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有时候，过于牵强附会过于无视常识后，郭沫若也会觉得不妥，从而出面自我纠偏。
《诗刊》1959年1月号发表了郭沫若的《就当前诗歌中的主要问题答〈诗刊〉问》，其中这样解释毛泽东《七律·送瘟神》中的“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但是旧时代也有享福的人，他们坐在地上不动，一天就游历了八万里。为什么？因为地球的圆周是八万华里，地球自转一周，坐在地上不动的人，也算作了一次逍遥游。从前周穆王才不过“八骏日行三万里”，不劳动的人一天坐着就跑了八万里，这不是比周穆王还要抖？“巡天”是说地球公转吧。一天要走五百多万华里，在太空中可以看到无数的星星，据近年研究有一万个以上。性质和银河相似。“一千河”是指这些星云，“一千”只言其多，非确定的数目。但似乎也可以改为“十千”。从前唐明皇和叶法善游月宫是很逍遥的故事，旧时代有整夜不睡觉贪图欢乐的人，被地球带着公转，在夜里可以看到无数的银河，这不是比唐明皇还要抖？……旧时代千年万代都是一样，但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从郭沫若的此番解说，人们没法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在“旧时代”，“不劳动”而“享福的人”，与劳动而受苦的人，并不生活在同一星球上，前者生活在地球上，后者没有生活在地球上，这样，才能让地球只带着前者动而不带着后者转。（二）或者，在“旧时代”，当地球转动时，只有“不劳动”而“享福的人”在跟着动，劳动而受苦的人则不随地球而动。（三）在周穆王的时代，地球是并不转动的，这样才能让后来地球转动时代的“不劳动的人”比周穆王“还要抖”。（四）在新时代，地球又不再转动了，因为“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郭沫若的这篇答问在《诗刊》发表后，《人民日报》立即转载。郭沫若“审慎地把全文阅读了两遍”，才发觉有“不妥当”之处。于是，马上作文更正。在更正文里，他承认自己对“坐地”“巡天”的解释，“在逻辑上有问题，实在是失诸穿凿”，犯了“过犹不及”的错误。而他之所以“自己来改正”，是“免得以讹传讹”①。这样的谬误，居然要“审慎地”读“两遍”，才能觉察到。而如果郭沫若自己不出来改正，就会“以讹传讹”，怎不令人感慨万千。
①郭沫若：《坐地、巡天及其他》，载《人民日报》1959年3月4日。
在积极解说毛泽东诗词的过程中，郭沫若一再犯下“低级错误”，一再令自己尴尬。以郭沫若的古典诗词修养，以郭沫若在文学上的审美能力，这样的事情本来不应该发生。但这样的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毕竟发生了，原因何在呢？
要明白郭沫若在解说毛泽东诗词的过程中为何一再闹笑话，还得先明白郭沫若为何那么积极地充当毛泽东诗词的解说者。可以想见，1949年后，毛泽东诗词集中地公开发表，是令郭沫若万分欣喜的。1949年后，像郭沫若这样的人，其使命其实就是充当“毛泽东思想”的阐释者、捍卫者和称颂者。然而，阐释、捍卫和称颂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等，从政治身份上来说，轮不到郭沫若唱主角；从个人的知识结构上来说，也不是郭沫若的“强项”。即便是宏观地和原则性地阐释、捍卫和称颂毛泽东的“文艺思想”，郭沫若也不配挑大梁，因为自有周扬这类更有资格也更受信任的人在。毛泽东诗词公开发表前，在阐释毛泽东诗词时，郭沫若的角色是有些暧昧的，这项工作中并没有哪一份明确属于他。毛泽东诗词集中地公开发表，使郭沫若有了一块可以唱主角、挑大梁、当权威的地盘。环视四周，在解说毛泽东诗词上，有谁能与郭沫若争胜呢？在古典诗词的修养上可与郭沫若对垒者，在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上无法与其相埒；在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上可与郭沫若铢两悉称者，在古典诗词的修养上又难以望其项背。所以，毛泽东诗词集中地公开发表，对于郭沫若来说，某种意义上是天赐良机。
