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下了一个花店所有的康乃馨。在去医院的途中，我想起第一次见他时，他青春的灿烂的笑容，眼泪忽然掉了下来。我和安放，都是那样的年轻啊，真正的爱情和生活都还没有开始。我不能爱他，如果要我选择，我仍然要他好好地、快乐地、平安地生活下去。
在医院，换了病员服的安放躺在白色的床上。他身边没有亲人，从他母亲在他13岁那年抛下他走了以后，他也没有真正的朋友。安放好像还在睡着。我把花放在桌上，坐下来，看到了床边他的满是血污的衣服，那些凝固的血的颜色让我感到一种对生命的疼痛。
有护士走进来，她看了看正在滴的输液管又看我：“你是安放的家人？”我犹豫了一下，点点头说：“安放是我哥哥。”她说：“那你帮他补个住院手续吧，也真是的，怎么这么久才来。”我不和她辩，跟着她走出去，办完手续又交过押金，我用剩余的钱去给安放买了一件白色毛衫和一条天蓝色的牛仔裤，那是我第一次见他时他的样子。
回到病房时安放已经醒了，他坐着在看桌上的花。看到我，他的目光转向墙壁。
“安放。”我叫他的名字，我第一次这样好好地叫他。然后我不再说什么，只是坐在他身边。很长时间后，安放转回身来：“你走吧，以后我不会再纠缠你了。”
我说：“你不答应我一件事我不会走的，我要你好好地活着。”
“为什么？”安放看我。
“因为我们是朋友。我说过。”
2000年5月，我参加了全国统一的成人高考，8月，我接到北京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在我去北京后不久，曾是同事的一个女孩打电话给我，无意中说安放在东风路开了一家花房，他好像改变了很多……
寒假，和朋友走过东风路时，真的看到了一家花房，隔着宽大的玻璃窗，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侧对我，正在插一个花篮。他的旁边有一个女孩子，一直看着他轻轻地、温柔地笑着。
我拉着朋友走过了安放和他的花房，那么好那么温暖的冬日阳光里，我知道曾经的那些属于青春的伤痛，都已离我们远去。
一盒假饭票
◎文/汤红霞
那些香美和温暖，随着胃的吸收渗透进我的血液，滋养了我16岁为起点的、长长的一生。
那年夏天，我收到一所中专录取通知书的同时，父亲也被稻场上的脱谷机卷去了一只手。
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远走高飞，是老实巴交的父亲守着贫瘠的村落抚养我长大的。这突来的横祸让我们父女俩悲痛不已，但父亲没有让我放弃我的学业，他卖了不足40公斤的猪，又卖了部分粮食，四处找村人求借，很艰难地拼凑着我的学费。一直到10月份以后，我才提着陈旧不堪的行李跨进市里学校的大门。而那时已开学一月有余，新生军训也过了。
坐在教室里，我流着泪暗暗发誓，一定要节约，要把一分钱掰成两半用，最大程度减少父亲的负担。因为学校正试行封闭式教学，我不可能在课余去谋点兼职什么的，节约的唯一途径只能是从牙缝里省。对于一日三餐我是这样安排的：不吃早点，正餐就买2两米饭和2毛钱的素菜，吃得最多的是酸辣土豆丝，只因它更易下饭。
那时我还是个15岁的大孩子，对食物有着惊人的渴望和需求，身体仍在拔节似的长高。每次到食堂，当鼻子里飘进粉蒸排骨或煎鸡蛋的香味，我总会及时地把嘴巴闭得紧紧的。如果不这样，我想我会失态如村口那只小黑狗，流下长长的口水来。我嫉妒别人碗里的丰厚，在心里，我千百次地用意念将他们的佳肴吞得精光。
繁重的学习以外，我还肩负着校文学社副主编的重任，且不时参加校内举办的各项体育竞赛。超负荷的身体支出，长期的营养不良，使我在接近一年的时间里变得面黄肌瘦，身体疲劳，整天无精打采。
暴食一顿鱼肉的念头反反复复地、越来越强烈地折磨着我。好多次咬着牙将1元的餐票拿出来捏在了手心，但递进食堂窗口前，父亲老迈的驼背和那只血淋淋的断臂却总是劈头而来，将我的贪婪欲望转化为深深地自责。终究，1元还是换成了2角。
那天是周四上午的最后一堂自习课，没吃早餐的我早已饥肠辘辘，一边在手里悄悄把玩着餐票，一边烦躁不安地等待下课开饭的时间。这时教室外有文学社的成员找我，交给我一份新生的申请书。从抽屉里取文学社公章时，我一不小心把红红的印油涂在了餐票上。就在一刹那，一个大胆的想法电光火石般在脑海里闪现出来。
我的脸因激动而发红，暗骂自己真笨，怎么早没想到这一点呢？那些餐票，和学校的管理体制一样还不够完善，只是一张方方正正的硬纸壳，“一面彩色一面空白，空白的一面是用记号笔手写的金额和红红的印章。只要模仿上面的笔迹再私刻一个公章，印油一按不就行了么？书法是我的强项，至于公章，找块大橡皮在上面雕上那些字就可以取代！
