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与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合作，透过直属联营机构成立“加拿大怡东财务有限公司”的附属公司，斥资8500万港元购入港岛北角半山著名风景区的赛西湖大地皮一块，占地面积达8万平方米，平均每平方米地价不过1066港元。仅用约0．5万平方米地皮兴建10幢高级住宅大厦，每幢4层，全部大厦楼面总面积达12万平方米，于1978年全部售出。由于大厦仅占全地盘面积的6％，余下约7．5万平方米即占地盘约94％均为空地，利用赛西湖风景区优美的自然环境，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娱乐、运动和休息场所。
1976年长实进一步发展，大量收购地皮及楼宇，其主要有：
（1）与新鸿基、亨隆及周大福合资购入高士打道、港岛湾仔海旁的英美烟草公司原址，该地盘占地约0．6万平方米，计划兴建5幢30层高住宅／商业大厦，其中包括伊丽莎白大厦及洛克大厦。
（2）与香港另一家地产公司合作购入薄扶林道RBL806-807号地段，该地段占地约逾1．9万平方米，计划兴建住宅大厦，约有楼面面积9．3万平方米。
（3）购入占地约0．1万平方米的英皇道499号和占地约427万平方米的马宝道78号，计划兴建一座24层高工业大厦。
（4）购入九龙尖沙咀汉口道2号现在商业大厦全座（美轮酒店现址），占地约0．1万平方米，楼高14层。
（5）购入香港坚尼地道凤凰台地盘其余50％权益，占地约0．5万平方米，为5座兴建中的高级住宅大厦，每座楼高19层，楼面总面积约3．3万平方米，住宅单位共360个。
（6）购入九龙琼林街地段N．K．I．L15722号工业用地一块，占地约0．5万平方米，计划兴建13层高新型工业大厦，全部楼面总面积约达5万平方米。
（7）购入葵涌地段K．C．T．L322-325号工业用地一块，占地约0．9万平方米，计划兴建12层高新型工业大厦，楼面总面积约达7．4万平方米（长实占50％权益）。
（8）购入九龙金巴利道25号现成商业大厦全部楼盘，占地约585万平方米，楼高7层，计划改建为一座17层高新型商业大厦，楼面总面积可达0．6万平方米（长实占50％权益）。
（9）购入新界屯门农地（属政府蓝图内地农地），占地共约12．5万平方米（长实约占5．1万平方米），等等。
这一年，长实集团的资产净值总数达5．36亿港元，比1972年公司上市时的法定资本2亿元增加了1倍以上。全年除税后之综合纯利达5887．9万港元，仅租金纯收入即达2192万港元。
一般地说，投资股票必须根据本地“市场走势”和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确立熊市或牛市的趋势，然后决定买入或卖出。在香港，能否利用股票市场，关系到每一个公司企业的成败。许多地产公司不谙此道，在股市疯狂时期将上市集资所得悉数购买高价的股票，结果在股市大跌中焦头烂额，一败涂地。但长江实业却能从股市上升中获得大量现金，趁地价低落时又购入大量地盘。经营手法之高低，相去何止千万里。
1977年长江实业突飞猛进。李嘉诚在1976年度业务报告中乐观地说：“1977年香港经济及一般工商业有所进展，以本业而言，购买楼宇需求依然殷切，楼价则因地价高涨及建筑成本关系仍然缓步上升。租值方面应可维持稳定。”他看准了地产市场的极好前景即将到来，特地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做出集资决定：将当时法定资本港币2亿元增加至港币3亿元，即增加票面值每股2元的股份共5000万股；发行每股票面值港币2元的新股2000万股，以每股港币5．6元价格并由获多利有限公司以配售方式全部包销，获得新资金1．1亿港元。同时又与国际银行签订4年长期贷款。上述两项新资金共3．1亿港元，为长江实业在1977年进行庞大投资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由于李嘉诚出色的财务管理，长实集团在短短几年内获得了飞速发展。到了1981年，长实集团总资产跃至13．85亿港元，首次突破10亿港元大关。几年间，长实盈利增长近30倍，全港瞩目，不同凡响。1988年，李嘉诚的事业再上新台阶，与汇丰银行强强联手，重建了位于中区黄金地段的华人行。李嘉诚的事业一步一步地做大起来。
商海中的股市浪潮大起大落，让人捉摸不定。只有精心策划每一步投资战略，才能达到“步步为营步步赢”的境界。
[投资金律]
身处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应该求知，求创新，加强能力，在稳健基础下力求发展，居安思危。无论发展得多好，你时刻都要做好准备。
