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教授走向世界，形式上并非难事，但像胡适有那样多而且好的机会，却不容易。这给胡适提供了走出国门深入国际汉学中心的良好机缘，而他也能够善加利用。
就与欧洲汉学界的交往而言，胡适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1926年，原计划7月20日出发，经希腊到英、法和意大利，少则一学期，多则一年，目的是看材料，因为“中国学术材料颇有流散于海外者，从来留学界虽不乏学者，而能对于此项材料加以搜讨，则非胡先生莫能胜任！此行深望其能帮助国内学术界，对于此项材料常常通信报告”。后来路线改经苏俄，这使胡适得到在苏俄本土接触其学者的机会。他在致徐志摩的信中谈到与苏俄科学院总书记（胡适称为永久秘书）鄂登堡会面的情况，后者告诉他，苏俄政府“每年津贴科学院四百万卢布，今在科学上努力的有六百人之多”。“一切科学上的设施，考古学家的大规模的探险与发掘，政府总是竭力赞助的。”因而相信“苏联并不是轻视纯粹科学与文学”。鄂氏为俄国东方学元老，主治印度学，同时又是组织指导东方研究的祭酒董事，1920年曾领导新疆中亚考古探险，甚得苏共领袖的信赖。20世纪30年代以前，苏俄东方学研究能够正常发展，他的作用至关重要。此行胡适对苏俄各方面的成就颇有好感，乃至可以容忍牺牲一点自由以图专政治国的主张，与苏俄政府重视学术不无关系。
胡适的欧洲之行，还与人称苏联汉学泰斗的阿列克发生联系。阿氏为沙畹入室弟子，主治中国语文思想宗教，他既是沟通苏俄与欧洲汉学界的桥梁，又是苏联第一代汉学家的养育者。虽然他主要使用巴黎学派的正统方法，却对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运动予以关注，从1925年起，即在列宁格勒的《东方》杂志载文介绍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康白情、俞平伯、汪静之等人的新诗集，并提及胡适的序言。次年他应邀赴法国讲授中国文学，最后介绍分析胡适的《尝试集》（1929年发表于《巴黎评论》（Revue de Paris，15Avr），全部演讲集1937年在法国出版），并在《法国东方爱好者协会通讯》（Bulletin de I'Association Franaise des amis de I'Orient）等杂志撰文《现代中国的一些问题》、《当代中国文学之问题》，评述中国的教育、国语、新文学，详细介绍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
同时阿氏还注意胡适的中国思想史研究，1925年在《东方》第5辑发表关于1922年版《先秦名学史》的长篇书评。此书由一位法国汉学家从北京带到巴黎，转交阿列克，阿曾于1923年在苏俄考古学会作初步介绍，并写成长评。他大体赞成胡适对传统观念的批判，但对其研究创作方法及成就则颇多保留和批评，有的意见还很尖锐（如论白话诗），认为胡适著作只是历史新篇章的序言。
近年来加拿大和俄罗斯学者据此提出“第一个在欧洲介绍及评介中国现代文学的是俄国著名汉学家阿列克塞耶夫院士”，阿“是欧洲第一个介绍胡适新诗的汉学家”，则失之于蔽。如前所述，1924年戴密微已在著名的汉学杂志《河内远东法兰西学校校刊》撰文介绍胡适的新诗，而荷兰汉学家戴闻达则在出版于莱顿的荷兰、丹麦、挪威东方学会联合会机关杂志《东方学报》（Act。Orient）第1期载文《文艺复兴在中国》（A Literary Renaissance），论述以胡适为中心的白话文运动。更早者为瑞士学者王克私，尽管其文发表于中国，但用英文，对象是国际汉学界。
20世纪30年代苏联开始大清洗，阿列克因所谓只承认中国的旧学术和文学传统，强烈诽谤现代中国文学，玷污苏联学者的体面而遭到严厉批判，则不免厚诬时贤。深究史实，无论在东方或西方，最早注意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正是各国的汉学专家。由此可见，国际汉学界在致力于古代中国研究的同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同样关注，并予以研究，没有后来主观上的畛域自囿。
