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仙”在许多问题上都很开明，但在儿女婚嫁方面却显得非常保守。他认为未来的儿媳必须是门当户对的婆罗门种姓。家中的妇女们按照“大仙”的指令，而不是泰戈尔本人的意愿，开始为他物色对象。当嫂子们唠唠叨叨地议论他的终身大事时，泰戈尔却若无其事地说：“你们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我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概念。”一个由娘子军组成的寻亲远征队很快形成了，由两个嫂子率领，开到了吉夏兰小镇。在那里，她们选中了一个叫帕兹达列妮的小女孩。她相貌寻常，没有文化，几乎是个文盲。泰戈尔的婚姻大事，就这样草率地定了下来。而他本人居然惟命是从，不假思索地默认了这门亲事。
1883年9月11日，22岁的泰戈尔同这个11岁的小姑娘结了婚。诗人称她是“小媳妇”。新娘的原名有些陈旧，诗人给她起了个美丽动听的新名，叫默勒纳利妮。他们的结合纯属传统习俗的产物，是一种没有爱情的婚姻。但是，泰戈尔却无怨无悔。他像辛勤的园丁一样，耐心地培育着这棵爱情的幼苗，等待她的茁壮成长。令人欣慰的是，“小媳妇”没有辜负丈夫的期望，终于成为出色的家庭主妇。她用温存、高尚品质和操持家务的非凡才干，弥补了自己的不足，赢得了丈夫的爱和家人的尊重。她辛勤操劳，为丈夫养育了5个儿女；通过刻苦学习，不但掌握了孟加拉语，还学会了梵语和英语，甚至把梵文的简易读本《罗摩衍那》译成了孟加拉文；她还粉墨登场，成功地演出了泰戈尔的剧本《国王与王后》。她和丈夫同舟共济，度过了近20年的艰难岁月，成了他的得力助手和精神支柱。不幸的是，她在30岁时便离开了人间。在妻子卧病不起的最后两个月里，泰戈尔不肯把她交给护士去护理，而是亲自守候在病床前，昼夜不停地为她摇着扇子。妻子去世的那天晚上，他不让任何人靠近自己，通宵达旦地在阳台上踱来踱去。“小媳妇”为他献出了一切，还没有来得及回报，她便匆匆离去了。悲痛欲绝的诗人，为表达对妻子的思念之情，挥泪写下了27首诗，于1903年汇成《怀念集》出版。其中一首写道：在无望的希望中，我在房里的每一个角落找她；我找不到她。
我的房子很小，一旦丢了东西就永远找不回来。
但是你的房子是无边无际的，我的主，为着找她，我来到了你的面前。
我站在你薄暮金色的天穹下，向你抬起渴望的眼。
我来到了永恒的边涯，在这里万物不灭--无论是希望，是幸福，或是从泪眼中望见的人面。
呵，我把空虚的生命浸到这海洋里吧，跳进这最深的完美里吧。让我在宇宙的完整里，感觉一次那失去的温馨的接触吧。
五、至高的荣誉
泰戈尔生活在印度民族运动高涨的年代。1876年，印度爱国知识分子以泰戈尔家为中心，成立了一个名叫“印度教徒集会”的团体，每年举行一次年会。在首届年会上，他朗诵了自己创作的一首爱国诗歌，引起很大反响。事后，一家英文地方报纸《印度每日新闻》报道说：“印度教徒集会……代温德拉纳特·泰戈尔先生的幼子--15岁的英俊少年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朗读了一首歌颂印度的孟加拉语诗篇，其抑扬顿挫的声调使满座为之倾倒。”孟加拉的英文周报《甘露市场报》刊载了这首诗。他的诗第一次以“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署名展现在读者面前。
成功的喜悦鼓舞着他。在此后不久的另一次文学集会上，他又朗诵了自己写的另一首诗作《自然的游戏》，同样获得了好评。
