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介绍了曹景宗，并念了他即席所作的一首诗，用以说明缺乏文化的武人也能写出好诗。毛泽东细读过《南史·曹景宗传》，曹景宗虽会打仗，但治军松弛，且本人贪婪。毛泽东深有体会地假以批语：“曹孟德、徐世勣、郭雀儿、赵玄郎亦用此等人”；“使贪使诈，梁武有焉”。（同上，第196页）这通常是封建帝王们的权术，他们就喜欢用这类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人。
毛泽东曾读《韦叡传》，就曹景宗赌胜、争功，而谦让，甘居其后，批注有“使曹景宗胜。曹景宗不如韦叡远矣”。（同上，第204页）但对曹能与韦叡合力大破北魏虎将杨大眼予以称赞：“良将也，仅次于韦叡、裴邃。”（同上，200—201页）对于曹景宗习惯于早年骑马射猎的自在生活，不愿作权贵有繁文缛节排场，也给以“景宗亦豪杰哉”（同上，第197页）的评价。
南北朝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融合、发展时期，在此期间，也出现若干传世大作，为中华文化典库增添颜色，如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郦道元《水经注》都堪称杰作。
早在长沙求学时期，毛泽东就接触《世说新语》。《世说新语》系刘义庆集文人所编著，记述汉末至东晋间贵族文士的言行风貌、轶事琐语，文字清炼明新。有南梁刘孝标注解，传世本为北宋晏殊整理。现见毛泽东谈《世说新语》的是1965年8月，他读郭沫若反驳高二适的文章清样所写的一段话，见于清样出现有“王义庆”字样，就在小样上批注：“《世说》作者是刘宋大贵族刘义庆，他是刘裕的中弟刘道怜的第二个儿子，过继到刘裕的小弟刘道规为嗣。刘道规有武功，死后追封临川王，刘义庆因此袭封为临川王。史称他‘爱好文义’，有著述，招引一批文士，以为篆属，其中有鲍照那样有名的人。以上均见刘宋《宋书·宗室传》（见《刘道怜》、《刘道规》两传）。《世说》一书大概是鲍照等人帮他集录的。但《宋书》却未说到刘著《世说》。1962年重印《世说新语序》载明‘南朝宋刘义庆撰’，老本子《辞海》亦如此说。请查核。”他对刘义庆是多么熟悉啊，叙其事迹如数家珍。
早年毛泽东读乐府，很有印象的一篇就是《敕勒川》。他赞诵这首歌，在《讲堂录》还就清吴伟业《雪中遇猪》有记“射雕手”，“邢子高日：斛律金（光）真射雕手也”，《敕勒歌》，北齐神武使斛律金歌《敕勒川》。1959年，毛泽东为说明文盲也能写好东西，就举了此例：还有北朝将军斛律金，这也是个一字不识的人，他有《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斛律金的儿子斛律光是北齐第一号名将。毛泽东《沁园春·雪》有“只识弯弓射大雕”句，就是借用斛律光故事。他对这些故事都是极熟悉的。
毛泽东还提到过北齐名将兰陵王高长恭。他在1958年谈破除迷信，年轻人要有作为所举古今中外英雄豪杰时，就有一个是高长恭，他说：南北朝北魏的兰陵王，也是一个少年将军，他很会打仗，很勇敢。有一个专门歌颂他的曲子叫《兰陵王人阵曲》，据说这个曲子现在日本。
毛泽东对《北史》、《南史》等某些不为人注意的列传都有涉猎，如《南史·王弘传》称刘穆之死，批语“略似苟或”（同上，第190页）；《王僧虔传》说陈天福、刘镇之的生死，引曹操诗为批语：“盈缩之期，不尽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同上，第190页）；《孔靖传》驳小时为盗大时必为盗说，批语：“此种推论，今犹有之。如日一人小过勿治，众人皆将效尤”（《同上，第193页》）；《北史·周本纪》称赞字文泰破高欢三路人马，是“中间突破”（《同上，第211页》）；《王建传》谓其杀俘，是“王建庸人，不知政治”（同上，第212页），等等。
大浪淘沙。毛泽东之所以对南北朝历史人物有如此的兴趣，其中一个因素，就是通过对他们分析、解剖，可以找到历史发展的一个规律，即是维护统一，人心所向；蓄意分裂，众叛亲离。正如1975年，他在与芦荻谈读《晋书》、《南史》、《北史》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的国家，是世界各国中统一历史最长的大国。中间也有个几次分裂，但总是短暂的。这说明，中国的各族人民，热爱团结，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分裂不得人心。
（五）说新、旧《唐书》人物断片
隋开皇九年（589），在杨坚（隋文帝）统一北方的第九年，隋军渡过长江灭陈，结束了四百年的混乱、分裂格局。
隋王朝是短命王朝。在它立国三十年后，全国就爆发了农民造反。毛泽东儿时喜读的《说唐》所称十八路反王，六十四道烟囱，就是形容隋末农民起义的浩大声势。他印象深刻，若干年后当接触有关史书，即梳理出最有影响的几个农民领袖，那就是1939年在延安与几位同志合作所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其中所列自秦至明的农民领袖中有“隋朝的李密、窦建德。”此两人，加上他后来于1958年八届二次会议就破除迷信举例的少年英雄，“十六岁就当了大将”的山东章丘人杜伏威，组合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小学历史课本里的隋末农民起义的三大领袖。