胡适西欧之行的重大收获，是在欧洲汉学正统所在地巴黎结识了伯希和。赴欧目的之一，本是阅读法英两国掠去的敦煌文书，所以胡适一到巴黎，即拜访伯希和，和这位“成绩最大，影响最广”的“西洋治中国学者的泰斗”谈了两小时，据称很投机。由于伯希和的介绍，胡适得以顺利进入连法国人也不易进去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写本书室调阅敦煌卷子，短短一个月时间，抄录了不少有关禅宗的史料。其间与伯希和也有几次深谈，离去时还请伯氏代为关照影印事宜。后者则托其留意禅宗在中国画派上的影响。不久，在法兰克福和伦敦，两人又几度一起出席会议，胡适还听了伯希和关于中国戏剧以及中亚与中国关系的学术演讲。
不过，尽管胡适函告徐志摩说他很爱伯希和与英国的维列，气质上毕竟与纯粹学院派的伯希和有些疏离。而且遇强逞强之心使其时有交浅言深的唐突。他治禅宗史，关于达摩，认为道宣的《续高僧传》最可信，而伯希和则仅称引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不很赏识道宣，因而怀疑其看不懂《续高僧传》达摩的全文。对于伯希和所编巴黎藏敦煌文书目录，胡适只读了50卷，为全部的1/30，便发现不少错误，当面直言之外，更建议由中国学者整理分类编目。伯希和赞成此议，并请其记出错误，以便改正。后来胡适果然用英文将笔记写出寄去。此目录伯希和迟迟未能完成，事多固然是主因，胡适的挑剔或许也令其不免踯躅犹豫。一个月后，伯希和在法兰克福发表演讲，即将与中国学者的接近，作为治中国学必备的三项条件之一。此外，胡适对伯希和的学生翻译几篇文章便可拿甚不易得的国家博士学位，觉得未免太容易了；认为伯希和关于中国与中亚关系的演讲很好，有许多新发现的材料，而讲中国戏剧则多用王国维的材料，似有看穿西洋镜的意思。
1933年和1935年，伯希和两次来华，胡适均参与中国各方面的接待。前一次如新年除夕前和50余位中国学者出席法国公使馆举行的盛大欢宴，1月14日中午赴由谭祖任做东，陈垣、陈寅恪、柯劭忞、杨锺羲陪客的私宴，1月22日和傅增湘、刘复等参与辅仁大学的欢迎宴会，4月15日和陈垣、李圣章等到车站为伯希和送行。其间伯希和屡次在公开场合推崇已故的王国维和在世的陈垣，声称：“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其“在平四月，遍见故国遗老及当代胜流，而少所许可，乃心悦诚服，矢口不移，必以执事（指陈垣）为首屈一指”，令胡适颇感难堪。他在自己有意留作史料的日记中对此不着丝毫痕迹（未记或记而复删），或许恰好表明他耿耿于怀。后一次伯希和在北京只待了一个月，胡适先后参加了钢和泰、史语所和辅仁大学的宴请，并陪同其到史语所看所藏汉简及拓本，日记均有记载。1938年7月，胡适再次赴欧洲，又与伯希和几度聚会，并请其联袂推荐陈寅恪为剑桥大学中文教授。
胡适的首次访法，反应极为平静，就像任何一位前来看书的普通学者，除了伯希和，他未与法国其他汉学家接触。巴黎学派的另一位大家马伯乐稍后为《最近五十年的史学与史学家》一书撰写中国及中亚部分的述评，其中若干处提到胡适的研究以及他人对胡适的研究，也未与之来往。这不仅赶不上两年后太虚法国之行的热闹非凡（胡适曾劝其不要夸大狂地宣传东方文化），甚至不及同年来巴黎介绍和批评他的苏俄学者阿列克风光。胡适的留美背景也许是不被法语世界重视的因素之一。几年后，法国汉学家如伯希和还认为美国的哈佛大学是穷乡僻壤，没有法国人愿意离开巴黎优越的文化环境去那种地方。胡适既无资格像在国人面前那样肆意论道西方文化，对本国固有文化的态度又与欧洲汉学界有些格格不入，因而内心也静如止水。此外，与当时中国学术界其他领袖崇奉法国不同，胡适不大买“世界文明之导师”和“科学文艺之渊薮”的账，对北大里的法国文化派历来嗤之以鼻，其无感想或许正是有思想的表现。
