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刘杨”是三个革命党人的姓。
武昌至今有“彭刘杨路”，在阅马场也有他们的雕像。
当张謇走出武昌城的这天早晨，彭刘杨三人相继牺牲。头天——10月9日深夜至10日凌晨，总督瑞潋都忙着组织军法会审彭刘杨。假如张謇是10月10日离开总督的，那么他应该知道此事，可是他的日记却是“阙如”。说明其中有隐情，但此“阙如”之“隐情”，不是我要研究的，也非关本书的宏旨。
彭刘杨之死，只不过使酝酿已久的武昌起义提前爆发。
但酝酿武昌新军起义，也不是偶然的。
首先，彭楚藩是日知会的人。
日知会是什么性质的会？这得先讲讲。
日知会的首领是刘静庵。
刘静庵（1876——1911），湖北潜江人。原名贞一，一名大雄，字敬安、敬庵。曾任武昌新军管带营中任秘书，曾参加武昌科学补习所，因谋响应黄兴等长沙起义，事泄后被逐出军营。
1905年担任美国教会圣公会阅览室“日知会”司理，次年1月，以此名作为组织的名称。
刘静庵吸取武昌科学补习所的教训，认识到搞革命不能急于求成，采取军事冒险或经遭受顿挫后便悲观消极，甚至转而采取个人恐怖的手段。要“唤起革命”，必须“灌输知识”，将革命深入人心。所以把“日知会”作为集结同志的秘密革命团体。
日知会的会员熊十力等在黄冈（今黄州市）军学界讲习所，梁瀛洲等组织群治社和明新公学，彭养光等组织安群公益社，团结湖北各界有志推翻清廷的青年。
1906年底同盟会派朱元成、胡瑛、梁钟汉等来与刘静庵联系，准备策动响应在江西、湖南交界的萍乡、浏阳、醴陵地区的大规模起义。
这年12月26日，他们在汉阳伯牙琴台（今琴台公园）开会。
这次起义，主要是萍乡的矿工、浏阳的会党和醴陵的兵勇，他们借灾荒发动起义，仅安源煤矿就有5000人参加，义军曾控制四五个县，但还是被清军残酷镇压。
1907年1月，因叛徒的出卖，首领刘静庵、胡瑛、朱元成、梁钟汉、张难先、吴贡三等9人被捕，孙武得到消息后“连夜避往汉口柏泉家中”。
本来清廷要在腊月二十六全部问斩，在这危急关头，圣马可公会主教吴施德致函湖北巡警冯启钧，要求出示罪证，否则立即放人。一面电告北京的美国公使，“促其务必疏解”，并向美国政府报告，请国务院转电美驻北京公使与清廷交涉。清廷迫于压力，于1907年2月7日电令湖广总督张之洞：“对刘静庵等人从缓办理。”于是，刘等免除了死刑。
刘静庵在狱中备受酷刑，坚贞不屈。他在武昌起义爆发三个月前的6月12日病逝狱中。刘静庵生前有两句诗：
敢是达才须磨炼，故教洪炉泣精金。
他给其母金氏留下《几回梦》遗诗：
几回梦里回家去，
拜见阿爹和阿娘。
绣幞慈颜依旧好，
画堂春色末更常。
牵衣握手咽难语，
集喜丛悲感倍怆。
忽儆谯楼更鼓紧，
园扉回顾泪阑干。
死里逃生的牢友殷子衡记述，刘母在武昌圣马可堂看到儿子时：“抚棺痛哭，晕死者再，几不识其真相，盖骨瘦如柴，年仅三旬而须发皆白也，其为国所受之苦，可以想见”。
后张难先为刘静庵画了幅遗像。有三人题词——孙科题刘静庵画像：“正气长留。”
于右任题：“英威不朽。”
邹鲁题：“浩气与山河并永。”
另一位朱元成在1907年5月6日也病逝狱中，年仅32岁。
殷子衡在《狱中记》写道：
弥留之际，朱子龙（即元成字）握着殷子衡的手，念了四句绝命词：“死我一人天下生，且看革命起雄兵。满清窃国归乌有，到此天心合我心。”诵毕，泪如雨下，对殷子衡说：“此不过为后世留半点血痕而已。”
日知会与同盟会合作，因起事被捕而遇难者，史称“丙午烈士”。
胡瑛也是老革命党人，他判处永远监禁。武昌起义次日，他和殷子衡等皆出狱。胡瑛被捕后拒绝招供，竟写下绝命诗——昆仑紫气郁青苍，种祸无端竞白筻；仗剑十年悲祖国，横刀一笑即仙乡。
河山寂寂人何在，岁月悠悠恨更久；我自乘风归去也，众生前路苦茫茫。
胡瑛年轻有诗才，狱警很惋惜。据李廉方在《辛亥武昌首义记》说：
“管警谈国华更器重之，许字以女。”
日知会丙午一案，拖至宣统元年才宣判。
日知会自此也与当年武昌科学补习所一样，“党员风流云散，在省亦匿迹销声”，虽然惨遭挫折，但声望日烈，先后“化整为零”的小团体就20个。
这些都是武昌起义时的革命暗礁。
然而，这还不足以引起武昌起义的酝酿。我们从以下事件还可以发现，从武昌起义的酝酿到爆发，这是因为有了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结果。
而群体性事件，以及保路运动的兴起，才是武昌革命党人乘机发难的起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