4．用心思考，抓住趋势
我们知道，投资是一项带有严密的科学性的智慧活动，因为投资必须考虑到投资环境合适与否。李嘉诚深知投资环境如果还不成熟，一旦投资，就会造成进不能进，退不能退的尴尬局面，因此对于投资环境的选择十分审慎，一直把它作为战略决策的重要前提。
李嘉诚坚决不迁册海外，在长达十余年的迁册风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在投资内地问题上，他却显得十分保守，甚至明显落伍，与他在海外的投资不成比例。然而1992年以后，他在大陆的投资却一发而不可收拾，后来居上。这种变化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一时间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曾经有记者问李嘉诚：“为什么你在1992年前，只在中国内地大笔捐赠公益事业，而基本上没有投资？”李嘉诚回答说：“我们一直在部署，到1992年，大陆的投资条件才算成熟。”
从李嘉诚的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他在投资方面独到的见解，而这些见解或许就是他成为华人首富的秘诀。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政府积极推行对外开放政策，开始大力引进外资。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港资投资内地，渐成风起云涌之势。在这股投资潮流中，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主，他们多在珠江三角洲开办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因为这类企业易进易退，风险很小，而且利润也不低。
而最令人注目的是，不少香港大财团开始参与投资内地的基本建设。1979年，霍英东参与投资广州当时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白天鹅宾馆建设；与此同时，包玉刚投资改建宁波北仑港；利氏家族兴建五星级的广州花园酒店。从1983年起，郭鹤年先后在内地兴建了北京香格里拉、杭州香格里拉、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等10多幢大型物业。而胡应湘则牵头兴建了广州中国大酒店、深圳沙角发电厂、广深珠高速公路等数项大型工程。
在这股港资大举进军内地的大潮中，李嘉诚明显地落伍了。他虽然也参与了内地一些项目的投资，但这与他控有的香港最大财团、投资海外的大手笔相比，显得极不相称。他频频往返于欧美与香港之间，也频频往返于香港与内地之间，但是在内地人们的眼中，他只是一个慷慨大度的慈善家，而不是一个大刀阔斧的投资家。
在李嘉诚看来，那个时候内地的投资条件还不是很成熟。在内地，关于改革开放出现的一些新事物，姓社姓资的大讨论持续了10年余之久，仍在激烈地进行着。到内地投资，还有不少框框和禁区。海南省政府搞了个洋浦开发区，一时间嘘声四起，光唾沫都要把省政府官员淹死。李嘉诚不去冒这个险，并非不看好中国的前景，而是在等待内地的投资环境更加成熟。
《加拿大财经时报》记者曾这样说，李嘉诚等香港大富豪，拿出盈余的很小一部分，去中国内地做令内地人非常吃惊的慈善事业，目的是购买政治保险，维护家族在港的利益，所以他们宁可不远万里来加拿大投资，也不敢进香港的后院中国内地投资。
这只能是该记者按照自己的逻辑，做出的臆断。事实上，根据李嘉诚一贯的作风，他素来不喜欢抢“头唆汤”。假如过一条冰河，李嘉诚绝不会率先走过去，他要亲眼看到体重比他重的人安然无恙的走过，他才会放心跟着走。“稳健中寻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这是他经商的信条。已过花甲之年的李嘉诚，稳健还趋于保守，闯劲似乎不足。
然而，李嘉诚闯劲不足后劲足，这一点有口皆碑。在战后崛起的华人财团中，李嘉诚不是率先跨国化的，但他在加拿大的投资，没有一个华人巨富可与之论伯仲。李嘉诚在内地的投资，亦是如此。当然，前提是他看准了形势，认为时机已到。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他的一系列讲话公布之后，被海内外舆论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声春雷”，其意义不亚于三中全会。一时间，股票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引进外资热，一些过去不敢想象，且被人为贴上“资本主义”标签的事物，在华夏大地蓬勃兴起。
