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半叶，国际汉学的特征之一，是在东方学的大框架内沟通中外关系，揭示古代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或者说将中国视为整个世界的一部分加以考察。受此主导制约，中外学者日益接近，联系交往日趋频繁。而欧洲作为国际汉学的发源地和大本营，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由于沙畹、伯希和等人的积极倡导并且身体力行，欧洲汉学界与中国学术界的交往由个别行为逐渐蔚为风气。论地域则不分国别制度，论人物则不分专业好恶。而中国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学术机构增多，专业研究者数量大为增长，方法上又有意学习模仿欧洲汉学的历史主义和科学主义，留学生也改变以往唯理工政法等实科是求的偏向，师从欧洲汉学大家者不乏其人。俄国在此期间虽然经历了十月革命的政治剧变，汉学研究尚能一脉相承，并保持和发展与中国学术界的往来。美国的汉学研究虽不及欧洲之盛，对中国的影响却别具特色。
“二十世纪法国对于汉学研究划一新纪元”，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人称国际汉学的沙畹—伯希和时代，两人师徒相承，统帅巴黎学派正统，先后执国际汉学界的牛耳。翻译介绍巴黎学派著述最多的冯承钧称：“近三十年欧洲汉学之发达，谓为沙畹提倡之功亦不为过。”这一时期开始之时，中国尚无正式的学术研究机构，1902年12月4日，在法国殖民统治下的越南河内召开了首届国际东方学术大会，出席者有来自法国、奥地利、荷兰、意大利、德国、挪威、暹罗、印度、日本和中国的正式代表37人，其他会员54人，发起组织会员22人，共113人之众，推举法国东方学院院长为总会长，日本的高楠顺次郎等5人为副会长。下设6个分会，依次为印度、印度支那、中国日本、音译法制定、印度支那言语学书、梵汉佛教学书。而代表中国与会的机构分别为法国驻华公使馆、帝国海关和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北华分会（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代表者均为外国来华人士。其他亚洲诸国除日本外，代表者也都是西人。只有代表日本政府和东京帝国大学的高楠顺次郎、代表日本东洋学会的南条文雄和藤岛了稳为非白人学者。所以日本人有所谓东洋学会，实由日本人和西人掌管而成之说。而会议的重要决议之一，却是举行对中国疆域的探险。
在此情况下，欧洲汉学界与中国人士的关系，依然部分继续以往传教士的风格，即借助中国人的帮助从事汉籍翻译。沙畹早年即在清朝驻法国公使馆参赞唐复礼的帮助下，着手翻译《史记》。他于1889年来华，任职于法国公使馆，继续译事，次年以《史记封禅书译注》（Le Traite sur les sacrifices Fong et Chan de Sen-ma Ts'ien）刊于《东方学会杂志》（J。of the Peking Oriental S。），以后将陆续发表的译文结集出版，被公认为历来的最佳译本。与一般翻译不同，在前言、评论和附录中，沙畹对国际汉学界存在的问题提出全面批判。其所加详细注释，比勘中外史料，实蕴涵多篇论文，尤其具有高水准的学术价值。他后来整理考释西域出土简牍，也得力于中国留学生吴勤训和魏怀的帮助。1907年沙畹来华进行北方考古考察，时有某俄人提议翻译中国历代正史，以沙畹为主任，“遍求世界各国学者之赞成，更请中国、日本、俄国、英国、德国诸皇帝及法国、美国诸大总统为名誉保护者”。此事后来未能实现，但得到不少国家汉学研究者的赞成。
因为有在中国实地研究的经验，沙畹感到治中国学须与中国社会实际接触，并能利用中国近代学者的研究结果作为参考。他本人喜爱中国风物，客厅中摆满中国古董，日本学者称之为最同情中国之一人。伯希和说：“研究中国古代之文化，而能实地接触当今代表中国之人，此种幸运，绝非倾慕埃及或希腊者所可希冀。知有此幸运而能亲来享受者，以沙畹为第一人。”沙畹几次来华，与中国学者有所交往。而中国学者游历欧洲，也往往登门拜访。1910年10月下旬，张元济访问巴黎，曾与沙畹畅谈。一个月后，金绍城由美国到欧洲考察司法监狱审判制度，也前往拜访，并得其见赠自著书籍及石印画册。金氏还与另一位法国东方学家微希叶（Arnold Jaques Antoine Vissiere）会面。其人能操北京语，善行书，治中国回教史事，后来曾任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校长。