但在英国，胡适则颇受优待。他此行的使命之一，是参加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会议，待遇自然较全无因缘的法国隆重，抵埠即有同为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成员的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苏熙洵等人迎接。苏氏早年曾来华从事推动新式教育，担任过山西大学西斋总教习。1926年随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代表团到中国进行考察，应邀出席北大学术研究会闭会式，并与胡适同场发表演讲，介绍中英关系以及牛津大学的状况。大学中国委员会（Universities China Committee）还想请胡适在三岛各大学演讲若干次。
胡适与从中国赶来的庄士敦重逢，由此结识了医生颜慈。后者来华4年，归国后继续研究中国文字文物，所写多为杂文。胡适从中受益的是谈论八仙的文章，还写信将此事告诉对民俗研究兴致正高的顾颉刚；另外在颜家的茶会饭局上，认识了不少名流。而胡适给予的帮助则是口译《营造法式》陶湘的长序及代为修改英译文。颜慈正对中国古代建筑和美术感兴趣，但毕竟半路出家，中文功夫不足。后来他能出任伦敦大学中国美术及考古学教授，在这一领域有所建树，胡适的关照多少起了作用。
由法国回到英国后，胡适再显风采。他在影印写本较巴黎贵一倍、天气又不好的伦敦反而待了三个月（其间赴法兰克福一周），先后在中国协会、剑桥大学、东方学院、Wordbrooke等处发表演讲，听众中不乏知名人士，因此与水准较低的英国汉学界的交往远比法国普遍。他在大英博物馆见到留美时已结文字之缘的翟来乐，赴法前胡适曾几度登门不值，此公正主持该馆东方部汉籍科写本股，得近水楼台之便，获准看敦煌卷子。翟氏对其帮助甚大，后来胡适因演讲活动多，便请翟先将要看的卷子取出，待演讲完毕，有空就每天去看。所以他在《〈神会和尚遗集〉序》中，将翟来乐列于最感激者的首位。此外，胡适结交的旧雨新知还有翟来乐的父亲、已过80高龄的汉学大家翟理斯，研究中日绘画、多所撰著的宾阳，计划重游马可波罗之旅以研究其游记的伦敦大学中古经济史教员鲍威尔以及一些研究语言宗教的东方学名家。
不过，最令胡适感到投缘的，莫过于维列。后者任职于大英博物馆，是罕见的语言奇才和文学家，他自称仅从路经伦敦的丁文江学了十几天中文，靠自学便翻译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又从事日本古典文学翻译，成为国际著名的东方文学翻译大家，译著风行欧美。同时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与思想，著述极丰。但他“从没有到过东方，而且不愿意去，因为怕一去之后把他对于中国的想象打破了”，希望“在心目中保持唐代中国的形象”。尽管如此，他却是翟理斯之后英国最杰出的汉学家，其成就迄今无人超越。
维列之名显于时，当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世纪20年代，他还只是崭露头角。胡适赴法之前就与之结识，谈过两次，觉得其“甚可爱”。回到英国后，两人多次共餐畅谈，互赠书籍。在致函徐志摩谈及访欧感想时，胡适仅举出维列与伯希和的名字，后者多半由于名，前者则显然发乎情。胡适对其关于佛教与艺术关系的书评价不高，但对维列称《胡适文存》的文字易懂则如遇知音，因为将“说就要人了解”奉为金科玉律的胡适文风，正以此见长。两人还就古代短篇小说的体裁及其来源有所论难。以后双方通信往来，维列“论《白话文学史》颇有见地”，引发胡适作关于《参同契》的考证。胡适称赞其“是绝顶聪明人，他的中国文字和日本古文的知识都很好”，可谓识人。1938年胡适再度访欧，与之重逢。战争期间维列见到来英伦的中国人，第一句话几乎总是打听胡适的近状，并相信其任驻美大使“是今日中美邦交最好的保障”。
胡适访英，受款待使其有发言资格，而一些小刺激又激发其抗争心。一次，几位英、德学者当面讥嘲美国，尤不赞成美国的哲学，却并未读过美国的哲学著作。胡适由此而生的感想是：“我感谢我的好运气，第一不曾进过教会学校，第二我先到美国而不曾到英国与欧洲。如果不是这两件好运气，我的思想决不能有现在这样彻底。”后来维列指出其所见英国人都是老辈，所以对于英国思想界的感想不佳。胡适部分接受，但不承认抱有成见。
