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1日夜晚10点，南京原洪秀全的天王府内，各省代表及海陆军代表为孙中山举行大总统授任典礼。
孙中山向各省代表及全国国民宣誓毕，代表授以大总统印，孙即启印在他宣读的《大总统宣言书》上。
孙中山发表了就职临时“大总统宣言”，宣言大略如下：
中华缔造之始，而以不才担任临时大总统，夙夜戒惧，深恐有负国民之望。
中国专制政治之毒，特别是二百余年来更加厉害，一旦国民全力以赴起来推翻，不过数旬，就光复了十余行省，这是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如此快速的事。
国民以为于内无统一之机关，于外无对待之主体，建设之事，刻不容缓。于是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贵托付给我。
以推功让能的观念来说，我实在不敢担任；但如果以服务尽职的观念来说，则是我不敢推辞的。
我的看法是，彻底扫除专制的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就在今日……
“就在今日”——1912年1月1日——宣统三年、阴历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宣布中华民主共和国成立，简称中华民国，又以民国为国号；当日，中华民国通电全国废除阴历年，改用西历。
因此，带有西方政治意识的总统制正式登陆具有“六朝金粉之地”的南京。
但为民国就实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的问题，曾在去年（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七，西历1911年12月26日）在上海发生激烈争论。孙中山要实行总统制，宋教仁要实行内阁制，黄兴劝宋教仁放弃内阁制，但宋教仁则据理力争不让。
总统制与内阁制的区别在哪儿呢？
总统制的特征是：总统掌握实权；总统为首的政府与议会是分权制衡关系，例如美国、巴西、阿根廷等，而法国介于二者之间。
内阁制的特征是：内阁总揽国家行政权力，名义上对国王负责，实际上对议会负责，国王处于“统而不治”的国家元首。内阁全体成员对政府事务集体负责，并与首相在政治上共进退，如果议会通过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内阁就要下台，或者宣布解散议会，重新选举。议会对内阁监督，内阁对议会负责。例如英国、意大利、德国等。
孙、宋对此相争，黄兴等一时无法排解，而南京方面又电催得紧，于是宋、黄为此赶到南京与各省代表商议，各省代表以“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已规定总统制，不便修改”为由，否定了宋教仁的内阁制。这一争论，原本应该在1912年1月1日上午宣告成立民国的，结果拖延到夜晚宣告成立，像这么大的新纪元，在夜晚宣布成立，也足以意味着将是长夜深沉，其路漫漫。
民国共和总统制诞生在黑夜里，这是注定的。
它让守旧派，包括维新派元老级的康有为也嗤之以鼻，过了十二年后（1924），由于冯玉祥“逼宫”出京，再过了三年（即袁世凯称帝时），他仍然骂声不绝，说：“民国共和是中国祸乱之源”，“十五年来，战乱频仍，割据分裂，民坠水火，盗贼遍地，原野暴骨，国势将亡，同于印度，虽以孙文、冯玉祥之暴乱，其一口亦言十五年之争乱，此何以故？岂非民国共和（总统）之故哉”。康有为是在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开放党禁之时回国的。他与梁启超都研究过共和制度。
不过，梁启超先头也反对共和，但他最终又拥护共和，并加入了由黄群（1883—1945。浙江温州人。1908年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法系毕业归国，执教以湖北法政学堂）发起、以黎元洪为理事长的共和党；共和党是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5月份）由孙武组织的民社、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及潘昌熙等组织的“国民党”合并组成，理事为张謇、程德全、章太炎、伍廷芳、熊希龄。1913年与民主党合并后成立了进步党。在护国运动中，被誉为“历史推手”的黄群，襄佐梁启超举起“保卫共和”的大旗。
而康有为则坚持认为：“必欲行共和，惟只有英国虚君共和一制耳”，否则，“只有共争、共杀、共亡耳！”
郑孝胥在国共合作北伐时，却声称：“共和亡于共产，共产亡于共管。”
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会这样令他们感到惶恐？
难道是他们看见了革命党人在组建临时政府时“多生怨望”的一幕？抑或康有为、郑孝胥本身就是顽固不化的清朝遗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