1877年，印度遭受着灾荒的威胁。人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但印度新总督的宫廷却奢华无度。对这种残酷的现实，泰戈尔感到愤愤不平。在这一年的“印度教徒集会”年会上，他朗诵了新写的一首讽刺诗，把德里王宫中的奢华排场和遍布全印度的饥荒作了鲜明对比。他那响亮的声音和感人肺腑的激情深深打动了听众的心，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也是在这一年，泰戈尔的五哥创办了一个文学月刊《婆罗蒂》，这对发挥他的天才提供了极好的条件。于是，他接连不断地创作了小说、剧本、评论，还有许多诗歌。长篇叙事诗《诗人的故事》和古诗《太阳组歌》是其中最重要的作品。
最初发表《太阳组歌》中那些诗时，泰戈尔和读者开了个孩子式的玩笑。他在12岁的时候，得到一本新出版的中世纪毗湿奴（婆罗门和印度教的主神之一，即守护神、善神）虔诚诗歌集，诗中的抒情色彩、优美的音调、丰富的想像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使他陶醉。事隔数年，在他16岁那年，他忽然产生了一个奇想：要用中世纪毗湿奴虔诚诗的模式，创作抒情诗。
有一天中午，乌云密布，泰戈尔把自己关在屋里，匍匐在床上，用古代诗人的笔调，创作了一首诗。当写完最后一行时，他停顿了片刻，然后诡秘地一笑，拿着诗去读给一个朋友听，并对朋友说：“这首诗的作者是15世纪一个名叫帕努辛赫的诗人，你喜欢他吗？”接着还编造了关于作者的一些故事。朋友被深深打动了，赞叹道：“好，真是太好了！这诗可能连微特雅帕蒂（14世纪印度毗湿奴派诗人）和钱迪达斯（14-15世纪印度毗湿奴诗人）也写不出来！”当泰戈尔告诉他诗是自己写的，并把手稿给他看过之后，泰戈尔的朋友又吃惊又有点沮丧，连连说：“这些诗的确不坏！”
这之后，泰戈尔又把这类的诗作以“帕努辛赫”的名义，发表在《婆罗蒂》杂志上，并在附言中说明：这位15世纪诗人的手稿，是他在原始梵社图书馆清理旧书时，偶然发现的。不料这个玩笑竟使许多读者上了当。有一位后来成为孟加拉学者的先生，当时甚至把“帕努辛赫”写入了他的博士论文，论述了这位虚构出来的“15世纪诗人”在印度抒情诗中的重要地位，并以此取得了博士学位。
两年以后，泰戈尔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揭示了关于“帕努辛赫”的秘密：他是在受到18世纪英国少年诗人汤姆斯·吉特尔登故事的启发之后，想出“冒名顶替”的游戏。当年这位英国少年写了一个剧本，谎称是出自15世纪一个修道士之手，从而使自己的剧作得到了传扬。
他的这些“冒名”诗作之所以迷惑了许多人，并不全出于人们的权威崇拜，同时也说明他确实有非凡的天才。日后，这些诗被选入泰戈尔选集，泰戈尔为其中的一些谱了曲，至今仍在人们中间吟唱，这就是《太阳组歌》。
这一时期，泰戈尔还曾向诗歌评论界进行过挑战。
一天，《布班莫希尼的天才》的诗集出版了，当时没有署名。评论界都认为这是一位女诗人的作品，评价颇高。可是当泰戈尔读过这本诗集以后，却觉得那些诗从语言文字到思想感情，都不像是出自女人手笔，而且诗写得也并不像人们推崇的那样好。他的一个朋友是这位女诗人的崇拜者，常常寄送书籍和布（印度的礼俗）给她表示敬意。这一天，他兴冲冲地把泰戈尔叫住，激动地说：“你看，布班莫希尼--那位天才的女诗人来信了！”泰戈尔看过信后，对朋友说：“写信的人决不是女性，也根本没有什么‘天才女诗人’。”虽然泰戈尔没有说服朋友，但却引起了他辩论的激情。于是，他写了一篇《布班莫希尼的天才》的评论文章，批评了未署名的诗人，还对诗歌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考察、论证。
文章在杂志上发表了。一天，朋友忽然跑来生气地指责他说：“你干的好事！”并告诉他，有一个鼎鼎大名的文学学士--当时学者的最高目标，正在撰写一篇反驳泰戈尔的文章。“等着瞧吧！有你好受的！”朋友愤愤地走了，泰戈尔一时说不出话来，惊呆了。他毕竟只是个孩子，连中学都没毕业。
但是，他提心吊胆地等候多日，那位文学学士的文章却始终不见踪影。
