王忽然说起明年是百年辛亥，应该写写这个历史，他此话一说，便博得辛亥革命后裔范君的击节叫好。
老王说：“我是没时间写，不妨由敏鹏写吧。”我也是对辛亥革命甚感兴趣的人，便满口应承下来。范君说：“要写得真实，比如讲啊，这第一枪是怎么打响的？有偶然的还是有准备的呢？单这就困扰百年的话题，敏鹏你要把这个历史细节搞清楚。”我说好的。王公也说：“历史是有推手的，要把谁是真正的推手也弄明白了。”我说好的，并当下说了一个书名，叫《历史有那么一说》。他们认为行。
殊不料，有天和老李（智英）一起到研究孙中山的友人段振坤家去座谈写辛亥革命的事时，他的夫人陈春园说：“张老师，你这书名太柔和了，与辛亥革命的革命历史不太相吻合，我看书名一定要刚一点，别太文学化，不要写得像是《明朝那些事儿》。”我想想也是，辛亥革命，就是把几千年来的帝制推翻了的，忖度至此，便说出了现在的书名：《帝制的崩溃》。当时大家都认为好。
之后，我写了几个章节给出版社的李青主任看，李主任对反映百年辛亥革命的题材很感兴趣，并提议设副标题：“辛亥革命百年史话”。这样一来，就起到了在为两岸纪念百年辛亥革命的焦点时刻，有了恰到好处的亮点，因而，也使我更能够把握住对这本书的表述。值得一提的是，在写作此书时，李主任还亲自大费周章地几经琢磨推敲，大至章节标题，小至结构行文，无不及时指点迷津，乃至几易书稿，方有现在通俗、生动、真实而细致地诠释了无人问津过的百年历史新视角新史话的读本问世。这对历史，是种道义；对历史人物，是种慰藉；对现实，是种担当；对读者诸君，是种纯净的精神分享，至于对我，是写作的愉悦。鉴此，仅向李主任深表敬谢！
2010年五月，回武汉和老友董宏量（著名诗人，《武钢文艺》主任）见了一面，他说不如跟他一起写有关辛亥的《首义园的故事》，稿费千字百元，那是由文联派他写的。但因写这本书，故未接受，今顺此向董公表示歉意。
今年早春二月，跟民革的萧俊博士打了个电话，萧博士说他正要到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熊秉坤之子熊辉家去，他问我去不去？我自然欣然答应去。这一去，也就充实了本书的历史细节上的真实性。尤其是，84岁高龄的熊老先生跟我说——实际是向我指出：武昌起义，主要是由武汉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新军起义的，并强调：“我父亲是共进会党人。你要把共进会写进去。”当书稿终于脱稿后，我由京返汉，6月6日，和萧俊博士再次来到熊公府上，请他题词，熊老先生刚从台湾回访归来，他闻罢欣然命笔：“走向共和百年”。之后，熊辉先生还兴致勃勃地写下《武昌枪声》的叙事诗给我，并嘱我“设法放到书上去”，因诗太长，今择一段如下：武昌枪声，打出了四万万同胞的豪气，宣告了数千年帝制的灭亡，打出了东方第一共和国，打出了新时代走向辉煌。武昌枪声，是三楚铁血雄风，传送中山火炬棒，是天下为今先天下的歌！是复兴中华不朽的共和乐章！鄙人的书，能博得打响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第一枪的熊秉坤后裔题字，且能得到熊老的史诗，该是极大的殊荣，在此，特向熊辉先生浩表诚挚的敬意！并向引见者及自始至终大力支持者萧博士表示由衷的谢忱！
另外要说说的是，我另有位相知甚深的20多年的朋友罗公时汉，他在《长江日报》供职，国家一级作家，历年有所著作名世，其去岁末写的《城市英雄》，蒙诗人周贫君转送与我作参考资料，受资不浅；又李公智英，他将其友、著名作家伍立扬写的《暗杀时代》送我参考，亦享资一番；其他凡所有关辛亥革命的资料，鄙人也有所引用，今借付梓之际，顺及一并敬谢！
最后，谨向凡所支持我写作这部书的先生、女士、朋友，敬致走向共和之谢意！
2010年3月初始写于北京；
2011年5月底脱稿于武汉；
2011年9月定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