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发风潮难禁，也波及政府的军队。
例如，1904年时为国防副部长的袁世凯，他也因为练兵处要改军服、军帽，而辫子成为障碍时，也请求朝廷同意剪辫，但没有允许，士兵只好将辫子盘在军帽中。
到了辛亥革命的头一年，中央军咨大臣载涛得知禁卫军中有剪辫的，也只好听其自由而不去禁止。
地方城防部队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相当于旅团长）黎元洪的部下多有剪辫的，他不但不追究，反而说：“今尔毅然剪去，免猪尾之讪笑，导文化之先机，匪惟社会所欢迎，亦即予所崇拜也。”黎元洪后在辛亥首义时被革命军搜查出来，并委令他为革命军政府都督的次日（十月十二日），他就毅然决然地剪掉辫子以示决心。
袁世凯呢，据作家罗时汉在《城市英雄》称：“当袁世凯的辫子在清宣统退位的当晚（1912年2月12日）‘咔嚓’一声剪去，还留着‘豚尾’的恐怕只有张勋‘辫帅’和他的军队了。”
有位叫蒋廷黻的湖南人在回忆他在1909年夏于湘潭一家基督教会读书时说：
我在靖港和家人及一些学徒把辫子剪掉了。辫子是满洲人逼着汉人留的。留辫子就代表忠于满族。满清末年，它一变而成为奴隶的象征。
我必须说明，在当时我对辫子的种种实在无甚了解。我剪辫子只是想表示要做个自由人而已。
蒋的自述也道出了很多人与时俱进的剪辫心态。
《读库》上有学者傅国涌写道：断发之风已到了高潮，“到了1911年10月10日，风暴即将来临，武汉三镇风声鹤唳，老百姓忙的是剪辫子的‘仪式’。因为怕‘变天’，有人主张先剪去一半；有人主张四边剪去，只留中间一把，依旧打辫子，盘起来，藏在帽子里；更有人主张等过了年看个好日子再剪，也有爽快变成和尚头的。”
哪怕是到了十月中旬，武昌革命已起，国家邮传部还给各支部、税务处发公函，要注意“无辫及形迹可疑之人”。
但在剪辫之风日烈之时，也有不少革命党人如陈其美、谭人凤、邹鲁等人，也是不剪的。为的是“为了不引起注意，便于活动。”
时至1912年3月5日，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了（《大总统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文告有段话说：“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违法论。该地方官毋稍容隐，致于国犯……”
断发剪辫，成了反清复明的先声，也成了推翻帝制，创建民国的革命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