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在别处（序篇）
这一辑里都是些小文章。
不仅小，而且零散。
所以敢于把这些小文章凑到一起，首先要蒙此书责编给我勇气，同时觉得这也能呈现出我另一种写作。这样的写作与我执意要从事的那种文学写作不能同曰而语，但是，只有这些写作和我真正的写作放在一起，才会真实呈现出我全部的写作生洁。只有这样，才能更为接近生活常态下的我。至今为止我只写了四五本书，但突然因一本小说而得了响亮的名声。于是，各种关于文章的约请便多起来了，各方各面的人会来请你对各种各样的事情发表看法。其实，这些事情中的很多自己并不了解，即使有所了解也是些1很皮相的知识，一些很肤浅的看法。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拒绝。并且在绝大多数时候，在百分之九十多的比率上我都能成功拒绝。
但是，事情总有例外，并不是所有时候都能拒绝，所有时候都能成功拒绝。道理很简单。你遇到了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人，特别懂得蘑菇战术的人。更重要的是，我们生活在社会上，真就是马克思说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说总和有些夸张，但每个人都是一个结点，都是一群人的聚合处。领导、朋友、很远的亲戚、帮过你忙的人、同事、邻居、同学和同行，等等，等等，比如，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同学的同学。于是，有些文章就是为人情而不得不写的了。
这一辑文章里写作的原因，都是以上这些关系的结果。比如为给我出书的出版社诞辰日贺喜；比如为某个发过你书评的编辑写一篇应急的书评；比如因为曾经的贪杯喝了人家的酒而写一点什么酒文化；比如一个多年的朋友写了书，一定要请你写序；一个作家朋友跳到某报去当了部门主任，要作一个漂亮的亮相，便第一次公款请了一干旧相识，请大家支持捧场，于是，大家当然只好欣然应允，或作欣然应允状。问题是，我这个人有点固执，做着这些并不是十分愿意做的事情时，心里总还守着一条底线。这条底线便是这个社会的良心所公认的那些最起码的标准。如果不能直言其不够好的东西，但在说好话的时候，也只说确乎让我们看到的好的那一面。而且，不拔高，不无原则的吹捧。现在的文人，在有钱有权的人面前，在朋友面前，在商业利益面前，容易用言语文字作一些无原则的吹捧。我害怕自己变成这样。突然想起蒙田的某一篇随笔中引过贺拉斯的一句话：“我们是木偶，听任强劲的手的操纵和摆布。”
其实，生活里那些总在左右着我们的无形的手，是非常柔软而人情的，所以，它往往比强权更容易让我们屈服。
我对自己记忆力在细节上的准确信不是十分自信，为了引文准确，便撂开电脑在书柜里找出《蒙田全集》。结果发现蒙田的另一些话也很对我现在的意思。他说：“我们一般的行动，都是根据我们的心意，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听任一时的风把我们吹向哪儿就是哪儿。”
“我们在不同的主意之间游移不定。我们对什么都不愿意自由地、绝对地、有恒心地做出决定。”
事实确实是如此。我曾经为自己立下一个规矩，不为某一个商业机构而写作。但也有事与愿违的时候。《接近想像中的花园》就是为某某花园而写的。我的两位朋友就住在这座花园里。那里是成都市的高价楼盘。广告上的形象代表是一名本国有名的足球运动员。一天，朋友找到我；
说花园的物业公司要办一个以业主为对象的会员制刊物，希望有名人来写点文章，并许以高额稿酬。当时，正逢我也想着换房子，经常四处去看那些叫做花园或广场的商住楼盘，也正好有些感想，便答应下来，并想，他们的楼盘差不多是本市的最高价，我的文章在一定范围里也是高品质的，所以也没有说不取报酬那些客气话。现在，忽忽半年过去，不知某某名花园的会员刊物办起来没有，但稿酬却是一分钱没有见到。我的两位朋友是成功人士，有钱，夫妇都是君子，一家人先富起来，没有暴发气，总是乐善而慷慨，所以大家才能成为朋友。包括请我写这篇文字，他们也是要为物管公司的人无条件帮忙的意思。如果我跟他们提起这件事，我先便失去做他们朋友的资格了。但作为一个有名的花园，对于一个商家，这种作为，这种对于文化的漠视，对文化劳动的漠视，却是让人会为他们感到惋惜的。加上在那些四处看过的花园里的经历，我才知道，我们要接近一些想像中那种真正的花园，时间还会非常遥远。
甚至比我让自己达到一个真正自由，在文章上不受太多人情牵缂还要难以实现。
随风远走
获茅盾文学奖时的答谢辞
又听见了杜鹃的声音：悠长，遥远，宁静。