1913年，沙畹通过伯希和与罗振玉书信往还，应罗氏之请，将所撰考释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所获西域简牍校本寄往京都。罗见其错误较多，与王国维协商，重新分类考订，编写成《流沙坠简》。因此机缘，罗振玉表示以中国西陲古卷轴入欧洲者所见仅百分之一二，欲至英、德、法各国阅览。沙畹闻之欣然，联合各国学者邀请罗振玉访欧，协助审定东方古物，罗复邀王国维同行。不料巴尔干战争突然爆发，事遂中止。1917年，沙畹在巴黎大学法华学会发表演讲《论中国人的道德观念》，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认为“其于汉学及东方学，不但博览旁通，知识渊博，且能明解中国礼教道德之精义，为其他西方学者之所不及”。连被人目为激进的蔡元培也称其“阐明中国儒士之优点，尤足引起吾人特殊之感情也”。中国政府曾赠以勋章，表彰其在汉学研究及中法文化交流中做出的卓越贡献。
1918年1月，正当盛年的沙畹不堪战争环境的严峻以及友人被难的刺激，52岁即溘然长逝，“东西人士，哀悼不置，傅增湘氏之唁函，尤为悲恻”。法国驻华公使柏卜（Auguste Boppe）到北京大学演讲，北大专门请其介绍沙畹的学行。柏卜一面称赞沙畹“学极淹博，性尤谦逊，在欧洲一生精于演讲贵国历史美术文学，宣扬贵国名誉不遗余力”，一面感叹“具有首倡此项演说资格”的沙畹“天夺其寿，实我中法两国之不幸也”，希望众多法国人士“步其遗尘，时来贵校交换智识，及贵国多数学生前往巴黎暨法国各省大学，研究学问”。
不过，当时正为推陈出新大造舆论的《新青年》，却对国粹派趁机鼓吹“东学西渐”大为不满。署名“冰弦”的《蔗渣谭》一文，为了反对国粹派引沙畹的“东学瘾”之深以自重，对其不免亦庄亦谐，出言不逊：“嗟乎！夏先生死矣，我固为好学不倦者哭。然而夏氏其人者，决不出两途：尊之则为采译《春秋繁露》冀与《天方夜谭》齐名之某氏；卑之则直作公牍读八股试帖诵缅甸佛经之俦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思想文化界潮流动向截然相反，沙畹之死的不同反响，虽然反映学问价值与时势人心的顺逆正比关系，毕竟显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学行浅薄的弊端。
沙畹的努力使法国的汉学研究进一步确立了在国际汉学界的领导地位，又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中心主义动摇、东方主义抬头的倾向交相作用，法国的相关学术团体开始注意与中国学术界的沟通交流。1922年1月，“西方专心研究东方学团体领袖”巴黎亚洲协会筹划于当年7月联合法国埃及古物学各团体，举行庆祝该会成立二百周年大会，特致函北大校长派遣代表参加。受沙畹的影响，其成就卓著的各大弟子如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高本汉、阿列克、叶理绥乃至及门戴密微等，均重视与中国学者学人的交往。只是各人侧重不同，分别而言，除高本汉外，均不及伯希和那样密切而且影响重大。
马伯乐学问渊博，对中国古史、语言、宗教、天文、哲学、术数，无不精通。或谓其“方面不及伯氏之广，而精深过之”，虽是见仁见智之说，但马氏深沉有思，则为公认。其治中国语言，足以与高本汉抗衡；所著《中国上古史》（巴黎，1927），尤为当时国际汉学的权威之作。1936年，他继伯希和之后，入选法兰西研究院评议员，得到法国学术界的最高荣誉。他曾于1908年、1914年两度来华，前一次据说参加过光绪和慈禧的葬礼，后一次则主要在浙江的杭州、绍兴、宁波、天台山进行宋元时代佛教美术资料的考古调查。马氏通晓日语，与日本中国学界的联系更多，曾任日佛会馆学监。但喜爱中国文物故事，其中文名字即取自伯乐相马的典故。后来虽然未再到中国，却始终关注中国学者的研究进展。