有压迫就有反抗。毛泽东对农民领袖一贯是大加赞赏的。也就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他又说：山东罗士信（罗成）也是十四岁还是十八岁起兵，打仗很勇敢。在此之前还就人民闹事举例，说：敢于闹事的人中，可能有英雄豪杰，改造过来是很有用的人才。如唐太宗时徐懋公闹事，后来当了宰相。你们看，闹事的人中可能出宰相。此外也说过：秦叔宝也是年轻的。1964年3月，在谈到山西朔县召开省四级干部会议时，插话：那是尉迟恭的故乡。在《矛盾论》里为了说明片面性不对，举例“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13页）。读《旧唐书·苏定方传》批语：“苏定方，名将亦大将，年七十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4页）等等。
罗士信、徐懋公（李勋）、秦叔宝、尉迟恭、魏徵和苏定方等初唐功臣，在投唐前都参加过隋末农民战争，这也是毛泽东向往的一个因素。
毛泽东是比较喜欢唐史的，他曾把两唐书作认真的比较阅读、研究，认为《旧唐书》比《新唐书》好，说《旧唐书》简单而材料多确切。但对这两部史书都读得相当仔细，若干纪传都划圈加点，写上批语：见自《旧唐书》如“老而不死，年八十一”（《许敬宗传》）；“笑里藏刀李义府”（《李义府传》；“魏玄同，裴炎党也”（《魏玄同传》）；“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年七十五”（《朱敬则传》）；“杨再思佞人”（《杨再思传》）；“刘幽求能伸而不能屈，年六十一，以恚死”（《刘幽求传》）；“钟绍京，书法家，年八十余”（《钟绍京传》）。见自《新唐书》，如“此篇写得不错”（《窦参传》）（同上，第225—227页）；“这一篇写得好”（《吴通玄传》）；“田弘正，好将军”（《田弘正传》）；也有列传点评还涉及到要事，如唐末庞勋领导的戍卒造反。他于读《康承训传》就以“徐州兵七百戍桂州，六岁不得代”，“内部分裂，因而败亡”（同上，第244页）两段批语，点清了造反的根因和失败原因。
毛泽东对历朝的改革活动向来很注重，他颇称道唐中期发生的永贞革新。永贞是唐顺宗李诵的年号。毛泽东曾几次与秘书林克谈“二王八司马”的故事。据林克回忆：毛泽东谈到中唐时期，唐王朝由盛而衰，朝中宦官擅权，四方藩镇割据，土地兼并加剧，苛捐杂税很重，社会生产凋敝，民不聊生，中央集权受到极大削弱。社会危机四伏，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日趋激化。公元805年，唐德宗李适去世，太子李诵（唐顺宗）即位，重用王叔文、王伾、韦执谊和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王叔文、韦执谊等一度执政，韦执谊被任命为宰相。他们反对宦官专权、藩镇割据，主张加强中央集权，为此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例如，惩处贪官污吏，免除苛捐杂税，废止掠夺入扰民的官市，谋划剥夺宦官的兵权，削弱藩镇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史称“永贞革新”。但是，由于朝中宦官、藩镇等守旧势力合谋发动政变，迫使久病的顺宗把皇位让给太子李纯（唐宪宗），王叔文革新派仅仅执政五个月便夭折了。王叔文、王侄被杀，韦执谊被贬为崖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台，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当时称为八司马。王安石《临川集》中的《读柳宗元传》说：“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才也。”毛泽东为永贞革新流产惆怅不已。
永贞革新后三十年，唐王朝又发生了“甘露之变”，几位大臣要除权宦，因准备不当，反遭宦官所害，此案罗织了不少有才干之士，其中一个就是诗人李商隐的好友刘蒉。毛泽东对刘蒉也是赞许的，在读《旧唐书·刘蒉传》时，还就刘蒉进士试卷所提及的改革新思维，眉批了“超特奇”、“以上导语，以下条对”等赞语。大概就在此时，他又写了题为《刘蒉》的七绝：“千载长天起大云，中唐俊伟有刘蒉。孤鸿铄羽悲鸣镝，万马齐喑叫一声。”（《毛泽东诗词集》第200页）
唐代文化兴旺，文人学者辈出，毛泽东对此了若指掌。如谈源远流长的书法艺术，他就常与人介绍有唐一代的大书法家怀素、张旭、褚遂良、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在说茶时，也就谈唐朝陆羽做的《茶经》是世界第一部茶的专门著作，认为这也是中国人对世界做的贡献。有次在与林克谈中日文化交流时，说到鉴真六次东渡扶桑，传播佛教，并赞扬鉴真的不屈不挠精神，说他前五次都失败了，最后第六次到了日本，眼睛也瞎了，认为鉴真对传播佛教以及中日文化和技术交流起了很大作用。
