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可知，事变发生后，南京方面的无线电广播和报纸，对张学良一味“谩骂”，这只能使“南京、西安间之裂痕日见加深”，大有碍于“和平解决”，因而也是宋美龄所极不乐见的。但有大影响的《大公报》，其言论则极合宋氏心意。其时也供职于《大公报》的徐铸成，在《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中说，事变次日晚，张季鸾早早地就到了报社，让徐铸成很不解。“他如此早到编辑部，这是从来没有的，即创刊之初也没有那么紧张，而且时而抓抓头皮，时而站起来不断来回走动，像有满腹的心事。”抓抓头皮、来回走动后，张季鸾毅然地说：“我是准备庄严地说几句话，千万勿破坏团结，遗人以口实，让敌人乘虚大举入侵，各个击破。”于是，连晚饭也顾不得吃，就踱进小屋写“社评”，“还不时出来，看有没有外国通讯社续到的新闻。这一天，他到深晚才叫工友到外面买一碗面充饥”。①次日，12月14日，《大公报》刊出了这篇“社评”。用徐铸成的话说，标题有些“兀然”：《西安事变之善后》。事变刚刚发生，《大公报》第一次发言，提出的就是“善后”问题。这表明，张季鸾无意于一味攻击张学良。他从一开始，就想的是怎样把事变的危害控制在最低限度，怎样以最小的代价求得事变的“和平解决”，怎样让蒋介石平安出险，怎样不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
①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8页。
②见《张学良遗稿》，作家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112页。
不能不说，这的确是站得高，看得远，体现了异于流俗的目光。
①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12月修订版，第112页。
三
在《西安事变之善后》中，张季鸾首先强调：“解决时局，避免分崩，以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第一义。陕事主动者尚拒绝此意，使政府领袖不能行使职权，甚或加以不测之危害，是则须负甘心祸国之完全责任，不论其所持理由如何，凡中国良知纯洁之国民应一致反对之。”又说：“夫国家必须统一，统一必须领袖，而中国今日统一之底定及领袖之形成岂易事哉！十年来国家以无量牺牲，无量代价，仅换得此局面，倘再逆退，将至自亡。艰难困苦之中国，今才见彼岸，而又遭逆风之打击，主其事者，抚躬深省，果为何来乎？”这当然也是在责备张、杨。但这种责备，让人感到的是“苦口”与“婆心”，而不像其他人的戟指怒目，让张、杨感到的是必欲“食肉”与“寝皮”的痛恨。更难能可贵的是，张季鸾一开始就提出了这样的善后方式：“故吾人以为公私各方面应迅速努力于恢复蒋委员长之自由，倘其有济，则劝政府必须宽大处理，一概不咎，国家问题，从长计议。”张季鸾一开始就亮明了“反战”的态度：“非不得已最后之时，勿用战乱手段，所有调解斡旋之力宜用无不尽。”在一片怒骂和主战声中，这“宽大处理，一概不咎”之议，这“勿用战乱手段”之见，实在显得很独异。《大公报》的声音是低调的。唯其低调，才格外引人注目。不能不说，这才真正是为国家着想。
这当然也是最有利于蒋介石本人的。但《大公报》并非从来就对蒋介石如此“友好”的。也是张季鸾执笔的“社评”，曾经对蒋介石极尽嘲讽、责骂之能事。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蒋介石公开发表一篇声明，说“美满姻缘”于人生如何重要，而自己得与宋氏成婚又如何“幸福”，并如何有利于自己此后之“革命工作”……这算是自己“人生观”的一种表达。12月2日的《大公报》，便发表了张季鸾撰写的“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文章这样开头：“离妻再娶，弃妾新婚，皆社会中所偶见，独蒋介石事，诟者最多，以其地位故也。然蒋犹不谨，前日特发表一文。一则谓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再则谓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反翘其浅陋无识之言以眩社会。吾人至此，为国民道德计，诚不能不加以相当之批评，俾天下青年知蒋氏人生观之谬误。”蒋氏的结婚声明，确乎有几分轻佻、肉麻。而张季鸾接下来的驳斥，则真可谓锋芒毕露、寒气逼人，全不顾其时蒋氏已声名显赫、势焰熏天。针对蒋氏“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的表白，张季鸾驳斥道：“太史公受腐刑而作史记，成中国第一良史。美国爱迪生，一生不娶，发明电学，裨益人类，古今大学问家大艺术家之不得恋爱者多矣，宁能谓其人生无意义乎？”