1927年他为《最近五十年的史学与史学家》一书撰写了中国及中亚部分，评介整个国际中国学界的研究状况，提及的中国学者有罗振玉、王国维、胡适、朱希祖、顾颉刚、张凤举、梁启超、陈垣、刘复、贺之才、朱家健、蒋瑞藻等，尤其注意归国留学生努力运用西洋研究法的新兴学问运动，认为时日虽浅而作品甚多，显示了令人感兴趣的结果。1935年，马氏又撰文对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予以评介，后者为此专门写了《答马伯乐教授》，以谢其称许，并有所讨论。1937年冯沅君翻译出版了马氏的著作《书经中的神话》，顾颉刚在序言中称此书打破了中国一班研究古史的人“建设‘真善美合一’的历史的迷梦”。
马伯乐“喜与中国人士接交，强作汉音，殊有风趣。盖其不唯一代汉学大师，且一爱护中华之高士也”。他曾担任巴黎大学中国学院研究指导委员会委员，并一度任教于该学院，后因与校务长葛兰言不和而退出，中国留法学人陈定民、高名凯等与之交往甚多。其客厅陈设简单，满壁中国字画，几上摆放中国瓷器，好与来访者鉴赏切磋。1931年吴宓访欧，在英国与之会面，曾共同考释一中国碑文，两人“为指出若干字，尚留阙文”。吴宓称“陈寅恪必能解之”，并对马氏竟不知陈氏其人而大感惊讶和遗憾。陈寅恪为学，不仅以考据治有形之史事，更能进而显现无形之精神义理，一般难以领悟。在中国行内人士学问愈精深者愈是由衷钦佩，但在国际汉学界，包括号称理解中文较西人优的日本，真正的知音却十分罕见。马伯乐虽然全面关注中国学术界的研究动向，也很难超越其局限。
马伯乐“爱好中国古物，中国古代的文化，爱好中国朋友，自然更不会忘记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每见到中国人，“必谆谆以中国抗战情形相询”，“对于我国单独抗敌的勇敢精神，寄以深刻的同情”。并且表示：“待中国胜利之日，他将再来中国一行。”德国占领法国期间，马氏反对德法合作，唯一的爱子参加地下抵抗运动，后又为躲避逮捕，逃出法国参加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纳粹恼羞成怒，将马伯乐夫妇投入监狱以为人质。1945年5月15日战争结束前夕，马氏不堪虐待，死于集中营。其高足叶理夫（Vadime Elisseev）时任法国驻华使馆文化专员，在新闻处出版的周报中向中国学界通报了这一噩耗。方豪、陈定民、高名凯等人相继为文，悼念这一“全世界研究汉学同志的损失”。
葛兰言在法国学术界中被视为秉性倨傲，为人尖刻。他任巴黎大学附设中国学院校务长期间，与马伯乐屡次争执，致使后者辞去兼职。据说吴文藻游法之时，曾三过其门，不得一见，最后还是经莫斯介绍，方获晤谈。1919年蔡元培长校北京大学时，与来华的葛兰言见过几次，欲聘其任教，葛氏不肯留京。但这位与中国学者一向缺少联系的汉学家兼社会学家，对中国留学生的态度却相当宽厚热情。早在1921年2月，留法中国学生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巴黎分会曾请几位法国学者发表对于宗教的感想，葛兰言最先作答，他说：“我一点不迟延，便回答贵会的问题，你们贵会可算是最令我特别注意的。”对于所问人是否宗教动物，新旧宗教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以及新中国是否还要宗教等三大问题，其简要的答复是：“人类由有宗教渐渐变到无宗教，要算是人类的根本进化”；中国旧宗教已随社会变迁而消灭，无须白费力气以求恢复，希望中国人的思想“永远保守这个无宗教的道德精神”；为一民族重建一种宗教，为矫揉造作且甚危险之事，新中国“在今日无宗教的需要了”。这对留学生很有鼓舞作用。先后从学者有杨堃、李璜、凌纯声、陈学昭、陈锦等。
不仅如此，葛兰言还对中国文化深深景仰。他曾说：“中国代表一种文化传统，它是西方最好传统的姊妹。因此我们希望它所代表的理念获得成功。”杨堃因而称葛氏不但是一位伟大的西方汉学家，而且是中国的伟大朋友。他也曾于1911年、1918年两度来华，先为学术调查，后来则是外交公务。他虽与马伯乐不睦，但两人都是“当时法国汉学家关心中国抗战前途最切的”，“是中国最真挚之友人”。治学之外，葛兰言还勇于任事，1926年他出任由中法共同创办的巴黎大学中国学院校务长，由于其热心办理，使院务“大有蒸蒸日上之势”。他虽然认为中国无须恢复宗教，但对来访的中国宗教界人士却热忱接待。1928年9、10月间，太虚法师访问巴黎，两人在中国驻法国使馆的宴会上见面。后来葛兰言听说太虚有意发起世界佛学院，即邀请太虚过其家商议，并担任发起人，还为太虚在巴黎大学演讲“中国禅宗”时担任翻译。