毛泽东更多的是谈论唐朝诗人。
毛泽东爱读唐诗，早年就能背诵全部《唐诗三百首》，据称后来竟增至四百多首，就诗论人，几十年里，他就文学、史学和政治视角多评述过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李贺、李商隐等名家外，也谈及过若干鲜为人知的诗人如李涉、章碣。其中如章碣，诗仅见于《全唐诗》。1945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会见傅斯年。当傅斯年谈及当年学生运动时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刘邦、项羽。他在送行时，就送去一张条幅，上面写的就是章碣的《焚书坑》七绝：“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末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首诗，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后多次提及。
毛泽东对五代词也是相当欢喜的。他常读《花间词》，曾为卫士长、女儿分别写过南唐冯延巳的词，圈点过冯延巳、李璟父子、牛峤、牛希济和前蜀韦庄的词，其中韦庄的《荷叶杯》和五首《菩萨蛮》还在1958年成都会议时，编进《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印发给与会者阅读；对韦庄的诗也颇有研究。有如1964年8月在与哲学工作者谈话时，就讲到韦的《秦妇吟》：“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认为滛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五代十国的蜀，有一首诗叫《秦妇吟》，韦庄的，是他的少年之作。他有的诗是借男女写臣民怀念君王的。”（《北京党史》2003年第6期）
（六）说《宋史》人物断片
《宋史》是“二十四史”里规模最为庞大的一部史书，但错误、自相矛盾处亦不少，毛泽东对它颇不满意，评其写得芜杂。
但毛泽东从不排斥《宋史》所载的有宋三百多年的人物和史事。两宋被史界视为是中华文艺复兴时代，又是一个充满民族忧患意识、爱国情操，英雄辈出的时代，毛泽东对很多帝王将相、词家学者都有相当兴趣，这些人的名字和事绩，经常在他的文章和谈话中出现。
青松恨不高千尺。毛泽东对此时期产生的民族精英和他们的英勇业绩倍加称誉，如杨业、杨延昭、岳飞等人自不必说；对南宋中书舍人虞允文在采石矶组织残兵败将抗击金军主力获得大胜，挽救了国家危难的壮举，毛泽东曾评为“伟哉虞公，千古一人。”（《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315页）
毛泽东对宋朝人物大都很熟悉，这里有知名度特高的赵匡胤（宋太祖）、范仲淹、王安石等，也有若干并不很为人知的人物。1962年2月，他与南京炮兵工程学院院长孔从周说中国最早发明火枪事，指出：我们的祖宗发明了火药，可是后来落后了。在南宋时有一个叫陈规的，他把火药装在一个竹管内，装上弹丸，点着火药，喷出火焰烧伤敌人。这是管形火器的鼻祖。
《宋史》有《陈规传》，他在知德安府时，发明火枪，大破围城数倍之敌。
毛泽东生活俭朴，有次发现有关人员将丰泽园畔的春藕斋屋顶原来的黑瓦筒子换了黄绿色宫廷琉璃瓦，很不高兴，后来就以《宋史·李沆传》的某段话批在有关部门的检讨书上：“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丰屋哉！”
毛泽东对两宋的词家和理学诸家特别熟悉。
鲁迅曾说过诗做到唐代已经做完了。毛泽东也认为宋诗多是味同嚼蜡，但对宋人若干诗作还是赞许的。1941年，他为某位到延安的画家所绘画册扉页题签：“云里烟村雨里滩，看之容易作之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燕脂画牡丹。”这是宋代画师李唐的《题画》诗。
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在杭州特地借阅林逋（和靖）诗文集，还默写了《山园小梅》七律里的三四两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1961年冬，还曾把明高启《梅花》诗误记为林逋所作，叫田家英借来林逋诗文集，自己又翻阅了一遍。
他也曾对北宋晏殊的《示张寺丞王校勘》有兴味，律诗里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六十年代初曾被他引用于与苏联往来的书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