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问美国文化中是否还有可取的方面，是否还有值得中国人学习的东西，闻一多的回答往往是否定的。置身美国的闻一多，时常对中美文化进行比较，并且总是得出中国文化远胜于美国文化的结论。“呜呼！我堂堂华胄，有五千年之政教、礼俗、文学、美术，除不娴制造机械以为杀人掠财之用，我有何者落后于彼哉？”②这是抵达美国半月后写给父母信中的话。在闻一多看来，除了“制造机械以为杀人掠财之用”外，中国并没有其他方面不如美国。换言之，一个中国人，如不想学习用以“杀人掠财”的机械制造，就根本用不着到美国来留学。类似的话，此后闻一多还不止一次说过。例如，在1923年1月14日致父母信中，闻一多又说：“我乃有国之民，我有五千年之历史与文化，我有何不若彼美人者？将谓吾人不能制杀人之枪炮遂不若彼之光明磊落乎？”除了“制杀人之枪炮”外，美国没有任何方面优于中国。看来，这确实是留学美国期间的闻一多所牢固秉持的观念。在这封家信中，闻一多还写下了这样让我瞠目结舌的话：“我归国后，吾宁提倡中日之亲善以抗彼美人，不言中美亲善以御日也。”①宁可联合日本以抗美，而不愿与美国携手以御日。1923年的闻一多有这样的思想，真令人感慨。此时的美国，已向中国归还庚款。因为有了这还回来的款子，才有清华学校，才有闻一多在清华近十年的免费学习生涯，也才有闻一多在美国的免费留学。②至于日本，侵吞中国的野心此时已有所显露。
①两信均见《闻一多年谱长编》第211页。
②见《闻一多年谱长编》第183页。
甲午海战后，日本迫使中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914年，日本出兵强占山东，随后又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的侵略要求……这些，闻一多当然都十分清楚，然而，他仍然觉得宁可与日本“亲善”也不能与美国友好，说留美时期的闻一多其实满怀着对美国的仇恨，也不无道理吧。闻一多1923年说的这几句话之所以令我瞠目结舌，还因为令我想到了十五六年后汪精卫、陈公博们的汉奸理论。日本全面侵华后，汪伪汉奸便拼命强调“中日亲善”以抗欧美，强调以东方文化抵制西方文化。当然，结果是“中美亲善以御日”，而且也正因为“中美亲善”，才终于把日寇赶出国门。读闻一多1923年在美国说的这些话，我惊异于汪伪的汉奸理论竟在这里找到了源头。不过，我得赶紧声明，我丝毫没有说闻一多也有汉奸思想之意。抗战时期闻一多是坚决的抗战派，绝不可与汪精卫、周作人等混为一谈。抗战时期，当闻一多坚决主张抗战并目睹“中美亲善以御日”时，不知是否想起过自己当初留学美国时说的这些话？如果想起过，又不知是否为自己当初思想的偏颇、混乱和情绪化而羞愧。
①见《闻一多年谱长编》第210页。
②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说：“我看过一本小册子（史靖：《闻一多》），有这样的记述，闻一多‘随着许多达官贵人和豪门望族的子弟一道，走进了美帝国主义者用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庚子赔款堆砌起来的清华留美学校’。清华有多少‘达官贵人和豪门望族的子弟’？至于说清华是用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庚子赔款堆砌起来，可以说是对的，不过有一事实不容否认，八国联军只有这么一个‘帝国主义者’退还庚子赔款堆砌的这么一个学校，其余的‘帝国主义’包括俄国在内都把中国人民血汗钱囊括而去了，也不知他们拿去堆砌成什么东西了。”（收入《梁实秋怀人丛录》）
