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一想到做生意，搞产品，想到的就是大项目，是高科技。其实，赚钱不在产品的大小，而在于是否有市场，是否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尤其对于那些刚刚开始创业的人来说，资金量少，商业关系不多，销售网络没有建立，首先就搞需要大资金、高技术的产品，显然是非常困难的。倒不如先从一些小项目、小产品入手，既容易操作，又同样能赚钱，甚至也能赚大钱。尿布能做出与汽车同样大的产业，打火机能拥有与彩电同样大的市场，就是最好的证明。许多做大生意的也是先从小生意开始的。松下电器名扬世界，但他们是做电器插座起家的；李晓华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大亨，但他原来是买饮料放录像的。因此，不要以产品小而不为，不要以利润少而不做，实际上，小产品也能做出大生意，关键看我们会不会做。
10．亿万财富从养鹌鹑开始
小“折腾”、小“捣鼓”亦能创造出财富。
刘永好四兄弟在农村出生，在农村长大，后来又回到农村发财。
当初，兄弟4人从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中隐约地感觉到了改变家乡面貌的历史性机遇的来临，他们认为抓住机遇，冒点风险，值得！于是，各项决策立即付诸实施。
一种施展才华、追求富裕生活的强烈冲动，在四兄弟胸中激荡，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一大篇可歌可泣的故事。
科技致富，这是那时农村各地都在大力提倡的口号。刘家四兄弟都是有文化有头脑的人，所以，一开始他们就选择了走科学致富的这条路。
科学，就是做领先于别人一步的事。
他们选择的是养鹌鹑。
他们决定搞一个大型鹌鹑养殖场，进行大规模的鹌鹑养殖与开发。于是，就在1982年底，他们终于建成了一个大型的育新良种场。但是当他们把这个养殖场办起来时，却正值成都地区“鹌鹑热”在急剧降温，许多原先养鹌鹑的专业户都纷纷收摊不再养了。可是这刘家四兄弟都有一个相同的脾气，那就是认准了路就死也不回头，他们认定：只有疲软的市场，没有疲软的产品。他们看到了一个必胜的法宝，那些失败的专业户是因为养鹌鹑的成本太高，技术不过关，这才亏本搞不下去的。
为了把成本降到每只鹌鹑蛋只要三四分钱，他们大量地查阅资料，开动脑筋，寻找出最佳的养殖方法。
此时，这四兄弟便把各自的看家本领都用上了。他们把计算机应用于饲料调配和育种选样，很快就摸索出一个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独特的立体养殖方式。这种方式即：用鹌鹑粪养猪，猪粪养鱼，鱼粉养鹌鹑。这是一种新型的生态循环饲养法，由于这样的方法使得成本大大减少，鹌鹑蛋的成本就降到了与鸡蛋一样，于是很快就赢得了市场。
先进的科学技术带来了新的转机和希望。刘家的科学养殖鹌鹑法让养殖致富重新闪现出诱人的光彩，于是，不多久就在新津县再一次掀起了养鹌鹑的热潮，一时间，全县就有了成百上千个鹌鹑专业户，饲养鹌鹑达90万只，全年的鹌鹑产值达到了900多万元。这个数字在那时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到了1986年，刘家兄弟办的育新良种场已年产种鹌鹑15万只，产品除了供应国内16个省市外，还批量销往前苏联等国家和地区。在那几年里，养殖场的经济情况大大改善，不光造起了更为先进的场所，还买来了汽车，用于运输。还有了小轿车，可以坐着到各处去签约谈生意。
刘家四兄弟为中国的鹌鹑养殖业在科学技术开发上做出了成就。他们研究出了“鹌鹑红羽、麻羽杂交鉴别雌雄离种体系”，还有整套的饲养鹌鹑技术。这些已被国家科委鉴定验收，并列为国家级“星火计划”项目。
走在了农村致富路前列的刘家兄弟，当然没忘记周围仍然还很穷的乡民们。他们的事业一尝到了甜头，就动员古家村和附近的村民一起来走科技致富之路。
在他们的带动下，新津县在那几年靠着养鹌鹑这一条致富路，硬是把原先的贫困帽子甩掉了。到了1986年后，新津县就形成了以运输、编笼、饲料及肉蛋加工等专业分工为特征的“一条龙”生产配套体系。到今天为止，新津县还保持着养鹌鹑这一传统优势行业，每年饲养鹌鹑400万只，年产值在1亿元以上，是全国最大的鹌鹑养殖基地，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鹌鹑王国。
11．借鸡生蛋，坐拥广厦千万间