后来证明，泰戈尔的判断是正确的。
如果说以前泰戈尔的作品还免不了模仿的痕迹，还不能完全摆脱陈规的话，那么，1882年出版的抒情诗集《暮歌》则完全用自己特有的形式，自由地表现了自己的思想，第一次显示了自己的创作风格。正如他所说：“如今，我的写作终于归属于我自己了”，“我跃出了非凡的一步”。
《暮歌》表现了泰戈尔内心世界的情绪活动，充满幻想和忧郁，感情自然真实，富于浪漫情调，受到读者广泛欢迎。甚至当时一些已经颇负盛名的作家也很推崇它，把《暮歌》的出版视为孟加拉文学界的一件大事。
有一次泰戈尔去参加一个婚礼，到场的都是些社会名流，其中有政治家、学者、法官、律师、小说家和诗人。当大家酒兴正浓，谈得十分热闹时，主人站起来说：“诸位女士、先生们，为了向我们孟加拉的伟大作家表示敬意，现在，我把这个象征着荣誉和尊贵的花环献给班吉姆先生！”随着一阵热烈的掌声，主人走上前去，把美丽的花环戴在班吉姆脖子上。可是，班吉姆却把花环摘下来，亲自给泰戈尔戴上。他对主人和在座的所有宾客说：“花环应该献给这位年轻诗人，难道你们没有读过他的《暮歌》吗？”接着他向大家介绍了这部诗集，并朗诵了其中几首。泰戈尔被这突如其来的褒奖和鼓励感动得眼含热泪，更增强了自信心。
随着泰戈尔迈入青年时代，他的诗歌创作也日趋成熟了，其标志就是1883年《晨歌》的出版。它由一些基调轻松愉快的抒情诗集结而成，内容表现了他摆脱了少年伤感的情调，心灵得到解放的欢乐。在修辞、韵律方面为孟加拉诗坛开创了新路。生命觉醒了，
洪水在泛滥着，
生之欲望，生之激动，再也关不住了。
我有这么多的话，这么多的歌，这么多的生命，
这么多的欢乐，这么多的希望孕育在清晨里。
他唱着生命的赞歌，开始了新的征程。
他曾以作诗为不可企及的圣事，他曾倾慕诗人盛名的崇高。然而，曾几何时，他自己也已从一个才华横溢的少年，成长为诗坛顶天立地的伟岸巨人了。在发表《晨歌》之后的几十年漫长岁月中，泰戈尔从未中断过诗歌创作。相继出版了《刚与柔》《心中的向往》《金帆船》《缤纷集》《收获集》《微思集》《奉献集》《森林之歌》《故事诗》《吉檀迦利》《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等50多部诗集，共2000多首诗。
泰戈尔的一生中，经历了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兴起，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浪潮高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他所处的这个时代必然在他的作品中有所反映。
他的许多诗歌抒发了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是在英帝国主义统治下，真正的“印度的声音”。
他在《奉献集》里，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呼唤着印度的觉醒：谁给印度带来永生之神的福音呢？
呵，我的印度，
陷入死亡一般麻木的印度，
快快醒来，听听这福音吧，
别无他法。
他为印度祈祷着幸福自由的前程：
呵，吉祥如意之神，
请让我的不幸的祖国
摆脱那些微不足道的烦恼吧：
害怕公众舆论，
害怕人民行使权力，
害怕灭亡……
彻底清洗掉印度旧日的耻辱。
让她昂起头来，
享受那自由的空气、灿烂的
阳光和无垠的蓝天的爱抚吧。
他虔诚地祝福祖国：
让我祖国的地和水，
空气和果实甜美起来，
我的上帝。
让我祖国的家庭和市廛，
森林和田野充盈起来，
我的上帝。
让我祖国的应许和希望，
行为和言语真实起来，
我的上帝。
让我祖国儿女们的生活和心灵合一起来，
我的上帝。
泰戈尔逝世以后，朋友们收集了他散见于各报刊上的诗作，编成了《诗选》，里面有许多表现爱国主义题材的作品。其中的第五十一首，在1946年印度独立后，被确定为印度国歌，沿用至今。