几天后，我的一叠面值1元的餐票诞生了。到底是作假心虚，我心里忐忑不安。把那些假票翻来覆去地看，一会儿觉得万无一失，一会儿又觉得字迹不太逼真，印章也模糊。但渴求已久的愿望已让我来不及去多想，我心若离弦恨不得飞去食堂，我要马上买两份粉蒸肉饱餐一顿！
学校的食堂有4个窗口，其中3个窗口都是凶神恶煞的中年妇人，边不耐烦地吆喝着快点快点，边手脚麻利地在轮流递去的饭盒上忙活。只有2号窗口，打饭的厨子是个30多岁的聋哑人。据说他的传奇之处在于，他可以根据别人说话的口型判断出对方的话语。他脸上常挂着憨厚的笑容，勺里送出的分量只多不少。这样一来，每天开饭时间他面前都排着长长的队伍。
我走进食堂。选择窗口时我的腿因紧张而发颤，我担心被人认出，那样我会声名狼藉，在学校里面的种种荣耀也许全都会一败涂地！而那3个凶女人让我不寒而栗，看来只能选择2号窗口下手了。退一步说，就算他发现了是假票，趁他是个哑巴不会说话的一时半刻，我还来得及偷偷溜掉。
队伍前面的人已空，轮到我了。与他眼神交接的瞬间，他又向我咧嘴一笑。每次在他手里买饭时他都这样，莫非他认识我？我一下子慌了，不知所措。我的磨蹭让队伍拥挤起来，后面的人群发出牢骚声。我不得不硬着头皮递过去：“两份粉蒸肉。”他接过票看了一眼，然后再看我一眼，眼神里有着很明显的诧异——是诧异一直买土豆丝的我突然大方了呢，还是……
我的脸很不争气地刷一下红到了脖子根，头也不自觉地低了下来。完了，肯定完了，我想撒开腿跑，可是饭盒还在他手上，那饭盒是我进校时花两块钱买的，舍不得白白扔掉。前后不过几秒钟的时间，我的后背就黏糊糊一片了。惴惴不安之际，高高堆着粉蒸肉的饭盒突然出现在我的视线下。抬头，是他一如往常的憨笑。我长吁一口气，唉，真是草木皆兵啊！还好是虚惊一场！
有了那些高蛋白高脂肪的滋补和营养，我的脸色逐渐红润起来，干瘦的身体慢慢长得圆润。每次，看见他在窗口咧嘴微笑的表情，我心里就会乐开花：这聋哑人就是聋哑人，到底辨别力差些。再转念一想，又免不了得意地佩服自己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时间一直流转到次年的11月。中旬的一天中午，我径直奔2号窗口，却意外发现换了人。闪身退出来，我一个个窗口挨着找，也没见那个憨笑的熟悉面孔。从我进入校园起，就没见他休息过一天，那么现在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他得了重病，要么离职了。这样想着想着就沮丧起来，在我内心里，恶毒地希望他是得了重病。因为病好后他还可以再来，要是离职了，我就再也不能顺畅无阻地用假票狂吃海喝，就算能，也还得在别人手上重冒一次风险。
我快快地返回教室，途经收发室时，门卫交给我一个小小的邮盒。我疑惑不已，心里疑团重重，我快步回到教室，急忙拆开。
让我意外的是，小小的纸盒里竟是两捆餐票！我随意拿起一捆一看，脑子“轰”地一下就炸开了——竟然全是我曾“花”出去的假票！
讶异、尴尬、恐慌、困惑，各种各样的情绪在瞬间打倒了我，我突然有种呼吸困难的感觉。回过神，我的手被蛇咬了一口似的缩回来，边左右环顾边慌张盖上了盒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谁终于发现了我的假票又给打回了？是食堂交给了校领导吗？想起餐票的下面还压着一封信，我更惶恐不已，一定是校领导顾及我的面子，以这种方式来揭发我，并让我在“认罪书”上签字了！
我的心坠到了深渊，颤抖着手把信拿出来打开。想不到，里面没有刀削斧凿般的刚劲字体，却只有歪歪扭扭的几行：
很早就看过校报上你的照片和简介，所以知道你的班级和姓名。很喜欢你的作文。我母亲病重，我要回大别山去照料她，可能不会再来了。你的那些票退回给你，以后别再用了，被人识破就麻烦大了。我在食堂有50元押金，我和他们商量不要现金，优惠给我60元的餐票。他们答应了，我觉得蛮划得来。你以后可以用这些票偶尔加加餐，别老吃土豆丝，身体会跟不上的……
原来是他，那个早就明察秋毫，却一直对我的自以为是默默纵容着的善良残疾人！
我的胸口像被什么狠狠地撞了一下，他的清澈眼神，他的哑语手势，他的憨笑，突然间就从我对他一片混沌的印象中无比清晰地浮现出来。看着另一捆面值1元的60张餐票。滚烫的泪水扑簌簌落了我一脸。
深山陋屋，病弱老母，身患残疾，他应该比我更需要金钱来维持生存啊！可他却用这样的方法，整整帮助了我一年！自始至终，我都不知道他的姓名，没听过他的声音，他只是我生命里匆匆而行的一个过客。而他，不但完整地保护了一个花季女孩视为生命的脸面和尊严，还留下了无私的关爱和温暖。那些餐票，给了我那年最春意盎然的冬天。我用它们买到世界上最可口的美味，每一次吃着吃着就落了泪。
那些香美和温暖，随着胃的吸收渗透进我的血液，滋养了我16岁为起点的、长长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