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进行时，是辛亥前头的必然过程。
我们不能忽略历史的细节。
尽管端方他们为出国考察立宪问题而遭到革命党的恐怖袭击，可是，慈禧并没有因这恐怖的革命活动而停止考察宪政。不久，她又另派达寿使日，汪大燮使英，于式枚使德，再次考察宪政。随后宣布筹备中央资政院、各省设立谘议局，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
宪政编查馆的馆员杨度（1874一1931，湖南湘潭人，字哲子），是反对开办新学、被誉为“一代经师”的王闽运（1833—1916，湖南湘潭人，字壬秋，又字壬父，因书斋名湘绮楼，故号湘绮；不事政治，从事讲学，民国元年被袁世凯聘为国史馆馆长）门生。在杨准备赴日留学时，他劝阻无效后感慨道：“读书不能改变人的气质，习俗之染甚于师友之言，时势使之然也。”
杨度是善变的、才高气傲的立宪派人物。梁启超很赏识他，曾去信对在美的保皇党领袖康有为讲：杨是留日学生会总会馆干事长，“才似谭嗣同”，公来日，“当于国士待之”。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报告正是杨度代起草给慈禧看的。之后，他以“宪政公会”会长的身份被政府收编回国。在日期间，他与章士钊结为好友，并促成同乡华兴会会长黄兴同兴中会会长孙中山相识。
杨度以鼓吹宪政救国为己任，反对暴力革命。但他首鼠两端。孙中山寓居日本横滨，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救国而积极奔走。他对才华横溢的杨度也十分器重，曾在永乐园宴请应邀前来的杨度，再次劝杨加入同盟会的革命组织，但杨不同意，认为中国宜实行君主立宪，不宜搞民主革命，彼此辩论多时，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杨度拉起孙的手说：“我主张君主立宪，我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主革命，先生成功，度当尽弃我的主张，而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日后，勿相妨碍吧。”
孙中山不禁苦笑。不久，杨度被召回国助宪。原来，他早就被张之洞与袁世凯看中，向慈禧奏称杨度是“精通宪法，才堪大用”的人物，由于他们力荐，他才得于进宪政编查馆任“提调”（相当于副馆长），协助他们宣传君主立宪的。
慈禧得到立宪的国土，并没有心安理得。她深深了解汉臣的“鬼气”——战国时代的鬼谷子，他培养的苏秦、张仪，奔走于各国，凭三寸不烂之舌纵横捭阖，闹得各国帝王没有一天不紧张兮兮的。而杨度也的确是把自己当成类似的纵横家。慈禧并不会忘记杨度作为会试举人，当年也参与了康粱“公车上书”的。她是太了解汉人了，她估摸过但凡要求立宪的，全是汉人，但自八国联军干涉内政，而国人（资产者）皆弃她而去时，她不得不姑且为之。然而她仍然警惕有加。
因为她至少了解到杨度是被梁启超称为“国士”的人才，像这种人能不使她担心吗？“国士”，是司马迁心目中的韩信，他说：“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土无双。”可谓国土难求，但他却有野心，最后让吕太后杀了。杨度有首《湖南少年歌》，在日本被梁启超发表在他办的《新民丛报》上，其中有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明显有为湖南人谭嗣同申冤抱屈的意思。慈禧随时都有这些人的第一手资料。据她所知，五大员考察的立宪报告，皆出之杨度手笔。例如《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实施宪政程序》等。她不怪载泽、端方他们，请人捉笔的事自古有之，满人无才无能，她早就了然于心：国家承平日久，满官骄奢自满。在她的手上，满洲贵族的统治权，实际上已有一次落到汉族文人士大夫手中，由于太平军的叛乱，政权落入中国文人学士名义上的首领曾国藩，在他之后是李鸿章，李因中日战争倒台之后，满人荣禄（1836一1903，满洲正白旗人，瓜尔佳氏，字仲华，荫生出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慈禧所宠信，维新变法得袁世凯密报，帮慈镇压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期间，出任军机大臣，节制北洋海陆各军，曾屡请镇压义和团，派兵保护外国使馆）重掌政权。在荣禄死后，庆王奕勖继之成为满洲贵族的领袖，但这人也没什么才德，辜鸿铭在《高贵的精神》中这样描述他：