针对蒋氏所谓的结婚后“革命工作”必大有“进步”的宣言，张季鸾的驳斥就更不留情了：“然吾人所万不能缄默者，则蒋谓有美满姻缘始能为革命工作。夫何谓革命？牺牲一己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妇人？……呜呼！尝忆蒋氏演说有云，出兵（引按：指北伐）以来，死伤者不下五万人。为问蒋氏，此辈所谓武装同志，皆有美满姻缘乎？抑无之乎？其有之耶，何以拆散其姻缘？其无之耶，岂不虚生了一世？累累河边之骨，凄凄梦里之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矣。呜呼！革命者，悲剧也。革命者之人生意义，即在悲剧中求之。乃蒋介石者，以曾为南军领袖之人，乃大发其欢乐神圣之教。夫以俗浅的眼光论，人生本为行乐，蒋氏为之，亦所不禁。然则埋头行乐已耳，又何必哓哓于革命。夫云裳其衣，摩托其车，钻石其戒，珍珠其花，居则洋场华屋，行则西湖山水，良辰美景，赏心乐事，斯亦人生之大快，且为世俗所恒有。然奈何更发此种堕落文明之陋论，并国民正当之人生观而欲淆惑之。此吾人批评之所以不得已也。不然，宁府军队，尚有数十万，国民党党员亦当有数十万，蒋氏能否一一与谋美满姻缘，俾加紧所谓革命工作。而十数省战区人民，因兵匪战乱，并黄面婆而不能保者，蒋氏又何以使其得知有意义之人生？甚矣不学无术之为害，吾人所为蒋氏惜也。”这文章实在写得漂亮，读之朗朗上口，思之莞尔而笑。蒋介石出言不慎，代价堪称惨重。
1927年的《大公报》和张季鸾，如此尖锐严厉地批评蒋介石，是出以公心。1936年的《大公报》和张季鸾如此坚定明确地维护蒋介石，也是出以公心。继14日的《西安事变之善后》后，15日，《大公报》发表了张季鸾执笔的《再论西安事变》，16日，发表了张季鸾执笔的《望张杨觉悟》。时任《大公报》编辑主任的王芸生后来回忆说：“从十二月十四日到二十五日蒋介石被释放之前，大公报连续发表《西安事变之善后》《望张杨觉悟》《讨伐令下之后》《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祖国利益高于一切》《国家进步之表现》《中国不做西班牙》《共同维系向心力》等社评，中间还夹带胡适一篇《张学良的叛国》的星期论文。这当中特别是十二月十八日的社评，张季鸾写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是一篇代表作。”①
四
这封公开信，与《大公报》此前的一些谈论西安事变的文章一样，态度是严正的，但是，语气却较此前明显严厉了。公开信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以全体人民的口吻，义正词严地谴责“西安军界”。公开信希望“西安军界”立即恢复蒋介石的自由，但却没有流露出丝毫“求”的意思：不是恳求，不是哀求，更不是乞求。公开信十分鲜明地向张、杨显示出这样的姿态：我们之所以给你们写这样一封信，是不忍见你们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而给你们指明一条自救之路。
①王芸生，曹谷冰：《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
公开信对“西安军界”说：“主动及附和此次事变的人们听着！你们完全错误了。错误的要亡国家，亡自己。”这是大义凛然的怒斥。公开信让“西安军界”知道他们是如何犯了众怒：“你们大概听了许多恶意的幼稚的煽动，竟做下这种大错，你们心里或者还以为自己是爱国，哪知道危害国家，再没有这样狠毒严重的了！你们把全国政治外交的重心，全军的统帅，羁禁了，还说甚么救国！你们不听见绥远前线的将士们，突闻陕变，都在内蒙荒原中痛哭吗？你们不知道吗？自十二日之后，全国各大学、各学术团体，以及全国工商实业各界，谁不悲愤？谁不可惜你们？”公开信的高明之处，在于不仅仅指明了全国各界对“西安军界”的“痛恨”，还强调了全国各界对“西安军界”的“痛惜”。“痛惜”，表明张、杨们的行为不仅是在毁灭国家民族，也是在自毁名节，自毁前程；“痛惜”，还表明全国各界对张、杨们悬崖勒马的期待，也暗示着张、杨们还有迷途知返的可能。
“西安军界”是打着“停止内战”的旗号拘禁蒋介石的。公开信则强调这是在抱薪救火：“你们制造阴谋之日，一定能预料到至少中央直属的几十万军队，要同你们拼命，那么你们怎样还说要求停止内战？”这种质问，特别有力量。“西安军界”面对这样的质问，只能哑口无言。张、杨劫持蒋介石，唯一的理由是蒋介石不愿意停止与中共的“内战”，因而只能用所谓的“兵谏”的方式迫使“内战”停止。然而，公开信指出：中央对西安的讨伐令已下，讨伐大军正在“全国悲愤焦虑的空气中”，向西安挺进，更大规模的内战一触即发。这在警告张、杨：你们以停止内战为目的的行为，如果引发比国共内战规模大无数倍的内战，你们将何以自处？你们到那时候如何向全国全世界交代？这里还有着这样的暗示：如果蒋介石出事，如果蒋介石死在西安，那中央的讨伐大军就成了“哀兵”，而“哀兵必胜”！也就是说：如果蒋介石死在西安，你们一定会被消灭！你们一定会死有余辜！你们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
