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为梁启超代拟然而，梁启超不为所动，他坚决站在孙中山革命的对立面，铁定心要走立宪道路。不过，梁的坚定不移地搞立宪，另有一番意境——不为时人所知的内幕，包括慈禧都不知道就里。此内幕就是，1905年11月，载泽再次受命危难之时赴欧美考察宪政，他在日本秘密会见了梁启超，梁接受了代他拟了一个立宪的方案，载泽于次年回国后，他便把这个李代桃僵的方案，成了他的考察宪政的心得报告递请慈禧披阅，即《奏请宣布立宪密折》。密折如下：
奴才那些日子回到北京之后，曾经上了一个奏折，恳请国家改行立宪政体，以安定人心而维持大局。仰蒙皇太后、皇上两次召见，询问臣等出洋的详细情况，并告知朝廷本无成见，而是以至诚之心，择善而从，力行中庸之道。奴才为此感到十分欣喜。十多天以来，奴才日思夜想，认为颁行宪法，有利于国，有利于人民，而最不利于官吏。如果不是出于公心忠诚为国谋划大计的官员，就不能抛弃私心、破除成见，就必然有一些人为反对立宪而游说，以荧惑圣听。因为宪法制度一旦确立，外省的督抚和中央的各大臣，其权力都必然不能再像往日那样重，利益也不会再像过去那样优厚，所以，他们会散布一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言论，以便于无形之中阻碍宪法的制订。他们并不是真心地爱护朝廷，而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力和自己的私利。考察他们反对立宪的主要理由，则以防止立宪可能会对君主的权力造成损害相标榜。殊不知，君主立宪的根本意图在于尊崇国体，巩固君权，并不会对君权造成损害。
考察日本的宪法，再证以伊藤博文候爵和穗积博士的言论，可知在实行立宪之后，君主的大权共有十七项。
由此可见，凡国家的内政外交，军备财政，对官员的赏罚升降，对臣民的生杀予夺，以及对于议会的操纵，君主都握有统治之权。日本君权的完全严密，不存在丝毫下移的情形，甚至超过了中国，真让人感到惊讶。
以现在的时势而言，立宪的好处最重要的有三条：
第一，立宪可以使皇位永固。在立宪国家里，君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他不对行政负责任，而由大臣代为负责。即使偶尔发生行政失误，或议会反对政府，或议会弹劾政府，不过政府各大臣辞职，另立一新的政府而已。所以，首相可以朝夕改变，而君位却万世不变。这是好处之一。
第三，立宪可以消弭内乱。近来租界和沿海地区，会党纵横，更有甚者竟提倡革命。察他们所用之以煽惑人心的言论，不外是说：“现在的专制政体专门压制人民，官吏都是民贼、贪人，人民成为他们的鱼肉，无以为生。”因此，追随他们的人多，况且会党中人又是追随有主张的人。现在如果实行立宪，那便是世界上所共称的公平正义，是最文明的制度。这样，煽动革命的人即使想制造舆论，也难于找到借口了。
他们想发难而没有人追随，那么，就用不着我们去逮捕革命党人，革命之势也会冰消瓦解。这是好处之三。
立宪的好处这么大，对于及时推行立宪，我们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可能有的人会认为，中国人现在的开化程度还不足以实行立宪。可他们不知道，现在宣布立宪，也不过是明确宣告朝廷的立宪宗旨，以此作为立宪的预备，至于实行立宪的具体日期，则是可以宽以年限的。日本于明治十四年（1881年）宣布立宪，直到明治二十二年才召开国会。
我们可以仿效他们的办法。况且，如果中国一定要等到具有了足够的进步程度之后才颁发明诏，推行立宪的话，恐怕在此预备期间，那些知识不完全的人固然有待培养，而那些思想已经启蒙的人则会生出怨恨．和愤怒，甚至激成异端邪说，破坏国家的法纪。因为人民的进步程度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只有宣布立宪，树立推行宪政的政治风气，或许可以使人民的思想归于统一，不受异端邪浼所影响。这样既能维系那些希望国家稳定者的人，又能用来养成人民接受宪政统治的人格。可见，现在应当明昭宣布立宪，不能用人民的程度不够为理由来加以阻拦。
梁启超的如椽大笔，成为中央立宪派的秘密高级枪手。另一位仅次于他的秘密枪手则是如前所讲到过杨度。据田邀《杨度外传》描写：
原来五大臣出洋考察立宪，走马看花走一趟并不难，难的是回国之后如何向朝廷交代。总要弄个书面报告才行呵，这可使昏庸腐朽的五大臣抓了瞎，怎么办？作为随员之一的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县人，光绪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早年参加过谭嗣同办的南学会和梁启超主讲的时务学堂，戊戌政变时被革职，禁锢于家，这次得到端方的引荐，充当出洋考察宪政的参赞——古敏按），看到五大臣天天发愁，便上了个条陈，说当今精通宪政的人，一是梁启超，一是杨度。
梁启超是朝廷罪人，当然不便找他，唯一的办法是找杨度。
作者还说，他之所以请梁启超写，那是因为杨度觉得：“做一个建造宪政大厦的设计师，谈何容易啊！他想起了梁启超”，于是，“目空一切、自命不凡的杨度，对于比他高明的人还是买账的，对梁启超也是如此。他暗暗打定了主意：请梁启超啃那个大题目（指《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请他做枪手的枪手，捉刀人的捉刀人。”真相与否，没法考证。但《百年苦语》只说载泽他们一行“在日本请梁启超拟了一个立宪方案”，具体何人请梁，也未说明。而《中国事典》则称：“出洋考察宪政的大臣先后回国，他们将在国外请梁启超等人草拟的有关宪政的报告上复朝廷，请行立宪。”
问题不在于哪一位请梁写政府立宪报告，而在于下面的政要官员明知梁还是个“朝廷罪人”，却仍然在背地里请他捉刀宪章，而梁欣然命笔，义无反顾的立宪调子越来越高，那就是不言而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