庆王从其所栽培和庇荫下的那些有油水可捞的下属那里接受的礼物，说白了也就是他受贿的事实，看过了头。其实，庆王并不像李鸿章那样，对钱财本身怀有卑鄙无耻的贪婪之心，而是他身上那种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使得他无所顾忌地从其保护人那里接受礼物和金钱，正如臭名昭著的罗伯特·沃波尔爵士（1676—1745，英国民主党领袖，两度任财政大臣，成为内阁事实上的掌权者）的犬儒主义使他在他那个时代容忍和庇护英国的“假公济私”一样。沃波尔爵士曾说：“每个人都有他的价值。”庆王则说：“我的身后事，1与我无关。”在庆王看来，如果一个无望世界上的无望政府……他这个老头子就要依靠自己来为自己及一家捞外快了……因此，一个国家的贵族阶级，像中国的满洲贵族和英国的上层阶级，因为他们缺乏知识修养，一般说没有思想且无法理解思想，结果也就无法解释和说明现实。
但现实又需要中央政府作出回答。“当文明相遇、冲突和碰撞之时，一个民族旧有的社会秩序、生活方式与习惯，就像大地震中的陶器一样很容易破碎，在这样的时代，人们突然面临新的现实，他们不得不对其作出正确的解释和说明”。然而慈禧自己解释不了，说明不了。她的满系集团也做不到这点。
只好把解释的权力，移交给袁世凯的幕僚、一个潜心研究过君主立宪的杨度身上。她深知，现今许多高级满官对立宪问题仍然是持保守态度的，而且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因此她想请杨度给这些人补补课。此前，据《杨度外传》称，1907年的初秋，慈禧先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袁世凯和奕勖入对：
西太后端坐御座上，向坐在一侧的光绪皇帝冷冷地瞅了一眼，便问奕助：“你们的立宪活动跟皇帝当年的戊戌变法是不是一样？”
奕助磕了个头，跪奏：“奴才认为不一样，当时康梁是乱法，不是变法。目前是变法，是根据祖宗成法，又参照外国宪法来立宪的。”
奕勖想到了袁世凯的嘱托（这是作者的误断，实际上是慈禧太后的策略，让奕勖设法套住袁世凯，由袁提出讲课的人选，奕勖不过是陪衬的人物，这样，将来出了问题是汉官的，不出问题是满官的，于是，找个替罪羊就从汉官里找，自家免遭满族亲贵的猜疑忌恨——古敏按），又奏道：“奴才启奏太后，目前推行立宪，王公贵族因不了解立宪是抵制革命的手段，而疑惧丛生。奴才之意，可派精通宪法的讲师为王公贵族讲解宪法要旨，既可让大家消除疑虑，又可减少立宪的阻力。请太后圣断！”
西太后对袁世凯是恩眷优渥的，便转向袁世凯：“依你之见呢？”
他叩头奏道：“臣赞同奕勖的奏请，能实行立宪，实是朝廷之福，一来可以像日本那样万世一系，皇室永固；二来可以打击革命党，只要全国拥戴朝廷，孙文、黄兴的革命活动就无所其技了”他这番话是回奏太后的，却有意无意地又像是奏给光绪皇帝听的。他继续奏道：“臣还保举沈家本（1840—1915，浙江吴兴人，字子谆，号寄移，光绪进士，时任修订法律大臣、大理院正卿）、杨度为王公亲贵讲解宪法。……派他们为讲师，必可胜任，伏乞太后恩准！”
于是，杨度得到颐和园谐趣园讲授。但并不令杨度满意，遭到了“这群颟顸、昏庸的王公大臣”的挖苦嘲笑。因此，他想——《杨度外传》的作者替他想：跟这帮养尊处优的人“谈立宪救国，到底会有什么用处呢”？
的确没用处。
故自“调入中央机关的杨度，依然像流亡在异国的‘反对党干将一样的不‘老实’，而且利用职务之便公然‘以权谋私’，成为国内鼓吹召开国民会议的第一人（见李洁《文武北洋》）”。显然，慈禧是鉴于形势逼人，只好虚晃一枪而已。但她没想到，汉人是不愿意听见“狼来了”而狼又不来的寓言的。这比“叶公好龙”的故事更可怕。然而，我们无法了解慈禧当时的心态是不是本来就是有诚意，或许只是由于某种什么因素而使她望而却步，乃至给人那种“忽悠，接着忽悠”懊恼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