1992年4月27日，李嘉诚分别受到江泽民、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从北京带回了“尚方宝剑”。形势变得明朗起来，李嘉诚由此开始了在内地的大规模投资。
香港与大陆的关系虽然血浓于水，但在行政与经济上毕竟还有一定距离，一旦投资内地，就完全置于内地的管理之下，而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商人毕竟还是普通老百姓，古人说“民不与官争”，不是要不要争的问题，而是能否取得胜利的问题，如果无法取得胜利，就不如避免麻烦。李嘉诚虽然富于爱国心，但是投资毕竟不是行善，在这种情况下，投资条件是否成熟，是一个成熟的投资家不能不认真考虑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在1992年前后对内地投资炯然不同的态度了。
[投资金律]
在李嘉诚看来，真正的投资高手都善于观察周围的一切变化，看一看自己的实力有多大，才能不输给盲目的自己。在趁势挺起者的眼神里，随处都是财富，都可加以充分发挥，从中挖掘资源。李嘉诚的眼中到处是财富，因为他把趁势挺起的过程看作是积累财富。
5．见好就收，见坏更要收
美国通用公司总裁韦尔奇的理想，是能够按照自己的目标去规划自己的公司、自己的人生，因此他总是重拳出击，挑战一切有碍于自己发展的各种因素。李嘉诚也是这样，他用“活坚持”的办法操纵自己的投资目标，从不愿意浪费一个可行的目标和计划，但也从不盲目的出手，所以他的目标就成了其经营财富人生的指南针。
当然，李嘉诚的投资能力是超乎一般人的，他常把能力作为自己的训练内容，反复锤炼，坚持提高，终于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目标，构成了非常精彩的成大业者的人生轨迹。的确，如果没有“活坚持”式的操纵成功目标的投资能力，李嘉诚无论如何也建造不起如今的财富巨塔。
在李嘉诚看来，经商要能围绕自己的中心点，不能放弃自我，这里面就存在着一个如何坚持的问题，不能死坚持，要会活坚持，因为每个商人都是与时局相关的。大商人总要考虑到政局与商势的关系，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商势与时局相融。
因经商环境不利，李嘉诚宣布搁置在香港的百亿投资。一石激起千层浪，香港各界众议纷纷，毁誉皆备，并引起香港特首乃至更高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1998年夏的中国大陆，长江这条中国第一大河，成为国人心中的“危河”，长期的水土流失，泥沙淤积，母亲河在多日暴雨的冲击下，终于向她的儿女发难了。
1998年夏的香港股市，长江实业这只以实力著称的“龙头”股，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打击下，股份下滑，一时间众议纷纷。机缘巧合？一向不信命的李嘉诚绝未想到，在同一时间，两条“长江”一同接受考验。
岁末，长江的风浪已平静多时，在国人的爱心和顽强精神筑就的大堤前，又是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李嘉诚的“长江”，在特区政府救市之后，也因企业实力雄厚，股价一路回升。然而，泥沙仍在，隐患犹存，作为世界级富豪，李嘉诚对香港、对中国、对亚洲经济发展是否仍有信心？
1998年元旦前后，香港的商界领袖李嘉诚公开指责香港政治环境不和谐，“民主是建立在法律精神上的，并非可以随便骂人”。由于投资环境不好，他决定取消原已确立的与外资合作的100亿港元的投资计划，“情愿做少一些，以免树大招风”。
李嘉诚此言一出，舆论大哗，认为有“威吓政府”之嫌。政务司陈方安生连忙给李嘉诚打电话，得知不是针对政府才松了一口气。
1999年，《南风窗》杂志发表秦朔的文章，探讨李嘉诚与董建华面对逆境的作为。
到1999年，香港经济的冬天已经整整持续了一年多，仍不见曙光。财政司曾荫权说，“香港过好日子已经过得太久了”，现在这个必要的调整过程“无疑是难熬的”，因此，“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以和衷共济的态度去面对困难。更重要的是谨记：面对逆境，绝对、绝对不可以泄气”。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但经济运作有其自身的规律，远非哪个人说句话就能解决得了的。正如特首董建华所说：“经济的进程不是好像电灯开掣，一开就有光，是要有过程的。”