1994年5月，我坐在窗前，面对着不远处山坡上一片嫩绿的白桦林，听见了从林子里传来的杜鹃的啼鸣声。身后的音响低低回荡着的是贝多芬《春天》与舒伯特《蹲鱼》优美的旋律。那个时候，音乐是每天的功课。那片白桦林也与我有了十几年的厮守，我早在不同时间与情景中，为它四季美景而深浅不一地感动过了。杜鹃也是每年杜鹃花开的季节都要叫起来的。不同的只是，在那个5月的某一天，我打开了电脑。而且，多年以来在对地方史的关注中积累起来的点点滴滴，忽然在那一刻呈现出一种隐约而又生机勃勃、含义丰富的面貌。于是，《尘埃落定》的第一行字便落在屏幕上了。小说所以从冬天开始，应当是我想起历史时，心里定有的一种萧疏肃杀之感，但是因为那丰沛的激情与预感中的很多可能性，所以，便先来一场丰润的大雪。我必须承认，这都是我自己面对自己创建的文本所作的揣摩与分析，而不是出于当时刻意的苦思。我必须说，那时的一切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淌。
《尘埃落定》就这样开始了它生命的诞生过程。
今天，我已经很难回想起具体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了。眼前却永远浮现着那片白桦林富有意蕴的变化。每天上午，打开电脑，我都会抬眼看一看它。不同的天气里，它呈现出不桶同的质感与情愫。
马尔康的春天来得晚。初夏的5月才是春天。7月，盛大的夏天来到，春天清新的翠绿日渐加深，就像一个新生的湖泊被不断注人一样（我有两行诗可以描摹那种情境日益就丰盈了/日益就显出忧伤与蔚蓝”）。那种浓重的绿，加上高原明亮阳光的照耀，真是一种特别美丽的蓝。10月，那金黄嘹亮而高亢，有一种颂歌般的庄严。然后，冬天来到了。白桦林一天天掉光了叶子。霜下来了，雪下来了。茂密的树林重新变得稀疏，露出了林子下面的岩石、泥土与斑驳的残雪。这时，小说里的世界像那片白桦林一样，已经历了所有生命的冲动与暄嚣，复归于寂静。世界又变回到什么都未曾发生也末曾经历过的那种样子。但是，那一片树林的荣枯，已经成了这本书本身，这本身的诞生过程’以及创造这个故事的那个人在创造这个故事时情感与思想状态的一个形象而绝妙的况喻。
直到今天，我都会为了这个况喻里那些潜伏的富于象征性的因子不断感动。
写完最后一行字，面对那片萧疏的林子，那片在沉睡了一个漫长冬季后，必然又会开始新一轮荣枯的林子，我差不多被一种巨大的幸福击倒。对我而言，这是一次创3造，也是一次隆重的精神洗礼。然而这一切，都在1994年最后几天里结束了。
故事从我的脑子里走出来，走到了电脑磁盘里。又经过打印机一行行流淌到纸上。从此，这本书不再属于阿来了。它开始了自己的历程，踏上了自己的命运之旅。我不知道别的作家同行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我却深深感到，我对它将来的际遇已经无能为力了。
一个人有自己的命运。一本书也是一样。它走向世界，流布于人群中的故事再不是由我来操控把握了，而是—很多人，特别是很多的社会因素参与进来，共同的创造着。大家知道，它的出版过程有过三四年的曲折期。后来就有朋友说，那曲折其实是一种等待，等到一个特别合适面世的机会。找到最合适机会出声的角色，总会迎面便撞上剧场里大面积的喝彩。
之后的一切，就是大家都熟悉的一个故事了。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幸运的书的命运也都是相似的。读者的欢迎，批评界的好评，各种奖项与传媒的炒作。这本书的命运进展到这样一个模式里，我与之倒有了一种生的感觉。我不能说这一切不是我所期望的。我只是要说，这些成功的喜悦与当却创作这本书时的快乐与刚结束时体会的那种巨大的幸福感确乎是无法比较的。
我说过了，这本书离开我的打印机，开始其命运旅途之后，它的故事里便加人了很多人的创造。在此，对每一个看重它，善待它的有关机构、领导、师长、朋友表示衷心的谢意，感谢你们在我力所不及的地方，推进了这本书的故事的进展。如果要为施惠于这本书的人开一个名单，那将会是长长的一列。同时，每一本书走向众之后，每一个读者都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参与和创造。在此，我也要向每一位读者表示我的谢意。
今天，当《尘埃落定》与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频频出现在报端时，我确乎感到，它是离我远去了。是的，它正在顺风而去。而对我来说，另一个需要从混沌的背景中剥离出来的故事，又在什么地方等待着了。
心灵中的生活
作家读小说，尤其是读伟大的小说，可能比批评家还要累。
伟大的小说让你拼命吮吸。对，确实是吮吸。学习这个词，特别形式主义，还特别富于技术色彩。吮吸就不一样了，就像草与树把根尽可能深地扎人土壤寻找水分与肥力。这种态度方式，不一定保证一个人成为大作家，但至少可以帮助你成为一个好作家。我就这么要求自己：至少成为一个好作家。