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用什么样的姿势站着与它对话。相反，它是大志者的第一财富，饱尝了风雨之后的身躯，再不会有因苦难而低下的头颅。什么是资本，什么是人的财富——智慧。可比智慧更高一筹的是没有鸡而有蛋的预言……
在现代人的头脑中，住房是第一问题，解决其问题，颇须一番折腾呢。因为它是任何一个人所必须的落脚点或躲风避雨所在。
如果我告诉你，有这么一个人，没钱也盖起了自己的房子。而且不是普通的房，是在寸土寸金的闹市区，盖起了一栋大楼，你会相信吗？现在，这栋16层的大厦就矗立在市中心，这位奇迹的创造者名叫郑敏。
当初，他怀揣着5000元人民币只身闯广东。现在，面对平地而起的广厦千间，像面对生日宴会上的蛋糕。他踌躇满志地开始切蛋糕了：留两层自用足矣；一至四层出租，每年坐收租金500万元；其余10层全部售出，获购房款4000余万元。除去各种费用，郑敏净赚2000万元。
高楼万丈平地起，郑敏用的是巧办法。
郑敏初闯广东，适逢房地产热，地价疯涨。要想建房，要么花大价钱买地皮自建；要么出资与当地人合建，然后分成。真可谓：有钱出钱，有地出地，没钱没地靠边稍息。郑敏没钱又没地，可是他不愿靠边稍息，他想到了租地。
于是，他骑着自行车，到处找可租之地，终于找到了一家即将迁往城外的工厂。郑敏提出，租地70年，建巴蜀大厦，建成后，每年交厂方11万元。他特另向厂方强调：“租期内你们将收入770万元。厂方听说770万的租金，比卖地还多不少的钱，挺划算的，很快就拍板同意了。
这是郑敏下的一着妙棋：第一、租地不用像买地那样预付大量的现款，就把别人的地变成了“自己的地”；第二、在租金上占了大便宜。寸土寸金的闹市区，两亩多地每年租金才11万，与后来他盖起16层大楼后仅其中四层的租金每年就500万元比起来，简直是九牛一毛。虽说租期内租金共有770万，但那是要用漫长的70年作分母来除的啊。厂方得到微薄的租金，失去了70年的机会。
郑敏大功告捷，聪明处在于他用浓彩粉墨渲染了770万这一庞大数字，瞒天过海掩饰仅仅11万的年租金。
地皮落实后，他马上又通过新闻媒介向四川各地广而告之：四川省将在广州市建一“窗口”——巴蜀大厦，现预订房号、预收房款，使他轻而易举地集资2000万元。他省钱省事搞到了地皮，又走捷径解决了建房款。建房时，又恰逢建房热急剧降温，建房大军无米下锅，只要有活干、能糊口，亏本也愿接工程。郑敏把工程包出去，不但不用给承建方工程预付款，而且还要求对方垫支施工，大楼建了一半，承建方已垫支了数百万。
郑敏空手套白狼，未动自身分毫，借鸡生蛋，坐拥广厦千万间。
而大楼真正的建造者，在郑敏搬进总经理办公室的同时，又要另找一处工棚去住了。
成功是可歌的，成功的背后有很多可泣的故事需要我们去用智慧的大脑，衡量它的价值和财富。
12．稳打稳扎，细水长流才能做大
与其苦苦追求缥渺的影子，不如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前行。关于财富的聚敛方法也具有同样的道理。
新加坡著名华人企业家、“橡胶”“黄梨”大王李光前有自己独特的经营方法。一九二八年他创建南益树胶公司时，鉴于许多胶商因把资金用来购买胶园与烟房而使资金周转不灵甚至倒闭的教训，采取与众不同的方式，没有把资金用来购买胶园与胶厂烟房；他的烟房除了在麻坡武吉巴西的旧烟房外，是租用别人的胶厂；树胶则向小园主收购。这种经营方式虽然利润较低，但流动资金充裕，可以随时调动。
李光前采取现金交易的原则，这也是与众不同的。小园主把胶液与胶丝卖给南益公司，除可一手拿钱一手交货外，在急需现款时还可以向公司预借。因此小园主都乐于与他交易，使公司不致缺货或断货，弥补了没有树胶园的短处。一九二九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并波及到新加坡，胶价暴跌，拥有大量胶园与胶厂的树胶商损失惨重，中小胶商更是纷纷破产。而李光前的南益公司即使在胶价最低时，也现金充裕，受损失最为轻微。
此后，李光前在经营方式上更为谨慎，凡是购买胶园或增建胶厂的资金，绝不向银行借贷。银行给予的贷款，只用作流动资金。由于他信用良好，一九五八年南益集团曾向新加坡汇丰银行取得四千五百万的抵押贷款，成为当时获得贷款最多的华人公司。因此，李光前曾经这样说过：“凡是在工商业上最成功的人，就是最会利用银行信用的人。”后来，李光前进行多元化投资，其南益集团成为新加坡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
资金充裕灵活，可以自由行事，不易受制于人，任何情况下都能充当主动者。一九二九年开始的大危机中，陈嘉庚的企业每况愈下，而李光前的南益公司却能安然度过难关，最后称雄市场。这证明了李光前经营方法的高超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