其实，历史较长的欧洲在精神文化上轻视后起的美国，其源有自。胡适与《学衡》派的争议，某种意义上也有欧美文化异趣的味道。至于彻底与否，见于思想或许不过激进，见于学术则难免偏蔽。胡适参观牛津大学图书馆时认为其目录学不高明，中国部的错误“大可骇人听闻”，并骂所谓中国学大家巴克斯（E。T。Backhouse）“是一个大浑人”，让人觉得像是出了口恶气。现在的研究显示，胡适的评语确有先见之明。不过，该校的中国哲学宗教讲师修中诚喜用胡适的书。其人原为来华牧师，1922年5月与胡适相识于北京。1934年2月，在史语所的宴会上再度见面。陈寅恪到任前，他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主持牛津大学的汉学事务，并有所改革振兴。
1938年7月至9月，胡适再度访欧，先后到了英、法、瑞士，除会见伯希和、维列、翟来乐等老朋友外，还在剑桥大学汉学教授慕阿德的陪同下参观了该校图书馆所藏中国书，这是上次到英国时未曾看过的。其时慕氏已退休，陈寅恪愿为后继，两个月前胡适曾为此写信推荐。而最令胡适高兴的是出席国际史学会会议时结识了已75岁高龄的德国汉学大家福兰克。因为在此之前，两人曾结下不解之缘，而且其事在胡适与国际汉学界的交往史上，值得大书特书一笔。
1932年6月2日，德国普鲁士国家学院（P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函聘胡为该院哲学史学部通讯会员。当时中国报纸称：“德国普鲁士国家学院，与英国皇家学会齐名。该学院会员，能为世界著名之权威学者。柏林大学教授佛郎克近在该学院提议，通过选举胡适博士为会员，实为东亚第一人。”一时甚为轰动，教育部长朱家骅代表中国学术界致电申谢。胡适复函也说：“这是在世界学术界的最大的荣誉之一种。我这个浅学的人很少贡献，这回接受贵会这样奖掖，真使我十分感激又十分惶恐。”并以羊公鹤的典故，表示将努力在学术上多做贡献。为此，胡适对福兰克心存感激。开会期间，两人多次聚餐、游玩和交谈，临别“彼此都很恋恋”，预感后会不易。
不过，胡适获此殊荣，来历却颇为曲折。据深知内情的蒋复璁说，1930年他在柏林见到福兰克时，后者称：“法兰西学院已经举了罗振玉先生做通讯员，我们——普鲁士学术院本想举王国维先生做通讯员，可惜死了。”问有什么人可举，蒋提出章太炎，但福兰克毫无所知，“他要这个人的学问是贯通中西的，要外国人知道”，于是蒋举胡适，得到赞成。后蒋向胡适取得全部著作并经过提议审查通过，足足费了一年多时间。1933年伯希和在北平屡屡推崇王国维和陈垣，而绝口不提胡适，或是有所为而发。他于1926年在法兰克福曾公开批评德国的中国学殊不如人，这次大概是隐指所举非人吧。而胡适后半生治《水经注》公案，多少有力图表演长袖善舞之意，以免连补王国维缺的资格都不具备。只是那种过于专门的研究，并非四面出击者力所能及。曾经以考据为拿绣花针作玩意儿的胡适，不得不下磨铁杵的工夫，结果还是事倍功半。史料愈近愈繁，近世与近代史真相之难求，决不下于古史，与胡适原来以为“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之说迥异，这倒是胡适此举留下的宝贵经验，足以令一味偏重古史的学术界有所觉悟。
战争中福兰克在家乡附近的小镇艰苦度日，并继续撰写长篇巨著《中国通史》，虽侥幸挨过战祸，却于1946年出席学术院会议时因营养欠佳而暴卒。福兰克实为德国首任正式汉学教授，在他之前，汉学在德国仅为个人业余研究而无学院化，德国本土汉学家也受排挤。由于福兰克的不懈努力，1909年汉堡殖民学院设远东语言历史讲座，次年福兰克就任。他还促成1919年兴建汉堡大学，并将殖民学院并入其中。荷兰人哥罗特（J。J。Maria de Groot）去职后，他又成为柏林大学首位德人汉学教授。因此有人认为，福兰克之死，可象征早期德国甚至西洋汉学的结束，“同时现代西洋汉学与十九世纪前辈大师之联系亦告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