已有的身份和地位，当然还不能保证郭沫若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阐释毛泽东诗词的权威。要使权威不被动摇，就必须绝对保证政治上的“正确”。那个时代，文艺的政治性是第一的，其实也是唯一的。文艺创作必须为现行政治服务，这是毛泽东对文艺创作的要求。郭沫若在以文艺界领导者的身份针对文艺界发言时，也总坚决地宣传、强调着毛泽东的这一要求。那么，在阐释毛泽东诗词时，郭沫若当然会自然而然地全力挖掘毛泽东诗词的政治意义，当然会极力把毛泽东诗词与现行政治挂上钩，为此不惜牵强附会、“失诸穿凿”。毕竟，再牵强，再穿凿，也不会有政治上的失误。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和5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都提出文学艺术“应该采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而郭沫若则认为，毛泽东诗词正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在1958年《红旗》第三期上，郭沫若发表了著名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文，文中说：“我自己是特别喜欢诗词的人，而且是有点目空一切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所发表了的诗词却使我五体投地。当然，也有些所谓专家，兢兢于平仄韵脚的吹求的，那真可以说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毛泽东同志十九首诗词（引按：其时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是十九首）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典型结合，这在目前是已有了定评了。”并且说：“我们如果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怎样才能使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就是我们绝好的典范。”文艺创作的最高目的是为政治服务，文艺创作的最高原则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而“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绝好典范是毛泽东诗词。既然毛泽东诗词成了指导现实文艺创作的教科书，郭沫若在解说毛泽东诗词时，就更不得不绞尽脑汁地从中寻觅出现实性的政治意义，这也就难免牵强和穿凿了。
毛泽东怎样看待郭沫若对其诗词的解说呢？他对郭沫若的劳作满意吗？我以为，是不那么满意的。《忆秦娥·娄山关》中“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是毛泽东颇为得意的句子。而郭沫若在《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中对这两句的解释是：“在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又以百倍勇气重新迈上征途，尽管眼面前有多少道铁门关也要雄赳赳气昂昂地超越过去。前途的障碍是很多的——‘苍山如海’。流血的斗争是要继续的——‘残阳如血’。尽管这样，必然有胜利的明天！”“苍山如海”被郭沫若解释为“前途的障碍”，“残阳如海”被郭沫若解释为“流血的斗争”。这两个意象本来蕴含着的苍凉、悲怆，本来具有的较为丰富的情感指向，都被郭沫若的解说所遮蔽、所埋没了。当毛泽东看到这样的解说时，在郭沫若所送审的原稿上，毛泽东将对这两句的解说也都删去了。他以郭沫若的口吻改写的解释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这样的解释，就真实可信地说明了作者当时的创作心理，同时也为这两句话留下了可供读者品味想象的空间。
“文革”期间，毛泽东的老朋友周世钊读了许多毛泽东诗词注释本后，致信毛泽东，问他：在众多注释中，哪些较好。毛泽东于1968年9月29日复信说：“拙作诗词，无甚意义，不必置理。”毛泽东没有回答哪些较好，说明在诸多注释中，并没有令他满意的。“拙作诗词，无甚意义，不必置理”，恐怕应该解读成“诸多注释，无甚意义，不必置理”了。这当然也包括郭沫若的解说在内。在解说毛泽东诗词的诸家中，臧克家大概是仅次于郭沫若的一家了。1961年，毛泽东数次致信臧克家，说要请臧克家和郭沫若到家里来，就其诗词谈谈。虽然后来请二人到家中来谈谈的打算并未实现，但毛泽东既然一直有话要与这两大注家面谈，说明他对两人的注释都是心存不满的。①
郭沫若说毛泽东诗词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两种东西如果真能结合的话，与其说是毛泽东诗词体现了这种结合，毋宁说体现了这种结合的，是郭沫若对毛泽东诗词的解说。
①毛泽东致周世钊、臧克家信一事，参见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682—683页。
2006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