讴歌中国和东方文化，咒骂美国和西方文化，似乎成了闻一多留美期间的主要工作。闻一多积极提倡所谓“中华文化的帝国主义”①，对一些同胞表现出的在他看来是“数典忘祖”的现象痛加斥责。这期间，他写了《火柴》《玄思》等新诗。他自己说写这些诗就是为了“痛诋西方文明”，并且因此而感到一种满足：“这几天的生活很满意，与我同居的钱罗两君不知怎地受了我的影响，也镇日痛诋西方文明。”①读闻一多留美时期的书信、诗歌等文字，我们感到他真是日坐愁城，难得有片刻的心情舒畅。只有写了几首“痛诋西方文明”的诗后，他才有一点“满意感”，他刺猬一般团缩的心才有所舒展。闻一多自己痛恨西方文明，对留学生中不像他那样痛恨西方文明者自然也生出些痛恨。在致闻家驷信中，他曾说：“我自来美后，见我国留学生不谙国学，盲从欧西，致有怨造物与父母不生为欧美人者。至其求学，每止于学校教育，离校则不能进步咫尺，以此虽赚得留学生头衔而实为废人。我家兄弟在家塾时辄皆留心中文，今后相袭，遂成家风，此实最可宝贵。吾等前受父兄之赐，今后对于子侄当负同等责任，使此风永继不灭焉。”②“盲从欧西”固然有所不妥，但背井离乡、抛妻别子、漂洋过海地到欧西，当然是要学习欧西的东西，如仍念念不忘“中文”“国学”，又何必走出国门呢？
①季镇淮：《闻一多先生事略》，收入《闻一多纪念文集》。
这一层，闻一多想到了吗？
四
他当然想到了。
①刘烜：《闻一多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三章。
②见《闻一多年谱长编》第225页。
对出国留学的必要，对在美国生活的意义，闻一多还未走出国门就已经开始怀疑了。及至到了美国，这种怀疑更一天天深重起来，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闻一多留美期间怀乡情绪那么强烈。读闻一多留美期间的书信、诗文，总能感到那种浓得化不开的乡愁。“归心似箭”四个字用来说明闻一多居美时期的心态，并没有多少夸张的成分。如果把这归因于闻一多感情特别“脆弱”，特别“没出息”，对故土有着异乎常人的特别深切的依恋，那恐怕就多少是一种误解。闻一多的特别思乡，与其说是对中国这片故土有着异乎常人的依恋，毋宁说是对美国这片异土有着异乎常人的抗拒甚至厌恶。正因为感觉不到留学美国的意义，正因为不能为自己的背井离乡、漂洋过海给出一个有力的解释，所以对祖国的思念就如决堤的洪水一般汹涌泛滥。对留学意义的怀疑与怀乡情绪成正比地增长着。在作于留学时期的那首著名的《太阳吟》中，闻一多对着太阳喊道：“太阳啊，六龙骖驾的太阳！/省得我受这一天天的缓刑，/就把五年当一天跑完，又与你何妨？”留学美国，对闻一多来说，竟如同受刑。正因为如此，他请求太阳：“让我骑着你每日绕行地球一周，/也便能天天望见一次家乡。”
闻一多以“爱国”著称，这种“爱国”的情绪和精神在留美期间表现得最集中最典型也最“感人”。但同是“爱国”，其表现却可以大相径庭。陈独秀、胡适、鲁迅，还有郭沫若，都可以说是十分“爱国”的，但他们的“爱国”往往表现为对自己祖国的尖锐批判，正因为对这“国”爱之深，也才责之切。闻一多则不同。对这种不同，他自己倒有明确的意识。1922年12月，赴美未久的闻一多写了《女神之地方色彩》一文，发表于国内的《创造周报》上①。该文对郭沫若的《女神》以及国内新诗创作现状提出了批评。文章说：“《女神》底作者对于中国，只看见他的坏处，看不见他的好处。他并不是不爱中国，而他确是不爱中国的文化。我个人同《女神》底作者态度不同之处是在：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这里他将自己与郭沫若对“国”的“爱”作了比较。正因为他深爱着“中国的文化”，所以在文章中对包括《女神》在内的新诗创作表达了不满：“现在的新诗中有的是‘德谟克拉西’，有的是泰果尔、亚坡罗，有的是‘心弦’‘洗礼’等洋名词。但是，我们的中国在那里？我们四千年的华胄在那里？那里是我们的大江、黄河、昆仑、泰山、洞庭、西子？又那里是我们的《三百篇》《楚骚》、李、杜、苏、陆？……”
①原载1946年《文艺复兴》二卷一期，收入《闻一多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