1940年，葛兰言愤恨入侵的德军猖狂，56岁即告别人世。但其对中法学术研究及交流的影响则一直持续。次年，在北京成立了中法汉学研究所，“主其事者为沙畹教授之旧友与常为葛兰言教授计划改正其著述之良友铎尔孟（Andre d'Hormon）先生，及葛教授最得意而成绩斐然之门生杜让（伯秋）（J。P。Dubose）先生”，中方成员中如杨堃等人，也是葛氏的弟子。该所1942年秋设立的语言历史组，计划之一是将葛兰言的《中国思想论》（La pensee Chinoise）一书译成中文。杨堃对其学说的介绍，也主要在这一时期。可以说从这时起，葛兰言才为中国学术界所了解认识。可惜在畸变的形势下，影响难以广泛。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学者仍然认为在北京的葛氏门生将继承发扬其所开创的学风。
巴黎学派的其他汉学家，也不同程度地与中国学者有所联系。佛教及梵文学者列维（Sylvain Levi）20世纪20年代来华游历，在北京大学演讲法兰西学院史略。戴密微任厦门大学哲学教员期间，参与该校国学研究院的筹备并任筹备总委员会委员，出席过讨论修订章程的会议。他与任教于该校的陈衍、缪篆等人有所交往，1926年7月，戴密微归国省亲并欲游学日本，陈、缪等分别应其所请，赠诗送行，戴氏则还以瑞士山水画册。
长期在华教授法文的铎尔孟，与众多中国学者建立友谊，他参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活动，与钢和泰（Alexander Wilhelm Baron von Stael-Holstein）、尉礼贤、福开森（John C。Ferguson）等人参加柯劭忞、罗振玉等人组织的东方学会，后来又负责中法汉学研究所，虽不是专业汉学家，但于中法汉学交流关系甚大。
另外，刘复留学法国时，参加巴黎大学助教阿脑而特（There'se P。Arnould）女士主办的歌谣演讲会，与之谈论中外歌谣，并请她担任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特邀通讯员。该女士将所撰研究歌谣报告编为“民歌通论”、“圣诞歌”、“民歌与神话”、“民歌与戏剧”等四编，分别寄赠北大国学门。
1936年1月，访学巴黎的王重民、庄尚严、傅振伦等人应罗道尔（Robert des Rotours）之邀，赴巴黎郊外维罗弗勒村午宴，阅览其拍摄的天龙山石窟寺造像、北平古迹名胜及民俗等照片。罗氏有欧洲第一汉籍收藏家之称，尤好唐代历史，翻译过《新唐书·选举志》，编制了《唐书》人名卡片索引，收藏唐代图书资料颇多。他还委托北平西琉璃厂来熏阁代为采购中国新出版的重要图书、杂志10余万卷。
与法国其他方面的对华态度相比，汉学家的真诚更显得突出。1929年，中法双方协议合组考察团，分头考察中国西北及中亚，预定会合后同返北平。1931年4月出发，法方成员不听中方团长约束，不遵守协议悬挂中国旗，擅摄影片，阻止中方公报考察情形，并侮辱殴打中方成员，而巴黎国际殖民地博览会称该团为黄种巡察团，与黑种巡察团并举。古物保管会闻讯，决议取消联合考察，并向巴黎博览会提出抗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后来居上，声势上压倒欧洲，很大程度仰仗其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发展经济，由债务国变成债权国，能够大笔投资于中国研究。而法国的汉学研究，却始终在财政拮据中艰难生长。几代汉学家均将有限的资金尽量用于购买书籍资料，其他条件则并不好。伯希和与马伯乐在法兰西学院所开课程，课室在陈旧楼房与地面平行的又小又暗的房间，学生也不过五六人。但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他们的讲座却吸引了欧美各国的许多研究生和学者前来听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