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慈禧对她所仰仗的中央高级官员是宽厚的。她由中年至晚年，都倚重并信奉的只有李鸿章与张之洞这两个搞洋务的汉官，人们是怎样评价这两人的呢？
台湾作家高阳在《手掌上的夕阳》上写道：“至于李鸿章，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生门故旧，遍及天下，廷及后世，淮军系统文武一直在北伐以前的政局中居于主导地位，自然要出全力维护他们的这位‘大菩萨’，哪里会承认他在俄受贿，以及开门揖盗等等，这些‘佛头着粪’大煞风景之事？”
洋务派和立宪派，都是以权贵集团为利益的派别。洋务派为统治集团带来丰富的物质生活，带来近代生活的便利，但这只是少数人的便利，如精心营修的皇家园林颐和园早就灯火辉煌，这个“现代化”，是“从外国购买、安装电灯多着李鸿章经办”。而且，当时的连接各个城市的铁路线，在内河航行的轮船，一个比较完整的邮电系统、国家银行、银币，作为通信中枢的电报和电话，对于晚清的中国人来说，按理说应是幸福的新时代的明显标志。
然而，大多数人感觉不到，因为那样的物质文明，不是道义层面的，洋务运动的人物，在历史上，没有崇高的地位。
美国作家阿瑟·史密斯（1845—1932，中文名明恩溥，传教士作家，在那个年代在华居住了22年），他在《中国人的德行》一书中写道：“或许这就是张之洞呈递主张修建铁路的奏折时，脑子里半成型的想法，他认为铁路可排除河道运输可能发生的许多危险，‘例如水手的偷窃行为’。然而，物质文明的积累能够消除道德弊病吗？铁路能够保证其雇员和老板都诚实吗？……在中国，物质文明不会创造出西方那样的环境，除非创造西方环境的因素，能够在中国产生同样的结果。”他要得到的结果是，要把“投票箱引入中国”，“以使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因此，史密斯在1906年返美后，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午宴上，他向总统建议美国可以退还庚子赔款给清朝：办法“就是把20000万的庚子赔款要用在于中国有益的事业，特别是供给中国的学生到美国来留学”。总统将这一建议提交国会，终于通过，这个退款成就了清华大学的创办。“其他各国也都跟着美国的脚步把庚款一一退还中国了（潘光旦语：《中国人的特性》）”。
但慈禧本人，她原本是仇恨外国人的，可是，由于她的对敌宣战未能得到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响应支持而导致以后只能向外国人谢罪、忏悔，并不向国人谢罪、忏悔，给她带来不仅是忧伤，而且是羞辱。她虽为许景澄等人平反昭雪，但人心被伤害了，特别是代表下层人民的义和团，因为帮她“扶清灭洋”，反遭问罪砍杀，哪还有谁会帮她呢？
美国公使夫人萨拉在她的传记中说，慈禧曾在她从西安返京后，宴请了公使夫人，萨拉当时向慈禧鞠躬之后，代表公使夫人向慈禧致辞：
“不幸的局势曾使您抛弃美丽的北京，但现在一切都已圆满结束。”慈禧控制着自己的声音，说：“我非常抱歉，为发生了这些不该发生的事情感到痛心。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大清国从今以后会成为外国人的朋友。同样的事情将来不会再发生。大清国会保护外国人，我希望将来我们能成为朋友。”
虽然慈禧也善于搞“夫人外交”，而且也有摇尾系统们在帮衬她，但仍抵不住“晚来风急”。
慈禧是个有铁腕的帝国女人。
她有点像美国作家荷德兰在《慈禧与光绪》一书中所描述的：
从慈禧摄政之后所采取的政策来看，人们不会不感到，她完全明白自己曾经做过咸丰皇帝的夫人，现在是同治皇帝的母亲的这个皇室，正在腐烂……皇室的腐烂，外国的蚕食，再加上汉人对满族统治的反抗，使慈禧太后意识到，想保住她的人民和这个朝代，必须要由一只比她丈夫有力的手来掌舵！这只有力的手，在慈禧太后看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而且也只能是自己。
《上海闲话》上披露：
至最近辛亥数年之间，政府以预备立宪蒙人民，而内幕之腐败愈甚。
腐败与堕落，这是慈禧很难遏制的一条河。作为革命派人物章太炎在她七十岁的生日时，发出指向她的辛辣矛头：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啼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
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日蹙，每逢万寿祝疆无。
章太炎是逢清必反的革命党人，他的声音代表了革命党人的“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