同时，也绝不相信谁立志做大作家或好作家就会活活累死的那种神话。
因为受累不是每时每刻，还有很多享受快乐与轻松的方式。其中的一种就是傻想。什么都不写，就是一个劲地傻想，非关于写作，却又与写作息息相关。这种方式，在我不知写作为何物，在放羊的少年时代就学会了。放牧着一大群羊，我想像过自己怎么做头羊，怎么做想做头羊的小公羊，也想像过怎么做一只快乐无比的小羊羔。现在，羊群还漫漶在山坡上，我离那些青葱的宁静却很遥远了。
现在住在城市，身边没有了羊群，要想不累，就看传记类的书。这也是使自己不累的方式之一。不劳你去傻想，真真切切地一个又一个人生就在眼前了。单从传记来看，我喜欢的文学家有叶芝、杰克·伦敦、苏东坡（如果蒲松龄有传记，而且由一个有趣味的人写来，我想我也会喜欢）。还有一个科学家费米，她的妻子写了一本书，叫《原子在我家中》，那么自然亲切，那么伟大的人物，原来也是一个凡人，一颗原子，只不过充满灵性罢了。要想看神迹，去找那些宗教领袖的传记好了。这些日子正读帕斯捷尔纳克的自传《人与事》，作者那么清新诚恳地把笔力集中在怎样把握体悟世界与人生上面，读一段放下，觉得自己身上又牵开了一楫富于感应的弦，若有所得的感觉真让人喜欢。读着这些东西，远离了城市日常生活中浮光掠影的眼花缭乱，感到时光进行其实很慢，至在心灵与智慧上，我们很多时候还生活在昨天。如若不信，只要看看今天的城市报纸，或者在互联网上进入某个站点的BBS，就会感觉到从内在精神实质来说，我们这个时代并没有取得可以夸示于后世的进步。
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个人的写作推进得慢一点，实在没有太大的关系。《尘埃落定》脱稿巳经三年，我才刚刚开始想下部作品该写点什么。但怎么写，什么时候写，都还在未定之天。
好在让人受累的伟大小说并不太多，不需要穷其一生就能读完。于是就用人物传记做引子，像在山坡上放羊一样，开始冥想。有好的引子，就有好的冥想。这跟中医不一样，引子越离谱，方子上开出的药，就比银子本身还贵重了。冥想很容易，比如写土司，写历史上那些过眼云烟，看一些典章制度，服装图谱，再回味一下经历过的或正在经历的人事与风景，躺上一会儿，再坐在电脑面前，要是没有停电，就可以开工了。如果说有什么经验，就是冥想的时候不要考虑姿势问题，因为没有人时时相跟着要立存此照。放松一些，能躺着就不要坐着，那些，曾经吮吸过的养料就会像体液一样，跑来参加心灵的虡拟讨论会了。
生活随时随地，不加上一点冥想和别的一点什么，怎么也难以深人。哪怕你在里面死去三次，也难说巳经领受了。至少，对我来说就是这样。
遥想宋庆龄
在中国，无论是多少文字谈论到她，无论多少影视剧里，有那么多演员在进行或者拙劣或者不太拙劣的模仿，最后，所有这一切努力都在她不变的形象前败下阵来。
宋庆龄，在我们这个时代谁也无法谈论，并且永远无法模仿。
这个世界上有少数人，当你面对她，就像直接面晤了命运一样。直接面对的命运很像面对这个世界上很多简单至极却又无比深奥的事物。很多的政治人物昨天在我们记忆里是一种面貌，随着一些人的回忆，随着一些秘密不再成为秘密，今天，他们在我们面前又成了另外一种面貌。比如毛泽东，我在某次电视台节目里就说过，在我的心里就是两个难以合而为一的形象。一个是革命、写诗、打仗的青年毛泽东，一个是在中南海幽深的院落里读二十四史，发动各种思想运动的老年毛泽东。
但当我想起宋庆龄，不论何时何地，就是一种定格的形象。
这种形象的背景，是一张张不太清晰的黑白照片：或者因为长期存放而有些泛黄，或者因为印刷的关系而有些模模糊糊。就是在这种背景里，一个面若满月的含蓄慈祥的母性形象呈现心间。永远是一种紧抿的发型，永远是一面光洁的额头。那永远的一身内敛的黑色，好像从国父孙中山先生逝去那天起，就一直如影随形地，成就她的庄重与娴静了。这种庄重与娴静里，若有若无地还有一丝若隐若现的哀婉。
那就是我们国母的形象了：平和、同情、正义、清洁。在一个强权国度里，不失礼仪与尊严地进退于政治与人生之间。
孙中山在世的时候，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她把自己的青春隐在一个巨大的身影背后。她的爰情就是一种革命性的社会理想。
后孙中山时代，作为一个政治家，她的形象渐渐呈现，但这时，孙中山那样的人物风范已经不再，深谙用兵之道的领袖相继登台。这是一串很长的名单。胡子出身的张作霖，秀才出身的吴佩孚，等等，等等，最后，才是孙中山的学生蒋介石，与以掺沙子方式进人国民党而做过孙部下的湖南人毛泽东。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其所作所为，都足以掩去宋氏的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