公开信刚中有柔。在对张、杨严词谴责、厉声教训后，也强调，张、杨虽然已经走到了绝境的边缘，但还没有陷入绝境，还有自救的可能：“所幸者现在尚有机会，有办法，办法上且极容易，在西安城内就立刻可以解决。你们要从心坎里悲悔认错！要知道全国公论不容你们！要知道你们的举动，充其量，要断送祖国的运命，而你们没有一点出路。最要紧的，你们要相信蒋先生是你们的救星，只有他能救这个危机，只有他能了解能原谅你们。你们赶紧去见蒋先生谢罪罢！”这是在告诫张、杨：立即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并且求得蒋介石的宽宥，是你们唯一的选择，唯一的出路。公开信提醒张、杨：“现在不是劝你们送蒋先生出来，是你们自己应当快求蒋先生出来！”因此：“切莫要索保证，要条件！”这是在警告张、杨：必须无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提任何要求都是荒谬和愚蠢的。
刊有《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的这一张报纸，加印了数十万份。1936年12月18日当天，宋美龄派出的飞机，载着这数十万张报纸，飞临西安上空，然后向下播撒着这些报纸。这些报纸，飘着，落着，落在大雁塔上，落在小雁塔上，落在钟楼上，落在鼓楼上，落在骊山上，落在城墙上，落在树枝上，落在街道上，落进军营里，落进大杂院，落在平民的屋顶，也落在蒋介石“囚室”的房檐……
徐铸成回忆说，张季鸾平素与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似无来往。但从14日开始的连续几篇“社评”，肯定会引起宋氏兄妹的注意。因为在一片切齿之声中，张季鸾只是温言相责；在杀气腾腾的主战声中，张季鸾反复强调“救人”第一。这与宋美龄的心意极其一致。如果是一家影响不大的报纸发此论调，也许还不会让宋美龄太在意。但影响巨大、声誉极好的《大公报》在如是说，宋美龄就完全可能要主动借助它了。徐铸成说，《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显然是事前与宋氏兄妹商定的”。①其实，这一点，公开信中已经挑明了：“我盼望飞机把我们这一封公开的信快带到西安，请西安大家看看，快快化乖戾之气而为祥和。”这应该是宋氏兄妹读了最先几篇“社评”后，主动约见张季鸾，共同策划了这封公开信。而将刊有公开信的这一张加印数十万份，派飞机运到西安上空散发，自然也是事先计划好的。
《大公报》的一系列文章，尤其是这封以非常方式传到西安的公开信，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无疑是发挥了良好作用的。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全国各地都响起了庆贺的鞭炮声。是夜，南京城鞭炮声通宵达旦。鞭炮声惊醒了正在老虎桥监狱里酣睡的陈独秀。不年不节，为什么鞭炮齐鸣？——陈独秀很纳闷。当陈独秀弄清楚原因时，自言自语道：原来他还是很有“群众基础”的！蒋梦麟是在北京听到喜讯的。他说：“号外最先送到东安市场的吉祥戏园，观众之间马上掀起一片欢呼声，弄得戏台上唱戏的人莫名其妙。大约半小时之后，北平严冬夜晚的静寂忽然被震耳的鞭炮声冲破了，漆黑的夜空中到处飞舞着爆竹焰火的火星。”他还说到，当时有一位朋友正乘火车从南京到上海，车到苏州，苏州城内震天的鞭炮声令全车人十分不解，待到打听清楚后，乘客们也想放一阵鞭炮“以发泄抑郁已久的情绪”，但车站上买不到鞭炮，“于是车上的女学生就放开喉咙高唱起来”①。我想，女学生的高歌，一定引来众人的齐唱。
①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12月修订版，第114页。
五
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中说，蒋介石从西安回到南京后，住进中央医院休息。到医院慰问者自然很多。张季鸾也到医院慰问，“蒋对他自然更加尊重”。蒋介石遭囚禁期间，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曾连篇累牍地发表满纸詈骂的声讨文章，力主对西安“严加讨伐”，赞成派飞机轰炸西安。蒋回南京后，《中央日报》总编辑程沧波也到医院看望。程照例说了些安慰的话，而蒋则冷冷地答道：“我活着回来了，没有死！”
2010年11月19日初稿
2012年4月30日改定
①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9月版，第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