泰戈尔的诗，许多是以古代佛教和印度教传说、神话、民歌、传奇故事、民间故事为题材写成的。当然，这些诗的内容已经和原来的故事大不相同，从内容到情节都按照他自己的理解和意图进行了重新创造。它们有的热情歌颂了民族英雄，有的反映了各民族、教派团结友爱的愿望，有的表现了对贫苦人民的同情，对邪恶势力的鄙弃。例如，印度在16世纪到18世纪时，曾遭受莫卧儿人的统治和压迫，印度人民不断奋起反抗，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泰戈尔根据流传在民间的英雄故事，在诗中再现了他们的业绩，热情歌颂了民族正气。在《不屈的人》里，讴歌了拉其普特民族英雄西鲁希王，为了维护民族尊严，他在莫卧儿皇帝面前，拒不屈膝下跪；《更多的给予》中塑造了锡克英雄特鲁辛格的感人形象：他宁肯割下自己的头颅，也不愿割下作为锡克教标志的发辫；《婚礼》写了新婚之夜告别新娘，英勇献身疆场的拉其斯坦麦特里王子的故事等等。
在一首题为《被俘的英雄》的叙事诗中，他描写了锡克教领袖般达和锡克英雄们战败被俘后，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壮烈牺牲的场景。
你看--在屠刀下，英雄们含笑赴死，没有一个投降：
俘虏们一个个
高呼着“万岁古鲁琪”（先生、导师、大人之意）
在刽子手的刀下
从容就义。
一天一夜里，
一百个英雄的
一百个头颅落了地。
印度人民受着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苦难深重。泰戈尔在他的诗中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对人民的疾苦予以极大同情。叙事诗《两亩地》是这类诗歌题材的代表作。它描写了善良、老实的穷苦农民巫宾一生的遭遇：地主王爷剥夺了他的一切，最后的两亩地也被他们勾结官府、伪造借据霸占了，他被迫在外流浪十多年。当他返回家园，来到原来属于他的土地上时，夺去他土地的王爷却把他当成了窃贼。这首诗深刻地揭露了地主的罪恶，表现了印度农民的悲惨命运，对社会的不公提出了愤怒的控诉。
有一首诗题为《轻微的损害》，叙述了一个国王和王后的故事：王后在河中洗澡，上岸后感到寒冷，就下令点烧岸边百姓的茅屋取暖。国王为惩罚她，让她去当乞丐，直到有一天她能把被烧掉的房屋重建起来为止。泰戈尔的古代故事诗中，像这样揭露统治者作威作福，对人民的不幸深表同情的作品还有不少。
泰戈尔关心人类前途，反对战争，呼吁和平成为他诗歌创作的重要内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预感到了战争的危险，1899年的最后一天，他用诗歌抒发了他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将给人类带来不幸的忧虑：
这个世纪结束了。
太阳已经落在西方地平线
那乌浓血红的云霞里。
在一个热烈的演奏会上，
钢铁兵器的撞击声奏出了
可怕的死亡之曲。
一条号称“文明”的残酷
无情的毒蛇，
傲慢地抬起了头，
露出了它的毒牙。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当欧战风云密集之时，他又愤怒地斥责了战争贩子们对人类的凶悍挑战：
赐给我权力吧，
坐在永生宝座上的，可怖的裁判者！
赐给我雷霆般的声音，
使我能够投掷咒诅在那生番身上。
他那使人毛骨悚立的饥肠
连妇女儿童也不放过，
使我斥责的言词能够永远震动
这自侮的历史的脉搏，
直到这个时代被扼死被锁住
在它的灰烬里找到它最后
安息的床榻。
赞美大自然，探寻人与大自然关系的奥秘，是泰戈尔许多诗篇都涉及到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